在宋太祖赵匡胤的身上，最热门的标签恐怕就是黄袍加身、杯酒释兵权和烛影斧声了。从上期起我将用三篇文章分别聊聊这3个话题，此为第二篇（第一篇的传送门在文末）。

我一直坚持这样一个观点，那就是在两宋之前是没有文武之别的，更准确的说是文武间没有贵贱之分——一个武将要是功勋卓著了，位列宰辅根本就不会有人提意见，而所谓的“出将入相”，更被视为臣子的职场巅峰。同时哪个文官要是长得膀大腰圆，让皇帝觉得他应该很会砍人，于是就将其转调武职，一般也不会有什么问题，更不可能被认为是对文人士大夫的羞辱。

像诸葛亮、王猛、李靖这样既能上马平天下又能下马治天下的全才，在两宋后基本绝迹

为啥？尽管隋唐已经开始搞科举，但在两宋之前官员入仕的标准从来不是考试成绩，而是看你家的门槛高不高。也就是说，在两宋之前“东华门外以状元唱出者乃好儿”（《默记·卷上》）之类的论调压根就没市场。非得要在官员间分出个贵贱的话，论的也不是文武之别，而是比祖宗。

说白了，就是看家世、门第。打个比方，一个五品官在公开场合遇到了个三品大员，低品的当然要率先向高品的行礼，这在哪朝哪代都不例外。可要是在私下场合呢？比如那位三品大员去五品官家里做客，再假设那个五品官是清河崔或荥阳郑这样的顶级士族子弟，而三品大员只是低等士族或寒门出身，那会发生什么？

很简单，三品大员甚至没资格让五品官“中门大开”迎接上官，只能灰溜溜的走侧门或角门。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一个大字不识一箩筐的粗鄙武夫只要出身高姓大族（当然这只是假设，士族里出文盲的可能性基本为零），那些寒门或低等士族出身的文官哪怕再学富五车，又有什么资格瞧不起他、搞什么文尊武卑？挤破头去溜须拍马还差不多。

在士族一统天下的时代，比较贵贱的标准是家世门第，而非文武分工

但在唐末经黄巢和朱温的联手屠戮，使得“天街踏尽公卿骨，甲第朱门无一半”之后，高门著姓彻底被杀绝，世间再无士族门阀。

从两汉发源直至唐末灭绝，一个影响甚至是主导了中国历史近千年的阶层的骤然覆灭，必然会给当时的社会发展造成极大的困扰。而首当其冲的倒霉蛋，就是唐末直至五代十国的官绅黎庶，而最终解决了这个难题的，则是宋太祖赵匡胤。

尽管他给出的解决方案，无比的别扭，更造成了无尽的遗憾。

中国历史上最混乱无序的时代大概有两个，一个是五胡十六国，另一个则是五代十国。

前者的混乱是由内附的胡族引起的。人家本来就是蛮夷嘛，文明程度不行，汉晋以来又被汉 人欺负得生不如死，彼此间仇深似海，所以满脑子除了烧杀抢掠别的啥也没有在某种程度上也不是不能理解。但后者又怎么解释？

五代十国就是唐末藩镇彻底失控后的产物

在前文中我们说过，在唐朝的大部分时间里，藩镇割据确是事实，但朝廷在大体上还是能摆弄住他们的。而藩镇的全面失控，是从黄巢之乱和朱温崛起开始的，这与士族门阀覆灭的时间点是基本一致的。

这是巧合吗？当然不是！

士族门阀发源于两汉，崛起于魏晋，兴盛于南北朝，到隋唐时开始衰落。但哪怕走下坡路了，这个庞然大物在世间也难寻个够分量的对手，经常连皇帝都看不起：

“民间脩婚姻，不计官品而上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新唐书·卷一百七十二·列传第九十七》）

这是咋回事？在晚唐时，唐文宗李昂想给太子找个媳妇，挑挑拣拣后相中了宰相郑覃的孙女。话说郑覃出身荥阳郑氏北祖第二房，属于著名的“五姓七望”中的顶级士族。虽然在此时早不复从前风光，连郑覃能当上宰相还要靠大宦官仇士良的默许，而且他跟李昂都有心倒宦，算是政 治盟友。如果二者联姻，无论对哪家都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但郑覃对尊贵的太子妃根本不屑一顾，宁愿把孙女嫁给清河崔氏家的一个九品小官，这才把李昂气得破口大骂。

今天的我们可能会不理解，早成落难凤 凰的郑覃到底是哪来的底气敢驳皇帝的面子？实际上这个底气人家不但有，而且大大的有。

士族门阀的权势和地位之高大上是今天的我们很难理解和想象的

士族门阀能在近千年的时间里主导历史发展的走向，能历经朝兴朝灭我自岿然不动，诀窍就在于他们不仅霸占了当时社会上绝大部分的土地、人口和财富，更在于垄断了知识、文化、教育和人才。

前者很好理解。甭管是皇帝还是藩镇，如果得不到士族的配合就招不到兵，即便抓来壮丁也搞不定粮草、军饷。甚至要是把这帮靠祖宗遗泽才能耀武扬威的家伙惹恼了，人家扶植个敌对势力把你的地盘、江山掀翻也不算啥稀罕事——从魏晋到隋唐，哪次改朝换代的背后没有世家大族的影子？

而后者才是士族门阀能屹立千年不倒的“核心科技”。举个例子，今天的我们要是想让孩子学习下《论语》，一杯奶茶钱能买回来两三本。可在以“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著称、以富庶盛于全唐的开元盛世时，一本《论语》售价几何？

答案是需要耗尽一个长安城的中产家庭全部的月收入，才能换回那本不足两万字的薄薄的小册子。

所以寒门乃至低等士族家的孩子即便聪明绝伦又如何？相当于现在几千块一本的《论语》你买得起吗？即便买得起又如何？因为科举考的是《论语》之类典籍的条例（即义例、体例）、章句（即分章、分段和断句）以及传诂（即解释经籍的文字），这些书都被士族门阀垄断，是秘不外传的“家学”，是绝不可能印刷出来并卖得满大街都是的。能学到这些的，只有世家子弟以及投靠到其门下的庶族文人，其他人想都别想，拿多少钱都换不来。

谁能想象这么本薄薄的小册子竟能买到几千块钱一本？

所以甭管隋唐两朝如何的推广科举，能考中的也唯有士族子弟及其门下走狗。所以甭管李世民及其历代子孙如何苦心积虑的收拾士族，到头来的结果还是李昂想跟人家荥阳郑氏联姻都没资格。

但这也不全是件坏事。毕竟除非被威胁到核心利益，士族门阀是追求社会稳定、一统，反对战乱与分 裂。毕竟要是天下乱了，他们既赚不到钱也当不好官，没准还会危及小命。

从秦汉到隋唐，冲在抵御外族侵略和保家卫国第一线的，大多是士族子弟

要换成其他朝代，在安史之乱后就该走向末路了，可唐朝却硬生生熬过了将近150年，凭啥？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日趋没落的士族门阀早没了祖先们的雄心大志，觉得好死不如赖活着，有这么个半死不活的大唐朝杵在他们头顶上，也挺好。

正是有了士族门阀的全力支持，李家皇帝才有资本在内斗宦官、压藩镇，对外也挺硬气，生生熬没了吐蕃、拖垮了回纥、磨降了南诏。

但黄巢之乱一起，一切就都不一样了。因为自身实力太差，所以黄巢始终无法建立稳固的根据地，只能流窜作战。这样一来，士族门阀用以自保乃至借机扶植“独角兽”势力以图壮大自身的传统艺能就全然没了用武之地——对黄巢来说，与其费老鼻子劲去拉世家大族的“天使投资”，反倒不如杀一波、抢一把弄到的利益更大。

黄巢之乱历时7年，波及到大半个中原，所到之处传家数百乃至上千年的著姓高门无不被斩尽杀绝、洗劫一空。这就导致大唐朝用以维持统治秩序的中坚力量被破坏殆尽，再也回不到从前了。

而打着平乱旗号趁势崛起的如朱温、李茂贞、李 克用的藩镇军阀也突然发现，以前各种阻碍他们自立、与大唐天子叫板甚至反压一头的势力近乎被一扫而空，他们终于可以为所欲为了！

由黄巢和朱温联手覆灭士族，既是偶然也是必然

也正是从这时开始，以前对皇帝哪怕心里不服但表面上也得服服帖帖的藩镇军阀翻身做了主人，高高在上的大唐天子统统成了他们的傀儡。20多年后，不耐烦的朱温干脆一脚把那个任由自己摆弄的傀儡踹下台，自己也过了把称帝的瘾。

不过沐猴而冠的朱温却没有大唐天子的权威，于是天下各路藩镇纷纷自立并彼此攻伐，遂有五代十国的乱象。

篡周立宋的赵匡胤，本质上跟此前的朱温、李存勖、石敬瑭、刘知远以及郭威没有任何区别，都是藩镇军阀。因此别看他今天蹦得欢，没准明早就得拉清单——五代十国时三年弑一帝、五年易一朝属于常规操作，要是连续十年八年都没人谋朝篡位才会让人感觉不习惯，没看朝中充斥着各种三朝、四朝元老，谁要是没跟过两个以上的主子混过，出门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

所以黄袍加身后的赵匡胤，最大的忧虑就是不知道哪天就被某个刚刚还在向他称臣的野心家掀下了台。这样一来，他的大宋朝免不了会成为五代之后的第六代，姓赵的全家老小都得被斩尽杀绝。

这样的焦虑，恐怕朱温、李存勖们也曾有过。那为啥只有赵匡胤解决了这个问题，其他人却只能沦为时代潮流的炮灰和垫脚石？

北宋宰相吕蒙正那句著名的“非我之能也，此乃时也、运也、命也”（《寒窑赋》），可以充作这个问题的答案。

赵匡胤能成为命运的宠儿，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

后梁、后唐一度并立，而且互为死敌。后梁灭亡后，后唐虽一时独大，但迭遭内部叛乱，造 反的还都是宗室（虽然都是义子）。因此这两朝即便有心整顿内部，也无力实施。而后晋、后汉本身就国力孱弱，又受到契丹强大的外部压力，能苟活下来已是幸事，根本无心奢求其他。

后周立国前后，正赶上契丹一代雄主耶律德光去世，国内各方势力为争位爆发了内战。随即继位的辽穆宗耶律璟绰号“睡王”，这厮啥事都干，但就是不干正经事。于是契丹陷入全面的混乱，后周不但国防压力大减，居然还能发起反 攻，一度看到了光复燕云十六州的希望。

但后周问题在于倒霉——郭威在位仅3年即亡，柴荣花大力气为政 治改 革和军事反 攻打基础，等一切准备就绪时也暴病驾崩，结果全都便宜了赵匡胤。

据说在建隆二年（961年）七月初九日，赵匡胤听从了赵普的意见，把所有的禁军高级将领、或者换句话说就是全部有可能谋朝篡位的怀疑对象都招进了宫中一起喝酒。席间老赵故作忧虑状感慨道最近晚上都睡不着觉，他的结拜兄弟石守信就接茬询问缘故，老赵白眼一翻答曰你们这帮家伙昨天能让朕黄袍加身，谁知道明天会不会又扯件破袍子套到别人头上？

杯酒释兵权这种传奇的故事，很可能根本就没有发生过

石守信等人一听这话全都傻了眼。而且甭管他们有没有过这个心思，但此时人在屋檐下，就不怕老赵摔杯为号，然后甲兵四起？

于是好汉不吃眼前亏的一众大将纷纷拜伏于地，请皇帝陛下给指条明路。

早就等待着这一时刻的赵匡胤，便给出了自己的办法：

“帝曰：‘人生如白驹过隙，所为好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卿等何不释去兵权，出守大藩，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远之业，多致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朕且与卿等约为婚姻，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续资治通鉴·卷二·宋纪二》）

这就是“杯酒释兵权”的故事，但完全禁不住细品。

这个故事的出处，首见于真宗朝宰相丁谓的《丁晋公谈录》，此后又在仁宗朝宰相王曾的《王文正公笔录》和哲宗朝宰相司马光的《涑水纪闻》中出现过。但三者的记载，矛盾迭出，比如最早的丁谓只说赵匡胤罢去了石守信、王审琦二人的兵权，并未提及设宴等环节；到了王曾那里，出场的主角除了石、王外，又多了好几个高级将领，跟老赵酒也喝上了、旧也叙上了；轮到司马光执笔时，就是所有的大宋朝高级将领汇聚一堂集体被老赵忽悠了。

反正就是时间过去的越久，情节就越清晰，内 幕就越丰富，记载得就越详细，也就让我们愈发的容易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这事不靠谱。

故此，在北宋官修史书如《太祖实录》及《三朝国史》中，对此事未提一字。到了蒙古人修《宋史》时，也觉得这个故事实际发生的概率太低，故此也未采纳。

在正经的史书中，根本就找不到“杯酒释兵权”的踪影

其实只要是熟悉那段历史的人都会知道，想仅凭一杯酒就解决掉军阀这个困扰了自唐末到五代的无数帝王的难题，实在是太过于儿戏了。

在上篇文章中我就说过，五代时期军阀肆虐、以臣弑君成风这一问题的关键并不在李嗣源、李从珂、石敬瑭、郭威或赵匡胤这些“乱臣贼子”的身上，而是在于军 队体系就是为了动乱、破坏而生的。那么五代时的军 队体系是个什么玩意？简单说就是个军阀套娃。

那时候能当上一国之君（仅指五代）的，通常就是天下最大的军阀。而这个最大的军阀是没工夫去管理军 队里千千万万个大头兵的，所以得仰仗手下的几个大军阀，然后大军阀之下还有中军阀，中军阀下边又有小军阀……反正军 队里充斥着各式各样的军阀，简直就是“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的一副奇景。

所以赵匡胤说他黄袍加身是被逼的，未必就是得了便宜还卖乖，反而很可能是实情。毕竟当军阀的，追求的就是权势和利益，老赵这个当时后周最大的军阀可能会对自己的现状很满意，但他麾下的大、中、小各式军阀却未必。这些人想要的更多，就得推着自己的老大再进一步，在这种情况下赵匡胤能怎么办？五代时士兵哗变拥立主将称帝，然后主将不同意就被宰掉，再公推另一人代替的例子，还少吗？

因此即便赵匡胤真的靠一杯酒就把石守信、王审琦等高级将领的兵权统统罢掉，其实还是卵用没有。因为石、王下课了，老赵还得派新人取代他们的位置、继续当大军阀。即便他派去的新人忠诚可靠，但原来的中军阀、小军阀还在呢，如果这些人再哗变，谁能扛得住？

很多时候，让老大飞上天际或载进泥坑的，都是被小弟们逼的

想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赵匡胤就得给全军上下都赐上一杯酒。且不论他有没有这么多钱去收买人心，信不信他敢这么干，大宋朝就得当场玩完？

实际上赵匡胤终结了五代军阀肆虐的歪风、让大宋朝得以享国300多年的诀窍，并非靠的那杯酒，而是对军 队体制乃至于统治秩序做了一次彻底的改 革。

赵匡胤及他的大宋朝之所以能成功，全拜柴荣所赐

当然这还要感谢柴荣——这位周世宗“神武雄略，乃一代之英主也”（《旧五代史·卷一百一十九·周书世宗纪第六》）。他仅用了6年多的时间，就改变了自晚唐以来中原积贫积弱的面貌，收复原属后蜀四州，迫使南唐割让淮南江北十四州，并去帝号，北征辽国，连克三关三州……可以说只要给他时间，大周朝重现汉唐时辉煌并非妄言，而这本就在柴荣的计划之中：

“若如卿言，寡人当以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足矣。”（《五代史补·卷五·周二十三条》）

只可惜，柴荣并没有计划中的30年，留给他的时间只有那区区6年而已。

但这6年，对于赵匡胤来说，已经是足够了。

柴荣在位期间善政无数，其中对北宋影响最为深远的有两条。其一是改 革科举，重用文官；其二就是整顿军 队，点选其中精锐由天子直辖。

五代时的文官混得有多惨？拿当时看似混得最风光的文官之首冯道做例子再恰当不过——这位被欧阳修斥为“无廉耻者”、被司马光骂作“奸臣之尤”，曾历仕桀燕、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朝，侍奉过后唐庄宗李存勖、后唐明宗李嗣源、后唐愍帝李从厚、后唐末帝李从珂、后晋高祖石敬瑭、后晋出帝石重贵、后汉高祖刘知远、后汉隐帝刘承祐、后周太祖郭威和后周世宗柴荣十位皇帝（还曾向辽太宗耶律德光称过臣），世称“十朝元老”的政坛不倒翁，无论如何也算得上人生赢家、没谁能比了吧？

冯道的悲剧是五代时期文官命运的真实写照

可实际上呢？

看看冯道自己是怎么说的：

“穷达皆由命，何劳发叹声。

但知行好事，莫要问前程。

冬去冰须泮，春来草自生。

请君观此理，天道甚分明。”

不说是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但也差不离了。

在那个“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的时代，作为一个没有任何军事才能，手头也无一兵一卒，甚至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冯道哪怕再有能力、有大志、有决心又能改变什么？他的运气在于才华和名气为世所公认，于是那些军阀皇帝们争着抢着要将其弄到麾下当块遮羞布或是装饰品，不惜以高爵厚禄奉上，这是冯道能拒绝的？事实上他屡请致仕都不可得，即便回乡守制的事被契丹人听说了，都要发兵去抢人。

冯道要不想做“十朝元老”，除非去死。可在那个黑暗的年代，又有谁值得他去守节效死？

冯道还是幸运的，毕竟资历和名望在那儿，甭管谁当了皇帝都得将宰相之类的高官厚爵奉上。而大多数的文官，对于眼里除了军 队什么都不在乎的军阀而言百无一用，因此想杀就杀、想凌 辱就凌 辱，完全不把他们当人看。

后来像宋明等朝的文官的头等大事，就是盯死武将，宁死也不让他们出头，并由此酿造了无数悲剧、惨剧，也因此屡遭指责。可但凡经历过五代那个黑暗年代的人，恐怕对此都不会有什么意见。

宋明等朝的文官拼了命的打压武将不是没有原因的，他们太清楚失去控制的武将有多么可怕了

过分的崇文抑武固然误国误民，可一旦武将肆无忌惮起来，那才是真正的暗无天日、民不聊生。如果非得两害相权取其轻，还是让文官嘚瑟起来好了。

毕竟在士族门阀覆灭以后，科举是唯一可行的选拔人才的手段，因此文武殊途、隔阂日甚也成了必然趋势。在这种情况下，由文官治政，让武将尽量远离朝堂也就成了唯一的选择。

柴荣就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因此他大力提拔范质、王溥、魏仁浦等贤才为相，改 革科举，重用士人，修订刑律，澄清吏治，将朝中大权逐渐转移到文官手中。

这下武将肯定不干。而柴荣顶住压力，悍然搞起了军制改革。

朱温篡唐后，直接把原先由他担任节度使的宣武镇兵改称禁军；李存勖建后唐之后，他的河东镇兵也摇身一变成了禁军，只不过改称侍卫亲军，并为后晋、后汉、后周所沿袭。这下看明白了吧？在五代，皇帝能说一不二的军 队，也仅有原本就归自己管的禁军。至于其他的地方军 队，还掌握在大小军阀手中，听调不听宣，皇帝要是敢伸手捞过界，人家十有七八就得反他母亲的。

柴荣就敢。他打着招募天下壮士充实禁军的旗号，“乃命大简诸军，精锐者升之上军，嬴者斥去之”（《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九十二·后周纪第三》）。说白了就是大肆扩充禁军、裁撤地方军 队。不仅如此，他还将各部的各级军官轮番混调，搞得兵不识将、将不认兵，原本存在百余年的“军阀套娃”由此被柴荣拆散得七零八落，再也闹腾不起来了。

柴荣已经将军事改革的架子搭好了，赵匡胤拿过来用就行了

总有人说在古代兵不识将、将不认兵是大忌，是亡 国亡军之道，这纯属胡说八道。经过柴荣的这番折腾，后周军 队反而在四方征伐中战无不胜，史称“由是士卒精强，近代无比，征伐四方，所向皆捷，选练之力也”（引用同上）。

因为有柴荣这个前人栽树，所有赵匡胤根本无须什么杯酒释兵权，只要照葫芦画瓢，就能后人乘凉了。

可以说要是没有后周，北宋成为五代后的第六代基本上是不出意料的事情

不信？只要查查史料就会发现赵匡胤立国后的施政方针，基本不出柴荣当年所为之框架，最多是在其基础上进一步扩展和细化罢了。

而且相对于文武兼资的柴荣，赵匡胤是个更加纯粹的武夫。因此尽管基于现实需要他不得不重用文官并致力于削弱军阀势力，但他在骨子里是看不起文官，甚至经常忍不住羞辱文官：

“时钱王俶遣使致书于（赵）普，及海物十瓶，置于庑下。会车驾至，仓卒不及屏，帝顾问何物，普以实对。上曰：‘海物必佳。’即命启之。皆瓜子金也。普惶恐顿首谢曰：‘臣未发书，实不知。’帝叹曰：‘受之无妨，彼谓国家事皆由汝书生尔！’”（《宋史·卷二百五十六·列传第十五》）

作为大宋朝宰相的赵普涉嫌受贿，行贿的还是敌国，但赵匡胤压根就不在乎。为啥？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前边已经说过，即他在本质上就是个军阀，脑子里还是五代那功夫的老一套思维——文官有什么用？国家大事还得由手里有兵的人说了算！

因此两宋对待文官待遇极厚，管理也不严格，不但可以经商，即便搞出了经济问题一般也不怎么管，其实都可以在赵匡胤这里找到源头。比如他还曾对赵普说过这样的话：

“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今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宋史全文·卷二·宋太祖第二》）

宋朝优待士大夫的源头，竟然是基于赵匡胤压根没瞧得起这帮百无一用的书生

后人又有传言，说赵匡胤刻了块“太祖誓碑”，定下了三条祖训。其一曰柴氏（即柴绍）子孙除谋反外不得处于刑罚；其二曰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其三曰赵家子孙必须死守这两条规矩，否则必遭天谴——这码事其实跟前边说的“杯酒释兵权”一样，正史含糊不清，野史中最早也是在老赵挂了200多年后才能找到出处（陆游的《避暑漫抄》），而且有极大的概率是道听途说和胡编乱造出来的。

为啥？如果赵匡胤真的不许子孙杀士大夫，为啥他自己却大杀特杀？据不完全统计，老赵在位16年间曾以谋逆、贪腐、失职等罪名杀掉过80多个大臣，上至枢密直学士、州刺史，下至指挥使、县令，不分文武概杀不误——赵匡胤宰士大夫如宰鸡，怎么会专门立个碑禁止子孙继续过瘾？这在逻辑上就说不通嘛！

而在赵匡胤之后，赵炅杀过十几个士大夫，赵顼差点杀了苏轼，赵桓杀掉了朱勔，在赵构的刀下染血的文官不下二十……谁还敢说宋朝不杀士大夫？

事实上在两宋319年的历史中，文官真正“站起来”并把武将镇 压下去，是从宋真宗赵恒开始、到宋仁宗赵祯在位期间才实现的。只不过士大夫最大的本事就是会顺杆爬，笔杆子又握在人家手里，所以想怎么胡说八道就怎么胡说八道。

而我们想知道几百、上千年前发生了什么，又只能看他们写的玩意。所以我们才会看到，赵匡胤这个粗鄙的武夫作为大宋朝的开国之君，却毅然背叛了自己的本性和阶层，别别扭扭的大搞特搞崇文抑武。

史书可都是士大夫写的，所以就甭指望他们的屁股坐得有多正

可士大夫为啥特别热衷于让赵匡胤背这个锅？而且还在他身上编造出那么多不靠谱的典故轶事？

原因很简单嘛。因为宋朝的皇帝大多御下优容、性格宽厚，对士大夫们胡吹大气或颠倒黑白的编故事，大多不愿理会。但问题是要把这些明显经不起推敲的破事都推到自家老祖宗头上，就算赵家皇帝的脾气再好，也肯定不会乐意。

但要是没有皇帝的背书，士大夫编的故事就更没人信了。那怎么办？找个现任皇帝不太在乎的祖宗去背这口锅，不就妥了？

两宋的帝统传承关系，决定了让赵匡胤去背各种黑锅是最合适的

两宋的皇统，从赵匡胤死后直到宋孝宗赵昚的近200年间，一直由赵炅一系把持。在此期间，赵炅的子孙不但不遗余力的打 压太祖一系，而且经常难说有意还是无意的对其进行抹黑。上行下效之下，还有比赵匡胤更好的背锅对象吗？

于是在众口铄金之下，本就是粗鄙武夫中的忠实一员而且无论在骨子里还是言行上都瞧不起书生的赵匡胤，在各种史书中就被描绘成了士大夫的亲爹。

你说老赵冤不冤？

当然很冤，但又不冤。

虽然可能比不上柴荣头脑清醒，但赵匡胤显然不是朱温、李存勖之流的脑子里除了肌肉啥都没有的纯军阀。他很清楚要想让自家的江山长治久安，起码不要像五代那样匆匆即亡，就必须必须给肆无忌惮的大小军阀身上捆上一道枷锁，令其无法为所欲为。

可作为一个文化水平并不怎么高的武夫，老赵又有什么好办法？只能照抄老上司柴荣的作业。

柴荣的办法其实就是前边说过的两条——收其兵，再将治政、治财之权改授文官，以为制衡。对此，赵匡胤照搬不误。

赵匡胤是照抄了柴荣的作业，但其实抄得别别扭扭，十分不情愿

但对文官，赵匡胤不仅瞧不起，更不信任。故此在中央，他将原本都归属于宰相的行政、军政和财政大权分摊给参知政事、枢密使和三司使；在地方，则设安抚使（掌军政）、转运使（掌财赋）、按察使（掌刑狱风宪）和常平使（掌仓储救济）四个行政长官，彼此相互牵制，互不统属。

所以要说赵匡胤有多“崇文”，简直就是胡扯，顶多是捏着鼻子不得不用罢了。至于“抑武”就更谈不上了——太祖甚至是太宗年间，哪回打仗不是曹彬、潘美、王全斌等纯粹的武将全盘负责？顶多是皇帝能指手画脚一番，哪个文官敢像后来的韩琦、张浚那样跳出来瞎指挥？信不信老赵能一玉斧砸飞他满嘴牙？

说到玉斧，堪称赵匡胤居家旅行、日常办公必备之大杀器。操起这玩意，老赵能替大宋朝划定疆界，也能给他看不顺眼的文官整容。比如司马光就曾说过这样一个故事：

“宋太祖尝弹雀于后园，有某臣称有急事请见，太祖亟见之，其所奏乃常事耳。上怒，诘其故，对曰：‘臣以尚急于弹雀。’上愈怒，举柱斧柄撞其口，堕两齿，其人徐俯拾齿置怀中。上骂曰：‘汝怀齿欲讼我邪？’对曰：‘臣不能讼陛下，自当有史官书之。’上既惧又说，赐金帛慰劳之。”（《涑水纪闻·卷一》）

这又是个正史里找不到，偏偏在地摊上找就有的跟赵匡胤有关的典故轶事。而且很显然，这个故事的原型或许存在，但在细节上、结局上免不了被砸缸兄妙笔生花了一番。比如老赵是个好面子的武夫，向来吃软不吃硬——让他跟个臣子道歉、还拿钱帛贿赂，怎么可能？还不如一刀抹了自己脖子来得更痛快。

相较于盘龙棍，玉斧才是赵匡胤手中真正的大杀器

但在司马光的笔下，赵匡胤闲着没事在宫里打鸟，被文官耍了一道后张嘴就骂、挥斧就打，倒是尽显了这厮的武夫或者军阀本 色。

所以你还相信这么个快意恩仇的家伙，会搞什么崇文抑武吗？

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