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古代王朝极重礼制，其中宗庙制度由于关系到帝王祭祀，因而乃是礼制中极为重要的一环。纵观历朝历代，宗庙制度一经确立，便轻易不得更易，毕竟其中牵扯到了礼法和祖制两座大山。然而明朝却是特例，自太祖朱元璋创立，明朝宗庙制度历经多次改革，其中尤以明世宗嘉靖年间最为频繁，这是为什么呢？

元朝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十二月，大宋龙凤皇帝韩林儿去世，吴王朱元璋宣布以次年为吴元年。朱元璋认为“礼法，国之纪纲，礼法立，则人志定，上下安。建国之初，此为先务”，因此朱元璋于此时开始建立宗庙。

在古代，太庙通常有两种规制，一种是“都宫别殿制”，即一帝一庙；另一种是“同堂异室制”，即一庙多帝。次年九月初一，采用“都宫别殿制”的应天太庙正式建成，当时太庙中供奉的是高祖朱百六、曾祖朱四九、祖父朱初一、皇考朱五四（即朱世珍）的神位。

洪武八年（1375年）七月初三，朱元璋以应天太庙“地势少偏”为由，下令对太庙进行改建，规制改为“同堂异室制”，采用前殿后寝、设东西配殿。《礼记·王制》说：“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天子立七庙，诸侯立五庙，大夫立三庙，士立一庙，庶人无庙，以此区分亲疏贵贱。明朝虽然遵循周礼而设太庙，但规格却并非传统的“天子七庙”，而是改为了“九庙”，每一间为一室。

洪武九年（1376年）十月，新太庙建成，由于朱元璋四代以上无考，因此新太庙中仍然只供奉着朱百六、朱四九、朱初一和朱五四等四位先祖，其中中室奉德祖朱百六，东一室奉懿祖朱四九，西一室奉熙祖朱初一，东二室奉仁祖朱世珍，皆南向。

朱允炆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闰五月，明太祖朱元璋驾崩，皇太孙朱允炆即位。次年二月，朱允炆追尊父亲懿文太子朱标为兴宗孝康皇帝，将朱元璋和朱标一起升祔太庙。

然而，朱棣在“靖难之役”取胜登上皇位后，却表示自己是从老爹手里继承的皇位，压根不承认朱允炆的皇帝身份。于是，朱棣不仅没有让朱允炆进太庙，就连朱标的神位也给移了出来，仍称懿文太子。当朱棣迁都北平后，又重新在北平修建了太庙，明朝于是又变成了“双庙制”。

此后，明太宗朱棣、明仁宗朱高炽、明宣宗朱瞻基驾崩后先后升祔太庙，太庙中的神主已经增加到了八位。但到明英宗朱祁镇时再度发生变故，由于在“土木堡之变”中被俘，郕王朱祁钰临危受命继承大统，但朱祁镇却在八年后的“夺门之变”重夺皇位，复位后的朱祁镇根本不承认朱祁钰的皇帝身份，结果明代宗朱祁钰薨逝后也未能进入太庙。

天顺八年（1464）正月，朱祁镇驾崩，太子朱见深即位后，追尊父亲为英宗睿皇帝。成化二年（1466）正月，英宗升祔太庙。至此，明朝太庙中的神主已经达到九位，此后的帝王再想要入太庙，便只能按照“三昭三穆，亲尽则祧”的原则迁祧了，即除开国皇帝之外，将血缘关系最远的帝王神主迁入祧庙。

然而，谁也没想到的是，到了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八月明宪宗朱见深驾崩后，朝臣却围绕该将谁的神主迁祧发生了争执，按血缘关系来讲，被祧的应该是德祖朱百六，但即位的明孝宗朱祐樘却采纳了礼部尚书周洪谟保留德祖朱百六神位万世不祧，迁懿祖朱四九神主于祧庙的建议，需要指出的是，这个做法给了后来朱厚熜活动空间。

朱祐樘

按照明孝宗确立的制度，明孝宗朱祐樘驾崩之后，其神主于正德二年（1507）六月升祔太庙，熙祖朱初一被祧。而明武宗朱厚照驾崩之后，其神主于嘉靖二年（1523年）升祔太庙，仁祖朱五四被祧。

由于明武宗朱厚照驾崩后无子，张太后在和大学士杨廷和商议后，迎立兴献王朱祐杬之子朱厚熜入京即位。按照礼制，朱厚熜由于与朱厚照乃同辈，因此需要入继孝宗朱祐樘一脉，称明孝宗为皇考（即父亲），而以生父为皇叔考（即叔父）。结果，围绕到底要不要入继，明世宗朱厚熜与大臣们展开了数年争论，这便是“大礼议之争”。

嘉靖三年（1524年），历经三年君臣博弈，在内阁首辅杨廷和被罢免（后削为民），十七位大臣被廷杖打死的情况下，朱厚熜最终获胜，追尊朱祐杬为兴献帝（后又加封献皇帝）、生母为兴国皇太后，而以明孝宗为皇伯考，昭圣皇太后为皇伯母，明武宗朱厚照为皇兄，庄肃皇后为皇嫂。

“大礼议之争”看似只是在争论“该叫谁爸爸”的问题，实际上却也有皇权与文臣之争的意味在，毕竟孝宗、武宗两朝的文官势力太强了，而明世宗显然不愿受到挟制。因此，明世宗朱厚熜在“大礼议之争”中获胜，其实也可以看作是大权重新收归皇帝的标志。

当然，并非所有大臣都敢与皇帝作对，大臣中自然也少不了溜须拍马之辈。例如，在“大礼议之争”尚未尘埃落定之时，南京刑部主事桂萼便于嘉靖三年（1524年）三月上书，请求为兴献帝立别庙于京师，次月吏部员外郎方献夫亦上书请求为兴献帝立别庙。虽然此议招致朝臣极力反对，但朱厚熜却借此在奉先殿修建了一间西空室，定名观德殿，将父亲的神主供奉其中。

嘉靖四年（1525年），“大礼议之争”尘埃落定之后，新任光禄寺卿何渊为了表忠心，直接上书请求立世室，崇祀皇考于太庙。如此一来，朱祐杬的神主便直接位列始祖之下，可以百世不祧，虽然周文王和周武王曾享受过这个待遇，可那两位是什么贡献，朱祐杬有这个资格？

对于这个提议，大臣们们自然极为不满，就连曾经在“大礼议之争”中支持皇帝的张璁、桂萼、席书也极力反对，但朱厚熜还是在嘉靖四年（1525年）五月命人在太庙外的环碧殿旧址上兴建献帝庙，取名“世庙”，并下令修《献皇帝实录》。

虽然由于大臣们的极力反对，朱祐杬没有办法名正言顺的进入太庙，但朱厚熜却开始提前准备了起来。嘉靖十年（1531年）正月，“帝以庙祀更定，告于太庙、世庙并祧庙三主。迁德祖神主于祧庙，奉安太祖神主于寝殿正中，遂以序进迁七宗神位”。此举看似是在为太祖朱元璋正位，实际上却是在为父亲升祔太庙做准备。

朱厚熜

如此一来，德祖朱百六的神主被迁入祧庙，太庙中便空出了一个位置，而这便是他为父亲朱祐杬所准备的。由此可见，并不存在朱厚熜为了让父亲升祔太庙，差点将朱棣牌位扔出太庙一说。

当时，由于朱祐杬的“世庙”独立于太庙之外，朱厚熜为了不让“世庙”看着那么突兀，便又想推动庙制改革，重新恢复到“都宫别殿制”。虽然由于大臣们的反对，改革始终无法推行，直到嘉靖十三年（1534年）六月，南京太庙离奇毁于大火，朱厚熜这才借机重新修建北京太庙，并钦定庙制：太祖庙居中，太宗居左，立文祖世室，太宗之下另立三昭庙；太祖之右为三穆庙，并在太祖庙寝后建祧庙，以奉祧主。

完成庙制改革后，朱厚熜又开始加紧步伐，他先是以避讳朱棣的“世室”为由，下诏改父亲的“世庙”为献皇帝庙，后又以避渠道为借口，将献皇帝庙迁居新址，使其距离太庙更近，看上去似乎浑然一体。

嘉靖十七年（1538年）四月，已经致仕的扬州府同知丰坊上书，请求“复古礼、建明堂，加尊皇考献皇帝庙号称宗，以配上帝。”要知道，郊祀和明堂乃是古代极为重要的两项祭祀活动，其中郊祀是祭老祖宗朱元璋的，而明堂祭祀按周礼则是祭祀太宗的，不过在汉、唐、宋时都有皇帝以祭祀生父代替太宗的先例。

于是，明世宗借机要求为父亲上庙号，享用明堂祭祀，结果朝堂一片哗然，就连嘉靖帝一手提拔的严嵩也不敢表态，而户部侍郎唐胄更是犯颜直谏，上书表示皇帝你放着周礼不学，学什么汉唐宋乱七八糟的东西。“帝欲祀献皇帝明堂，配上帝，胄力言不可。”“自三代以来，郊与明堂各立所配之帝。我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王帝功德之盛，上并帝王比之于周，太祖则后稷也，太宗则文王也，南北两郊及春祈谷皆奉配太祖皇帝，太宗皇帝犹未有配，甚为缺典，故今奉天殿大享之祭必奉配太宗而后吾圣朝一代之大典礼始备，故臣谓坊明堂之礼不可废也。”

唐胄

嘉靖帝一怒之下将唐胄下了大狱，并亲自写了一篇《明堂或问》，表示自己决心已定，父亲必须明堂祭祀、称宗袱庙。同年九月，嘉靖帝追尊朱祐杬的庙号为“睿宗”，不过此时的睿宗还不能享受单间待遇，而是和明孝宗朱佑樘同庙异室。

可是如此一来，明太宗朱棣岂不是没办法享受祭祀了？朱棣毕竟是朱厚熜这一世系的先祖。于是，朱厚熜便在《明堂或问》中明确表示，朱棣功兼创守、再造社稷，应该也称祖，不仅在太庙中“万世不祧”，还应该和太祖朱元璋一起，二祖并列享受郊祀，这才是朱棣的庙号从太宗变成成祖的根本原因。

嘉靖二十年（1541年）四月，北京太庙又在一把大火中离奇烧毁，火从仁宗庙开始烧起，群庙全部烧毁，唯独睿宗一室留存。朱厚熜借机表示，太庙之所以着火，就是因为祖宗们不愿分开祭祀，因此在重新修建太庙时，又恢复了“同堂异室制”。

朱厚熜

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六月，新太庙即将建成，朱厚熜又下令廷议神主神主的摆放次序，其实他不过是想让父亲享受单间待遇罢了。结果，礼部尚书张璧提出，应该按照之前的位次，睿宗和孝宗并立于三穆，待将来迁祧时，孝宗迁入祧庙，睿宗迁回自己的献皇帝庙中便可。

朱厚熜一听，差点没有被气死，这样一来自己这二十多年岂不是白忙活了吗？因此，朱厚熜不仅拒绝了这个提议，还大骂礼臣毫无竭忠任事之诚。

眼看大臣们不配合，朱厚熜只好自己出面，在新太庙竣工之前，亲自制定庙议，“既无昭穆，亦无世次，只序伦理。太祖居中，左四序成、宣、宪、睿，右四序仁、英、孝、武。”历经二十四载，朱厚熜终于给父亲在太庙中争取到了一个位置。而为了防止自己身死政消，在第三任皇后方氏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崩逝后，嘉靖帝便于次年借口将皇后升祔太庙，先行将仁宗朱高炽给祧了出去。

如上所述，朱棣的庙号之所以从“太宗”变成“成祖”，的确与明世宗朱厚熜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