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下旬，红二方面军和陕北红军、红军总部直属队各一部，合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120师。东渡黄河，开赴晋西北抗日前线。

军委供给部在太原设有办事处，通过办事处，在国民党第二战区阎锡山处领了一些轻机枪和弹药。每人补充一套棉衣，一床军毯。另外，八路军供给部给每人还搞了一个斗笠，热天遮太阳，雨天挡雨。红军时期120师习惯了穿草鞋，从庄里镇出发也还是穿草鞋。到了太原，每人发了一双鼻子鞋。随后，第120师担负开辟晋西北根据地的任务。

晋西北地区有十几个县，共几十万人。群众生活相当困难，部队的供给工作亦相当困难。第120师到前方后，开始分散打游击，实现八路军的战略方针，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创建晋绥抗日根据地。部队分散活动，一般以营、团为单位，打仗的时候集中。部队的供给工作在1939年以前，主要靠军饷买粮。从1937年到1939年，国民党还给八路军发军饷。

1939年国民党开始同120师闹摩擦，到1940年国民党就不给120师发军饷了。那时领到的钱，前方部队115、120、129几个师只留一半，另一半给了延安党中央。当时山西组织了“抗日救国牺牲同盟会”。阎锡山曾提出一个口号，叫“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合理负担”。120师就利用这个口号，扩军、募捐，动员人力、物力、财力，分配给部队。如吃粮这个问题，都是当地筹备，打到哪里，吃到哪里。遇到汉奸，就把汉奸家的东西没收。由于晋西北地方太穷，人口稀少，兵员扩充困难，扩充多了也养不起，抗日战争前两年，部队战士大都还是老红军。到六届六中全会以后，部队开赴冀中，部队才开始扩大。

从1938年秋冬开始，120师的供给就主要靠自己筹划了。当时解决粮食和副食问题有三个渠道：一是靠生产自救；二是靠政府就地筹措，名义叫“抗日救国公粮”，这是主要的；三是靠缴获敌人的。1940年第120师部队从晋察冀返回晋西北，当时，阎锡山惧怕八路军的发展壮大，他即改变口号：“困死八路军、饿死八路军、赶走八路军”，停止发给120师应得的抗日经费和作战物资，再加上日军推行惨无人道的“抢光、烧光、杀光”的“三光”政策，使120师根据地军民的物质生活处于极端困难的阶段。吃没吃，喝没喝，穿没穿。部队的粮食定量是一斤半，实际吃不到。有的只有吃黑豆，用黑豆磨面糊糊喝。

在此情况下，晋西北地区党委、行署和军区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发展生产、自力更生”和“自己动物、生产自给”的方针，发动部队广泛开展生产自救运动，强调部队发展生产，养猪、种菜、搞副业，每个伙食单位都要这样做。

尽管做了许多努力，部队吃和穿的问题都没有得到完全解决。1940年秋天，贺龙要供给部部长陈希云和范子瑜分别带领部分人员到敌后搞“公粮变款”。“公粮变款”就是让老百姓把应交的公粮折合成钱，由部队收起来。交了钱就不再交粮。1940年冬，贺龙把陈与范两个人调回来汇报工作进展情况，经过研究，认为这个办法还可以，但不是解决困难的根本办法。决定留一部分同志继续搞，把范子瑜抽出来，随大青山骑兵部队深入大青山敌后筹款。1942年，叶剑英总参谋长从延安打电报给贺龙，要求120师给中央以财政上的支援，贺龙把陈与范找了去，说中央要多少给多少，充分体现了贺龙对党中央的忠诚。

红军时期，由于战争频繁，部队没有时间和条件搞农副业生产。长征结束，抗日战争开始后，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从1937年2、3月开始，120师即着手搞农副业生产。在庄里镇一带，从连队起，各个伙食单位都搞。

部队开赴晋西北后，继续搞农副业生产。这种生产，是在战斗间隙进行的，主要是发展农业，分散建设手工业，保证生活必须品的自给。120师驻陕甘宁边区部队，一面时刻提高警惕，随时准备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军队对边区的进攻，一面坚决响应党的号召，利用战斗与训练间隙，执行屯田政策，开展大规模的以农业为主的生产运动，搞得最好的是359旅。

359旅于1940年底到1942年春陆续奉命开赴临县、金盆湾、南泥湾、九龙泉等地区。当部队开始向南线移防时，朱老总即根据毛主席生产自给的号召，指示359旅在时刻保持战斗准备的情况下，除完成每年的练兵任务外，似南泥湾为中心，坚决实行屯田政策，开展生产运动。1941年该旅开荒种地26，800亩，收细粮3，050石，粮食自给达到80％，经费自给达到90．2％。1943年达到了王震旅长所提出的“二人一猪、一人一羊、十人一牛”的计划。

除搞农副业生产外，120师各部队还办起了生产消费合作社。主要是在市镇上做买卖。两个目的：一是搞点收入改善部队的生活，二是平抑物价。凡是有部队办生产消费合作社的地方，物价就比较平稳；没有消费合作社的地方，物价就偏高。

抗战开始后，部队驻到哪个地方，就在哪个地方办消费合作社。1940年以后，就办起了这个字号那个字号的公司，比生产消费合作社的场面大多了。仅晋绥军区本身。就办起了同济(兴县)、同德(绥德)、同和(神府)三个字号的公司。各个二级军区和军分区以及团以上野战部队，都办了商店。团以上部队办的消费合作社的特点，就是有固定的地点，不随部队走。经营的东西主要是百货和日用杂品。搞“特货”生意，也是通过这些服务社去搞。这些商店，为部队生活提供了方便条件，为解决部队的困难出了力，为平抑物价起了应有的作用。部队办服务社的传统流传至今。

军工生产，是部队后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光荣的历史。早在红军时期就开始了。抗日战争开始后，军工生产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其特点是，部队有了自己比较稳固的后方基地。1937年8月，120师开赴晋西北以前，由于国民党对八路军编制有数量限制，又将兵工组织进行了一次整顿，大部分年大体弱者都送回了延安，小部分精干工人带到前方。1939年9月，120师深入敌后进行抗日，由于战争频繁，随军修械工人满足不了战争的需要，又在晋西北招收了50多个工人。其中有从山西太原附近的豆村造纸厂(敌战区)动员来的一部分机械工人，并搬来了一些机器。还有一部分是从向阳店来的。由于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比较了解，故主动派人与八路军接洽，带了一部万能铣床从太原兵工厂逃出来有了机器，又增添了人手，于是在岚县的一座大庙里成立了修械所。

1938年8月，120师贺龙师长、关向应政委带领部队进入冀中平原作战，从岚县修械所挑选了十来个工人，随师部到冀中。358旅仍在岚县，所以，岚县修械所继续存在。由于冀中游击战流动性很大，夜晚要出击，日间要备战，难以开展修械工作，因之，将修械科转到120师的后方——晋察冀边区平山地区的西石门刘家沟里，担负前方的修械工作。因前方损坏的枪支多，修械任务重，仅此十余人很难完成任务，故又从冀中军区调了十多个工人组成修械所。

师部返回晋西北后，第358旅的修械工人又全部交给师部。贺龙师长对兵工建设非常重视，为加强兵工力量，从长远着想，将晋西北部队、决死二、四纵队以及工人自卫队的工人和机器全部集中起来，并将冀中修械所的全部工作人员也都调到晋西北，在陕甘宁边区葭县(今佳县)悖牛沟建立了修械所，归120师统一领导。有200多名工人，30多部机器，成了一个規模很大的大兵工厂。

1943年，是军工生产大发展的一年。这一年组织了晋绥军区工业部。这时，除原有机械厂、炸弹厂外，还在悖牛沟附近建立了化学厂、皮革厂。在山西临县招贤镇建立了铁矿厂，组织了矿务局。当时军区工业部投资一万元，修建厂房和一部分工人宿舍。另外，还通过其它渠道筹集生产枪炮弹药的原料，使之源源不断。

军工生产的另一个重要部分是被服生产。1937年120师在陕西就开始组织被服厂。从敌占区收集缝纫工人，同时派一些青年做学徒，以原来红军时期的缝纫工人为基础，组织被服厂。以后，被服厂从岚县搬到兴县，又由兴县搬到神府县的王桑塔。在那里组织了被服一厂、二厂。此外，还组织有纺织厂(后改为染织厂)、毛织厂、制药厂。

1940年以前，服装原料主要靠我们自己组织人到敌占区去买。其次是组织敌占区的商人，通过社会关系购买；发动根据地的商人，通过各种渠道来买。1937年冬天到1938年这段时间，换装部队扩大了一些，从太原领的棉衣都是老部队的，新扩大的部队没有。为解决服装原料问题，到山西临县做工作。临县，是晋西北最好的县城(平川)。通过做县商会会长冯锡藩的工作，解决了部队的冬装问题。1938年冬天120师和老百姓联系，产的布有多少要多少。

到1942年秋，晋绥地区有三个大军区被服厂和两个二级军区被服厂，但解决穿衣问题的力量仍然不够，最大的被服厂还是群众。办法就是由被服厂把衣服坯子裁剪好，发给驻地群众铺棉絮、羊毛，由群众把衣服做起来。这样，就把做冬装做到发夏装时的问题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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