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是今日头条文化领域的创作者中，声称“悟道”、“得道”，“三千年来第一人”，“王弼之后第一人”，“唯一正确”等的人，仅我所知者，也不下十余人。

不仅现在，历史上以悟道自诩，或被人冠之以“悟道”之名的，代不乏人，最典型的就有六祖慧能和王阳明龙场悟道，学术发达的两宋更不鲜见，比如朱熹和林希逸。

朱熹说：“老庄二书解注者甚多，竟无一人说得他本义出，只据他臆说。某若拈出，便别，只是不欲得。”

朱熹很自信：我若注解，定能“得之”。然而也有困惑：“老子中有仙意”，“理会不得”；也有犹疑不定：“某尝思之，‘无’是毂中空处”，“恐不然”，“顷在江西见有所谓‘粪车’者，方晓‘却走马以粪车’之意”。这说明朱先生虽然很自信，但也有自谦的一面。

南宋另一位理学大家林希逸，也是博通老列庄的名儒，他在《老子鬳斋口义》中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老子》 的学说是“一宗未了疑案”，“真所谓千载而下知其解者”，而我“研究推寻”，终于一朝明道。

其实，林希逸的所谓“得之”，也并不敢对每一章节、每一句话都持肯定态度，他的《老子口义》也会出现“意亦甚隐”不可便知，“正要人自参自悟也”，至于他“自参自悟”的解读，他却不言一字。

当代自诩的得道者、知老者，比如与无尤、沈善增、武之璋等，都是自信过了头的人。在我看来，只有历史上那些具有深远影响的自诩者，才有独到之处，比如林希逸、朱熹、王夫之就是。尽管他们研读《道德经》的初衷是“辟老弘儒”。

林希逸的老子注，通俗易懂，虽不像他自诩的那样完美无瑕，但他对“千载而下知其解”的六大原因和破解之方法的提炼，却值得借鉴。

六大原因主要是三教教理教义和修身文化的影响，以及《老子》思想本身的深邃“不可得其义”造成的。

林希逸把《老子》难以理解的外部原因归结为“三教”教义说，即：道家的“诬引说”、佛教的“佛理说”、儒家的“异端说”。

道家的“诬引”说。所谓“诬引”，就是无中生有的概念转移，使《老子》研究流于虚无荒诞。即把老子的治世思想引向宗教教义。

需要说明的是，林希逸所说的“道家”其实是泛指，包括学术上的道家与宗教上的道教，这也是东汉以来的普遍说法，林希逸跟魏晋玄学和汉宋学者一样，不是他们不能将二者分开，而是学术之争形成的“故意不分开”，以便借批判道教而影射老子。

当代人很多人在道家与道教问题上同样不加区别，这个方面无需细说。

佛教的“佛理说”。魏晋时期，经学家们为躲避党锢之祸的迫害，同时寻求精神家园，开始挣脱经学考据的枯燥乏味，转向以“祖述老庄”立论，以《老子》《庄子》和《周易》为研究对象的所谓“玄远之学”即魏晋玄学由此产生。

这一时期，魏晋玄学取代两汉经学，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主要学术思潮。也就在这一时期，佛教开始脱离方仙道而独立疏解老庄，儒释道三家在论辩中融合，在融合中论辩，是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之后第二个学术高峰。

按照朱熹的说法，佛学借玄学清谈而大兴，由初来中国的《四十二章》等极少部佛教经书，到这一时期，因大批汉族士大夫阶层的参与而迅速扩张，但“大抵多是剽窃老子列子意思”，“只是将老庄之说来铺张，如远师诸论，皆成片尽是老庄意思。”

朱熹并认定：“禅家最说得高妙去，盖自老庄来”，那些做的洒脱开阔的都源于道家：“老子先唱说，后来佛氏又做得脱洒，然考其语多本庄列”，如慧远、支道林、僧肇等名僧之学也不过是从老庄那儿来的。

对于老子思想理解的影响，佛教不比道教差。因此，林希逸认为，佛家注解老子思想本来只是拿道家思想为自己壮大门面，由于它在高层和民间的影响都很大，所以成了世人曲解老子思想的重要依据，使老子思想受到了蒙蔽。

林希逸以苏辙为例说， “吾儒……注解虽多，独颖滨（苏辙）起而明之，可谓得其近似”。即便如此，因其《道德经解》是佛道并举的，所以在契合老子之意上也要大打折扣。

所以，在林希逸看来，即便“吾儒”中有“得其近似”老子思想者，也是三教杂糅之说，对世人曲解老子带来诸多障碍。

儒家的“异端邪说”论。林希逸以两宋大儒石介、胡瑗、程颢、程颐、王安石、朱熹、真德秀等为例，论证“吾儒又指以异端”——因为主张不同而将其斥为异端邪说，实则是对《老子》的歪曲和误解。

林希逸在注解“大国者下流章”时说：老子论道多用比喻，而“解者多以其设喻处做真实说，故晦庵有‘老子劳攘’之论。”在林希逸认为，朱熹不懂老子的“设喻”之法，故说“劳攘”之说。

因为老子说“将欲歙之，必固张之； 将欲弱之，必固强之； 将欲废之，必固兴之； 将欲取之， 必 固 与 之。 是谓微明”，而被理学先生斥为“阴谋之言”、“权诈之术”，林希逸认为，这是“固守前见”所致。

因为，老子反对权诈智谋之术：“以智治国国之贼，以不智治国国之福”，这一思想贯穿于“无为”之中，并说这就是“微明”，即“虽晦而实明”“虽微而甚易见也”的知微见著之明，此乃自然之理，人所共知之道也。犹如花叶将谢，必定此前盛开过，以物喻道，何诈之有？

其实，把老子的“将歙固张”“将取固与”诸语，曲作阴谋论解读的，在战国时期就早已有之，比如韩非子的《解老》《喻老》便是“光明正大”的当作权谋术来理解的，因为法家讲的就是权谋之术。

而理学家们赋予《老子》以阴谋权变之术，如“宋初三先生”的孙复、石介等人所言：儒释道“三教”鼎立实乃“儒者之辱”，要“鸣鼓而攻之”，“老以妖妄怪诞之教坏乱”圣人之道，所以不管三七二十一，有理无理，都当作“妖妄怪诞之教”而斥弃之。

林希逸认为《老子》难懂，除了上述“三教”的曲解所致的三个外部原因之外，《老子》本身深奥难测、文学性手法易被误解、版本不一等三个方面属于内部原因。

思想难懂方面，比如“道” “有” “无” 这些跟传统认识相反的概念，因为不具体，不明确，也就给后人争议埋下了伏笔。

林希逸虽然自诩自己得之，但遇到“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时，也只好说大抵与“孔子‘朝闻道，夕死可矣’类似……此一句非言语所可解，自证自悟可也。”解释注“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时说：“老子之深意”，“意亦甚隐，正要人自参自悟也。”

这说明他自己也没搞清楚，只有以“自参自悟”搪塞之。

关于《老子》的文学性问题。林希逸认为：“大抵老子之书，其言皆借物以明道，或因时世习尚以谕之。 而读者未得其所以言。” “前辈诸儒亦未尝不与之，但以其借谕之语，皆为指实言之，所以未免有所贬议也。”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版问题。林希逸认为：“今传本多有异同，或因一字而尽失其一章之意者，识真愈难矣。”

俗话说：各有传承，孔子殁后，儒分八家，各有偏好，各有传承，有的做成了纯孔儒，有的间杂道法思想，比如曾子、子思、孟子、荀子一派，道家思想就很明显。

所以，不同的传抄者也会因各自的偏好或地域风格，而校改原文，或因不悟原文之意而妄加揣测删改。

对于林希逸的分析，我更赞同他所说的“外因”，概而言之，不管是宗教解读，还是以儒解老，都可以划入“玄学”解读法。这类文章我在两年前也做过（《道德经》被曲解两千年的原因何在？）。

至于思想深奥、比喻手法被偷换概念以及版本问题之类的内部问题，在我看来，都可以忽略不计，因为思想深奥不是老子的错；比喻手法被曲解那也是读者的问题；版本问题同样是传抄者的问题。

楚简本《老子》道恒无名

即便现在又有了长沙马王堆帛书甲本《老子》、乙本《老子》，湖北荆门郭店楚墓的 楚简本《老子》，也都不影响我们对老子思想的影响。

林希逸关于《老子》难懂的自身三个问题，其实都属于读者问题，不是老子本身问题，当我们知晓了老子的思想主旨，所谓的比喻问题、版本问题，那都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