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正统论”是对东汉末年魏蜀吴三家政权合法性的讨论。东汉末年，朝政由外戚、军阀重臣把持，地方上豪强自立、战乱不断，百姓生活十分痛苦。曹操挟持年轻的汉献帝，以“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姿态，名义上为汉室匡扶天下，实际上架空了刘氏皇权，将实权转移到自家门下，笼络了大批谋士在政治、军事等方面为自己筹谋。曹操虽没有称帝，但他为废汉献帝、自立门户已经打下了充分的基础。在其身后，其子曹丕自立为魏文帝，追封曹操为魏武帝。差不多同一时期，孙权的东吴政权、刘备的蜀汉政权与其三方并立，各有各的重要谋臣、政治主张，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这些历史人物在《三国志》《资治通鉴》《后汉书》等均有记载，加诸魏晋时期品评人物之风盛行，为他们增添了许多文学渲染，也为三国孰为正统这一问题增加了许多论点。

尽管“三国正统论”更多地涉及政治人物的评判与历史事件的定性，但有宋以来，大量史论文取材于兹，士大夫将自身政治周旋的经验、对历史的剖析和洞察，写成史论文，既表达自己独到的历史观点，也极富文学性，使读者耳目一新。目前学界的研究既有从史学角度出发研究两宋士人在思想上对“三国正统论”这个问题的转变，也有从文学角度研究朝堂对策、制科考试，应制文学、官方文学中的“三国正统论”，研究勾栏瓦肆中有关三国人物的通俗文学，也有从作家群体——如唐宋八大家——研究他们史论文中表达的观点；或者是从《三国志》、魏晋杂传、《三国演义》等文本的接受情况，来研究读者观点被影响到什么程度。但这些研究文章要么从史书史料中取材，研究官方历史观的转变和定型，于文学的关联较少；要么选择较广泛的作家群体，对比其史论文撰写特色；或者是从《三国演义》等通俗文学的角度看读者对三国“尊刘贬曹”这个观点的接受情况，对具体史论文篇章的观点欠缺细致分析。

然而不应忽略的是，三国正统论的建立并非是自下而上，通过勾栏瓦肆里说书人的传播、通过通俗文学对读者的影响而形成的，而是由朝堂上君臣的对议逐渐生发的，也是由苏轼、苏辙兄弟等这样优秀的学子在撰写文章时所提出的独特而新颖的观点。

一方面，史论文是在替当时的人辨正统、知兴替；而另一方面，士大夫通过对历史的深入思考提出或推翻某种观点，揭示历史的本质，并还原历史人物真实的面貌。现在从文体学角度，通过研究某一文学家关于三国人物的史论文，来解读某个历史时期对三国正统论观点的变化，这方面的研究还比较少。本文通过分析苏轼的两篇有关三国人物的史论文——《魏武帝论》《诸葛亮论》以及北宋史书资料中的记载，管窥北宋时期士人对三国正统的观点看法。

后世史学家对“三国正统论”的争鸣，也可以看成是对东汉末年魏、蜀、吴三国政权合法性的讨论。北方匈奴族裔刘渊认为“曹操父子凶逆相寻 ”，以刘备为“烈祖”“追尊刘禅为孝怀皇帝，立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自许“绍修三祖之业”；氐族的苻坚诘责反对南伐东晋的季弟苻融时，表示“刘禅可非汉之遗祚？然终为中国之所并”；南方汉族孙绰认为蜀“先君正魏之篡”，习凿齿又发表“以晋承汉”的谬论，然而这些都没有真正构成问题，故梁武帝“敕其群臣”“撰成《通史》”“吴、蜀二主皆入世家”。从这些讨论中可以发现，表面上史学家们是对三国及司马氏政权本身的正源，而其核心还是借历史来为自己的政权合法性进行正名。

曹操

因其不同的背景及其建立政权不同的“路径”，这些史学家、士大夫对“三国正统论”进行了不同的解读，甚至将他们认为的正统政权写进正史。相较于正史多方的多种解读，宋元话本及至明清小说，更多的是基于故事需要，更着力于刻画人物性格特点。以塑造典型的正面和反面人物来替代直接向读者灌输孰为正统的历史观，这远比直接解说枯燥的历史更加具体生动。以曹操为例，其形象在宋元话本中较为平板浅薄，而在《三国演义》里曹操由一个有能力的能臣变为“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大权臣，性格中的奸邪被地位和权力放大了。这个膨胀的过程更加真实，事迹较宋元话本更加丰富，人物性格更加深刻复杂，较为符合“奸雄”的作为。

而史论文又与强调戏说娱乐性质的话本、小说不同，既有史的特征，也有文的修饰。苏轼有关三国主要人物的两篇史论文，可以说是代表了自己独特历史观的作品，同时也是北宋时期朝堂议论“三国正统论”的一隅缩影。《魏武帝论》全文七百五十二字，苏轼通过分析典型的战争事件，来论证曹操的典型性格：“自三代之亡，天下以诈力相并，其道术政教无以相过，而能者得之。当汉氏之衰，豪杰并起而图天下，二袁、董、吕，争为强暴，而孙权、刘备，又已区区于一隅，其用兵制胜，固不足以敌曹氏，然天下终于分裂，讫魏之世，而不能一。”

虽然曹氏后人并没能固守住曹魏的政权，但是与其他并立的豪强相比，曹操有自己极为突出的过人之处。“天下以诈力相并”“能者得之”，苏轼对乱世的分析是既然稳定的政权不复存在，天下是大争之世，那么唯有通过能力和兵法战略才能站稳脚跟。曹操本人就是一个“唯才是举”的典型，其用人和选人标准都是以才能为重，人才储备远胜过只知道割据地盘和暴力斗争的二袁和董、吕，而曹氏地处中原，在地缘优势上也胜过孙、刘，虽然后两者有用兵制胜的策略，也无法与曹氏相抗衡。

尽管曹操有自己的优势，但是苏轼认为其时胜时败与重事轻人的风格有关：“盖尝试论之。魏武长于料事，而不长于料人。是故有所重发而丧其功，有所轻为而至于败。刘备有盖世之才，而无应卒之机。方其新破刘璋，蜀人未附，一日而四五惊，斩之不能禁。释此时不取，而其后遂至于不敢加兵者终其身。孙权勇而有谋，此不可以声势恐喝取也。魏武不用中原之长，而与之争于舟楫之间，一日一夜，行三百里以争利。犯此二败以攻孙权，是以丧师于赤壁，以成吴之强。”

曹操可以成功地判断战局中己方是否处于上风，但是他的弱点在于对对方的性格和作战风格不能作出准确的估计。《孙子兵法》言：“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如果对对方的长处判断失当，那么也就意味着无法发挥出己方最优良的战斗力。曹操之失，主要是没有把对方的作风和长处摸透，仅有对局势厉害的判断是不够的，苏轼认为“古之所谓大智者，知天下利害得失之计，而权之以人”，不仅要知道计谋更要根据对方的特点进行排兵布阵。

苏轼

此文中，苏轼虽有对曹操的批评，却多限于对其方法论的不满。而实际上苏轼受到欧阳修的影响，认为“天下亦无有如魏之强者”，而且也反驳过否定曹操的章望之。苏轼认为大争之世应该使用“诈力”，曹操正是如此；与《诸葛亮论》对照来看，显然苏轼不满诸葛亮强调“大义”而轻视“诈力”，最后却又背信的做法。虽然文章在批评曹操，实质确实是认同其客观上的正统地位的。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道：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为实现“匡扶汉室”——这个政治目的，诸葛亮作为蜀汉的代表军事家，进行了一次次以“大义”为原则的斗争。《诸葛亮论》全文七百二十九字，在文中苏轼主要表达了对诸葛亮军事与政治思想的困惑和质疑：“取之以仁义，守之以仁义者，周也。取之以诈力，守之以诈力者，秦也。以秦之所以取取之，以周之所以守守之者汉也。仁义诈力杂用以取天下者，此孔明之所以失也。”

“取”即所谓的打天下，“守”即治理天下，苏轼认为在东汉的乱世之中，诸葛亮混淆了“取”和“守”的办法。诸葛亮将“大义”视为用人用兵的最高行为准则，然而在领地和战术都不如曹操的前提下，又因为驱逐刘璋使天下义士失望：“曹操因衰乘危，得逞其奸，孔明耻之，欲信大义于天下。当此时，曹公威震四海，东据许、兖，南牧荆、豫，孔明之恃以胜之者，独以其区区之忠信，有以激天下之心耳。夫天下廉隅节概慷慨死义之士，固非心服曹氏也， 特以威劫而强臣之，闻孔明之风，宜其千里之外有响应者，如此则虽无措足之地而天下固为之用矣。且夫杀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为，而后天下忠臣义士乐为之死。此其与曹操异者几希矣。”“曹、刘之不敌，天下之所知也。言兵不若曹操之多，言地不若曹操之广，言战不若曹操之能，而有以一胜之者，区区之忠信也。孔明迁刘璋，既已失天下义士之望，乃始治兵振旅，为仁义之师，东向长驱，而欲天下响应，盖亦难矣。”

而且无独有偶，“欲信大义于天下”不仅是诸葛亮的想法，刘备也有因仁慈而错失战机、陷自己于被动的情况：“刘表之丧，先主在荆州，孔明欲袭杀其孤，先主不忍也。其后刘璋以好逆之至蜀，不数月，扼其吭，拊其背，而夺之国。”这些都导致失去了天下的响应。在乱世中利益比信任和忠诚更为清晰，大义如同乱世中的一片落叶，但是诸葛亮和刘备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而是反复强调政权的正统和正义性，但是更多有才能的人已经被曹魏政权所吸引，那么“匡扶汉室”这面旗帜还有什么说服力和向心力呢？

曹操薨逝时，曹魏政权因曹丕和曹植的斗争出现嫌隙，正是乘虚而入的时机，但诸葛亮却没能抓住这个机会：“曹操既死，子丕代立，当此之时，可以计破也。何者？操之临终，召丕而属之植”，“此有可间之势，不过捐数十万金，使其大臣骨肉内自相残，然后举兵而伐之，此高祖所以灭项籍也。孔明既不能全其信义以服天下之心，又不能奋其智谋，以绝曹氏之手足，宜其屡战而屡却哉！故夫敌有可间之势，而不间者，汤、武行之为大义，非汤、武而行之为失机。此仁人君子大患也。”

诸葛亮

失去了离间曹丕与曹植的机会，也就意味着错失了战机。那么这种对敌的“大义”，也就变成了神机妙算诸葛亮的大意。

单从这两篇文章来看，苏轼没有因为出身四川而格外地推崇蜀汉政权，也没有赞扬忠臣诸葛亮所谓的“大义”，而是在兵言兵，指出了诸葛亮战争指导思想的问题。但是这并不代表苏轼对诸葛亮或者蜀汉政权的完全否定，只是认为诸葛亮未能领导蜀汉实现一统，是因为纠结“大义”而错失了战机。客观上曹魏和蜀汉都没能获得统一，这也是因为他们在战争中各有弊病所致。在这两篇文章中，看不出苏轼在思想倾向上更支持谁，相反地却可以感受到他对诸葛亮的失败更为叹惋。但是感情色彩没有左右他作出客观的分析，在这两篇文章里，更明显的是苏轼对两方实力的判断，而不是道德评价。

魏晋时期尚人物品评，无论是正史中的记录还是文学作品中的美谈均有大量流传。这些品评主要集中在标举人物性格，为后世文学创作提供了大量可以发挥的空间。北宋中期，在上层士人的讨论中，三国正统论的论战还在进行，并未有单尊魏或者单尊蜀汉的一国论。

宣和五年（1123年），“礼部言：‘武成王庙从祀’”，在这些受到祭祀的前代将领中，除诸葛亮以外，魏有邓艾、张辽，蜀有张飞、关羽，吴有吕蒙、陆抗、周瑜和陆逊；而市井文学中讲到三国故事的时候，“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这说明已经在普通读者群中逐渐形成了崇敬蜀汉而贬斥曹操的印象，但是三国正统论仍然处于一个过渡期。苏轼作为北宋著名的文人士子，在实际官场中也面临着这样或者那样的麻烦与风波，他的观点也与他遭受的际遇有关。苏轼在“三国正统论”这个命题中没有过分的倾向性，或许也是他多变的经历影响他看到了多方位的三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