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连传浩。整理编辑：连忠卫。

过了年，即 1969 年，正月里没什么大事，队里又研究今年一年的生产计划。

队里积累一点钱，再不能队里赚多少，就给社员分多少。队里一定要在今年做一个仓库，因为上级要队里执行按月分粮的政策，再不能粮食一收过了，将公余粮一还，就全部分光。

按月分粮，是对劳动力的强制管理。粮食集中在队里保管，就肯定要建一个像样的仓库。

队里又研究了其它事情，其中之一，就是又要我“出山”，将保管员和出纳员两职由我一人担任，这也是由于形势和政策变化的原因。

我回队后，听他们说，“四清”运动是正确的，后来的巡视组是狐假虎威地搞乱套了。

鉴于冯超雄等人能上能下，群众信任，冯超雄仍回大队当书记，冯浩也好了，虽说在三砖瓦厂吃了苦，不但女朋友谈好了，准备结婚，还调他去左港小学当了校长。

冯书记从三砖瓦厂回来，第二次上任后，因他本人是左港队，对左港队的事也更关心了。他见我已是娶妻生子的人，又开过刀，外面的饭也不是那么好吃，就叫又回来当队长的姜石头派我的“双职”。

他“落难”时，不怕降低身份，做世界上最“下贱”的事情。如今，他才是真正的出山了，叫我干这两份差事，我拿不下面皮说不干。

当上了既是经济又是实物的保管后，我心里暗自焦躁，这辈子，只能跟生产队打交道了，充其量，也不过是个高级社员。

队委会也作了调整：姜石头的正队长，姜才云的副队长，姜大生的贫协组长，姜清福的会计，姜在恒的记工员。

之前，春环因添小孩，将妇女队长丢了。现在，孩子已过了一岁半了，队里又叫她当妇女队长。

会计姜清福是个话语极少的忠厚人，他虽只小学毕业的文化，可一手钢笔字、毛笔字，在大队里是挂了牌的。他在部队当兵时，当过了文书，退伍后，正赶上1958 年大跃进要用年轻人，他就当了大队的保管。

当时住队的工作组写的报告、投稿的稿件，都要姜清福重新誊写一次。虽说他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但他身上仍保持军人的风度：无论干多脏的活，他的衣着总比别人干净。

分家后，借住人家的半间屋，却窄而不乱。出工回来做得累死了，他还要去和小伙子们打一下篮球。队里打牌，大家也极喜欢与他同场，输有输像，赢有赢像。

他从不与任何妇女开玩笑，也一概不在背后对别人说长道短。这次，是全队一致要他当会计。

我和姜清福搭成一个班子后，相处得极好。他除了母亲去世了之外，家庭情况跟我一样。

但住房比我家还困难些，两个弟弟已是大人，妹妹也在读中学，父亲只好在堂屋中放一个铺位。他一家四口，只好搬出去借屋住。

我们小队将四间高大的红砖红瓦仓库建成功之后，决定将旧仓库的两间猪圈卖给本队社员。

之所以称猪圈，是一种习惯叫法。1958年，左港队是拆旧屋做共产主义新农村的重灾队，拆了人家的旧屋之后，随即而来的三年灾害，使待建的材料被人偷的偷了，大队里卖的卖了，搞得拆了屋的社员没有屋住。

大队里就将1958 年兴建的三排猪圈拿出来赔给社员。第一排给杨寨生产队拆回去了，第二排和第三排猪圈就赔给了左港队，第二排住进了九九、木庭、石头三家，第三排住了保田、福田、治平三家后，还多两间。

这两间共开一个门，一间住着五保户马胡子，一间队里做仓库。现在，马胡子也搬进新仓库去了，队里就决定将这两间猪圈卖掉，以解决窄房户的住房困难。

要买这两间猪圈的人很多，特别是住在新村的人，单是一天出三次工，跑六躺，一躺比住猪圈的人多走半里路，人显得慌忙些。

由于想买的人多，队里将两间破猪圈的价格也出得较高，两间一共六百元钱。

即使价格不菲，大家仍然都在想法要买下此屋，最后，被我和姜清福合伙买下了。理由是：这样就解决了四家的住房困难。抢着要买的人才不情愿地作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