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有一个流传近三千年的命题“义利之辨”，而主导社会发展2000多年的儒家，对“义”优于“利”有着明确的主张。

孔子在《论语·里仁》中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当然，儒家的先哲们并不是要求后人一味地“舍生取义”，而是在义利之间有个合理的把控。

南宋的大儒者陆九渊基于人性，对义和利的追求做了深入的分析，他说：一个社会到底是倾向于逐利还是重义，与社会风气有很大关系。

当社会上逐利风气泛滥的时候，人们从小就认为做人应逐利，因此学习的都是怎样牟利。反之，当社会上重视道德的时候，人们从小就认为做道德高尚的人才是正途。

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

陆九渊先生继承了发扬了孔子、孟子的理论，对社会塑造人性的关系做了阐释，但遗憾的是他也没有预料到，后世的人性可以贬值堕落得这么快。

曾经，社会上的老师和医生广受人们尊重，因为教育可以改变人生的轨迹，就是改“运”，而医生则能拯救人的生命，就是改“命”。

所以古代社会对于老师和医生的道德有很高的要求，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唐代“药王”孙思邈说：“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说白了，想要成为仁人君子，就不能只想着为自己牟利。

而到了当下社会，情况是这样的：

有很多老师，想的不是如何把学生教育好，而是变着法地捞钱，他们的心思没有花在教书上，而是在怎么搞课外补习班挣钱上。

当年十分流行的“家教课”

大学里的老师，教育学生的不是怎样做一个合格的、对社会有用的人，而是如何“搞钱”，仿佛只有“搞钱”才是通往人生圆满的唯一途径。

医院里的很多医生，想的不是如何帮助病人以最低的成本把病医好，而是怎样最大限度地压榨病人，把他们吃光抹净。

于是，本不该开刀的开了刀，本不该吃的药吃了不少，乃至开了刀却发生了事故，把原来不用割的割掉了。

今年年初的一起医疗事故令人唏嘘：2020年一77岁老人因身体不适到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就医，医生以“结合增强扫描，考虑为恶性肿瘤可能性大”的诊断结论，就简单粗暴地决定对其实施“癌症手术”。

开刀也就算了，最离谱的是手术过程中医生探查胰腺表面并未看到或摸到肿块，病理报告也均未见恶性证据，却还是把老人的整个胰脏和脾脏切除了，并导致老人3个月后离世。

乱象百出

医院荒唐离谱，草菅人命的行为，被病人家属及社会舆论痛斥为“不管你是不是肿瘤，一律按照肿瘤切除”。但这种问题却屡禁不止，令人匪夷所思。

现在有很多病人到医院里，只要不是急诊，医生都是先安排他们去抽血化验，拿一堆七七八八的单子，然后就配一堆药，至于要不要做这么多化验，化验的结果是不是准确，是不是要吃这么多药，没人敢问。

老师教学生的是“搞钱”，自己干的事情也是“搞钱”，一个年轻人走到社会上，接触到的还是各种各样，没有底线的“搞钱”。

于是就有了饱受社会舆论诟病，而且几乎成了顽疾的种种假冒伪劣，其中首当其冲的是食品安全问题。

对于餐饮商家来说，料理包起码有这么几个优势：第一省人工，那些月薪要求很高的大厨们省掉了，第二省成本，料理包比新鲜的食材要便宜很多；第三省时间，无论是烹制菜肴的时间，还是买洗烧淘煮的时间全都可以省，原本出一份餐的时间现在可以出三份餐。

无语

因为要“利润最大化”，商家连煎荷包蛋的时间都省了，全部变成了整齐划一的预制蛋，以至于有荷包蛋爱好者们大呼：实在是令人触目惊心，痛心疾首。

预制荷包蛋算什么？起码那是人能吃的，人家给你吃能吃的东西，还要怎样？

因为给人吃的东西成本总是高的，人不能吃的东西成本就相对比较低，所以很多不法商家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全用在了如何把人能吃的东西置换成人不能吃的东西上。

五花肉人能吃，带淋巴可能致癌的槽头肉人不能吃，于是有黑心商家纷纷把五花肉换成槽头肉。

五花肉人能吃，淀粉人也能吃，但淀粉的价格比肉低，于是商家把五花肉换成人能吃的淀粉，再加上色素和亚硝酸生产淀粉肠，口感还过得去。

说实话淀粉肠还算好的

其实，这已经是在“人能吃”的底线上徘徊了，但还有人不满足，硬把淀粉换成人能吃但不能多吃的骨泥，只为了进一步压低成本，提高利润。

确实，这些“骨泥肠”的生产商们连槽头肉都不舍得用！能用垃圾解决的问题，你用什么鲜肉啊？

讽刺的是这些黑心商家挣到了钱，自然要拿去买车买房，结果住进了劣质混凝土造的豆腐渣工程，开上了甲醛超标、变速箱有问题、传动轴有安全隐患的豪车，简直完美！

你挣了黑心钱，你的产品价格低有人买，我不跟进我就生存不下去，这就导致区域里的厂家群起效仿，正儿八经的商家生存不下去，劣币驱逐良币。所以，每次查处假冒伪劣食品往往都是一抓一大片。

说到查处假冒伪劣，就不能不说一年一度的消费者们的狂欢：3·15晚会。但除了叫好之外，现在连3·15晚会也成为了诟病的对象。

如图

其实很多在晚会上播出的节目，都是记者们提前几个月就采访好剪辑好的，但为了轰动效益而统一在3·15那天播出。

因为只有在3·15播出，才能获得最大的流量和曝光度，并实现最大的社会和经济利益。而每次3·15晚会播出之后，都是各地工商行政部门连夜出动，该查的查，该封的封，该罚的罚。

播出晚会——工商部门行动——打击处罚——再播出晚会——工商部门再行动……这样的往复循环似乎都成了每年心照不宣，配合默契的节目。

于是又有人质疑了：宁可全国人民多吃几个月的“土坑酸菜”、“骨泥肠”、“槽头肉扣肉”，也要把节目捂到3·15这天再播出？说到底是为什么？

只有一声叹息。

触目惊心

全社会“一切向钱看”最终导致监管失灵，治理缺位，见利忘义，背信弃义，寡廉鲜耻，弄虚作假的事情屡禁不止，原本教育应该完成的任务只能推给公检法，搞得法院人满为患。

法律对人的要求比道德低得多，当人的行为要靠法律来约束的时候，对社会已成了莫大的悲哀。

然而现在很多体制内人士，上了餐桌津津乐道的不是自己查了什么大案子，而是自己的退休金又调涨了，原来是一万四，以后是一万五……

如果连他们都在攀比谁挣得多，社会的公平、正义、理性、秩序又如何保证？

“一切向钱看”导致的信任崩塌、造假成风、偷工减料、坑蒙拐骗、货贿公行等等乱象百出而长期无法有效治理，正是社会最大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