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霞姐。

2009年2月13日晚间，中央电视台军事纪实栏目，播放了一部纪录片，叫《飞虎队记忆》。

纪录片里讲到一段故事，飞虎将军陈纳德在中国组建航线时，开始大家都还有些看不起广东籍的飞行员。

有一个叫张岱山的教官不服气，出来和陈纳德公开叫板，准备在空中来次大比武。

先不说陈纳德在中国空军中的地位，他的飞行战斗技术在世界也都是数一数二的。

陈纳德大度说，只要张岱山能坚持三分钟，就算赢！

那年，张岱山才28岁。

我的生日是1952年10月14日，正是广州解放三周年。

父亲当天在广州白云机场值班，第二天早上才来医院，母亲问父亲起什么名字？

父亲看着街上的标语说，就叫“世平”，世界和平。

我后来才明白，这是一个老兵最大的愿望。

抗美援朝征兵时，父亲也去报名。征兵的问父亲，你现在上天开飞机还行不行？

父亲坦言说，十几年没有飞过了，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飞。

征兵的一听，参加抗美援朝也就没有下文了。

因此，父亲的档案里有记录：“飞过1000马力以内驱逐机，可作各种特技，但停飞十一年，现在能否飞行己成问题。”

没上战场，父亲继续在机场做飞行调度员，后来又去海南建设机场，南宁也待了五六年，才调到北京民航。

因母亲带着我们一直住在广州，我见父亲次数不多，但每次见他都很亲切，常坐他在腿上对他撒娇。

有一次，父亲开我的玩笑，我还发起小孩脾气，使劲扯他的衬衫，把衬衫的扣子都拽烂了。父亲也不生气，还在哈哈哈地笑。

我上面有四个姐姐，我是长子，老来得子，父亲特别宠爱我。

父亲那时工资每月有140多元，特别高了，我们家租了一间100多平的房子，生活平静又幸福。

我太小，只知道父亲曾是开飞机的，其余的就知道的甚少，父亲也很少提及过去。

1958年父母亲与我合影于杭州

1959年12月底，父亲被分配到浙江嘉兴市建筑安装工程公司，做预算师，相当于彻底改行了。

他和一大批原“两航”起义的叔叔伯伯，从此离开了他们所热爱的数十年的航空事业。

父亲转到了地方上工资只有 70 块钱，父亲去询问，单位拿出民航调令，上面写着“取消保留工资”。

工资少了一半，一大家人没法继续在广州生活下去，全家迁到父亲工作的地方。

我们坐火车嘉兴花了好几百块买火车票，父亲去单位报销，单位不给报，说人是从民航过来的，搬家费应该民航出。

父亲又去找民航，也说转到地方应该地方报。几百元的火车票全由父亲承担了，为这事父亲很生气，这些火车票一直还留在家里。

在嘉兴，全家6口人挤在五六十平米的小屋，后来还有了弟弟。我虽然小，但也感受到生活的落差。

最明显的变化是父亲，他不再是广州那个任我撒娇的父亲了，一脸严肃，还会因我们成绩不好揍我们。我们在家都不敢大声讲话。

小时候没觉得飞行员有多厉害，慢慢就知道了，飞行员不比一般工作，都是有知识有技术，还被称为天之骄子。但我从来不让同学们知道，我有一个飞行员爸爸。

我隐约感觉，不要说父亲的事，他有点落魄了。但尽管落魄，父亲身上还有其他爸爸不一样的地方。

一家人吃过晚饭，我们回房间写作业，父亲就拿出从单位借来的小提琴，在客厅中一个人拉小提琴。

他一拉，我们全家人都静下来听。

我记得那些曲子很好听，知道肯定不是国内的曲子，而是西洋的比较有名的小提琴曲。

我们家是广东台山一个世代华侨家庭，我的爷爷在菲律宾开有面包店。

父亲张岱山1911年7月出生后，留在台山上学，17岁才跟爷爷去菲律宾，开始在面包店里做学徒工。

因祖辈都在南洋打拼，思想比较进步，对子女教育也比较开放，家里对国际形势也比较关注。父亲做学徒时，就知道日军侵略，中华民族到了危难关头。

1929年8月，父亲护照时间登记有误，不能留在菲律宾。他独自远涉重洋回到祖国后，继续去读高中。

刚读了一年，看到广东航空学校招生，他被“航空救国”的信念感召，毅然报考了广东航空学校第五期。

广东航空学校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推动下，由孙中山亲自倡导，以“航空救国”思想为宗旨，1924年底创办于广东广州大沙头。

父亲毕业的广东航校

父亲在广州飞行训练时，还经常绕道家乡台山水步镇大塘，用自制的降落伞把糖果糕饼等投放给乡亲们。

父亲在宗族里排行“相”字辈。大塘村的父老乡亲说，在家乡问张岱山知道的人很少，问“飞机相”可以说方圆十几里都知晓。

每逢看见飞机在村上空盘旋时就知道是父亲，乡亲们都不约而同到祠堂前的空地上喊叫，“飞机相回来了，飞机相回来了”。

那时，父亲会从座舱中伸手致意，同时把糖果等洒下来。

父亲四年广东航空学校毕业后，加入广东空军，但没打过什么仗。

1935年，广东陈济棠与广西李宗仁以“抗日救国”为旗号，起兵反蒋，成立军事委员会和“抗日救国联军”，向湖南进兵，发动“两广事变”。

蒋介石为挫败两广事变，一方面调重兵南下，阻止粤、桂军北上，另一方面对陈济棠部属采用各种手段进行收买和策反工作，从内部瓦解广东势力，以图搞垮陈济棠。

6月30日，戴笠等收买广东空军第五中队飞行员黄志刚等，广东空军叛陈投蒋，父亲也被并入中央空军，他被编入第十八中队。

当时中国空军中规模最大的要数父亲所在的广东空军，无论是飞机还是人员技术素质等各个方面都超过中央空军。飞行员大部分都是归侨和华侨子弟，基本上都会英语。

但蒋介石排斥异己，准备以飞行技术不佳为由淘汰一大批广东飞行员。

他在杭州笕桥机场对广东空军进行三个月的所谓“精神训练”，还要接受考试。

没想到，这些本来最顶尖的广东飞行员，考试成绩全部为“丙下”。当时考试成绩分为甲、乙、丙三个等级，每个等级又分上、中、下三级，“丙下”就是第九级，属劣之最劣。

这个淘汰计划还没完全施行，抗战就爆发了，这帮“丙下”的飞行员就获得了在战场证明自己的机会。

父亲的毕业照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父亲与战友就投入到抗日战争之中。

其中，显赫一时被称为日本空军“四大天王”之一、天皇御赐“驱逐之王”的三轮宽少佐被广东飞行员陈其光在山西太原上空击毙。

日本海军第13航空队司令官、被誉为“轰炸大王”的奥田大佐被邓从凯在四川成都上空击毙。

出生美国、祖籍广东台山的空战英雄陈瑞钿，在1937年到1939年间，共击落敌机6架，并协助僚机击落敌机3架。

在对日空战中，陈瑞钿曾三度被敌机击落。最后一次座机被击中时由于油箱起火，他自己全身也着了火，虽跳伞成功但面部和全身上下被大面积烧伤，被送往美国医治。

虽然面部严重变形但他却仍旧回国参加“驼峰飞行”，继续参加抗战，被誉为“中国战鹰”(China’s Warhawk)。

父亲在抗战时期曾转战于广东、广西湖南、湖北、云南、四川等地，参加过对日军的“广州保卫战”、“长沙保卫战”、“武汉保卫战”等数十次大小空战。

父亲并没有清晰地列举他经历的战斗，也许太多了，也说不清楚。

但我问过父亲，你打了这么多仗，你打下过一架没有？

父亲说打下过一架。

他还说，因为他们那个中队的人都很团结的，很少是一个人打，都是你也打，我也打。譬如说四个人打下一架，就是每个人打掉四分之一架。两个人打下一架，就是二分之一。

父亲说，他打下的一架不是他一个人下，这一架是每一次空战之后，那么计算出来的一架飞机。

但具体这架飞机是在哪一次战斗的战功，他没说那么清楚，我也没想起来去问。

父亲最危险的一次，是驾驶受伤的飞机迫降在水田中，腿部受伤严重。还是闻声赶来的老百姓用门板把父亲抬到医院治疗，父亲才幸存。

到我上初中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一天放学回家，看见家门口围了好多人。走近一看，原来是写我父亲的大字报。

红色的字写得很大很大，血淋淋的：反动军官，国民党残渣余孽，里通外国。他们说要砸烂父亲的骨头。

有些人不认识我父亲的名字。几个造反派只能点着我弟弟的头，说就是他爸爸。

回家后，发现父亲一言不发，吃完饭就自己走出去了。母亲害怕他出事，让我偷偷跟着他。

父亲走到河边的一棵大树下，望着天不说话。正巧有一架运输机从天上飞过，父亲流泪了。

看见父亲流泪，我也哭了。我知道他肯定是想起来以前当飞行员的事情。

父亲这时候发现了我，他说你来干什么？

我说妈妈叫我跟着你。

父亲说，没事的，你放心好了，我没事的。

我问父亲，都说你们国民党反动派欺压老百姓，你有没有向老百姓开过炮？开过枪？有没有欺负过老百姓？

父亲说，你爸爸没有向老百姓开过一枪，没有向老百姓投过一颗炸弹。我打的就是日本鬼子，其他我没有干过什么坏事，你要相信我。

最后父亲说，你回去吧。我说不行，我和你一起回去。他没办法，我们两个人就一起回家了。

这些往事并不如烟呐。

从那个时候起，我开始有点疑惑，要不要相信父亲？父亲和他们说的不一样，父亲到底有什么经历？

但我并不敢再问父亲他的过去。我知道，问了他一定会伤心。

父亲（后排右2）在白云机场工作时的合影

因为怕被抄家，我们把父亲以前写的日记、相片，统统收集起来，用煤球炉子烧掉了。为了不牵连到其他人，父亲还特意把自己的通讯录都烧掉。

现在觉得这些东西好珍贵，但那时候只觉得可怕。烧的时候生怕被别人发现，发现不就是毁灭罪证、罪加一等了吗？

68年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有造反派说父亲是国民党反动军官，就想把他拉出去斗。也有另外一派，说根据中央那个文件，父亲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阶级敌人。

父亲没被批斗，从办公室调离出来后，分配到车间干一些碎活，做做清洁。没有指标，没有人看着他，喜欢多干一点就多干，少干一点就少干一点。

车间离家很近，有时候我去给父亲传个口信，看到那些工人对他也很好。

父亲说，感谢政府对他很宽容。也告诉我们，不管什么环境，都要做一个正直的人。

我72年知青回城进入了父亲的单位，一直留在父亲身边，但我们还是很少聊起父亲的过去。

直到彻底粉碎四人帮之后，夏天里，大家都在院子里乘凉，交流就更多一些。邻居里也有当兵的，雷达兵、空军，都让父亲讲讲自己的航空生涯及经历。

我才知道，父亲还有这么复杂的经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与飞虎队将军陈纳德的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

1939年夏，父亲的空军部队转战至四川宜宾机场。就是在那里，父亲和陈纳德有了一次空中比武。

起因是陈纳德的机械师未经同意便进入父亲的驱逐机内，把机关炮摆弄了一块，出故障了。父亲是个愣头青，发现故障后，就当面指责了那名机械师，却被他给陈纳德告状。

这时候陈纳德就出面了，批评我父亲态度不好。

没想到父亲还不仅敢顶撞，英语还好，在机场两个人就用英语当场争吵起来，气得陈纳德说，你有没有本领我不知道，那我们就上去比一比，看谁赢谁输。

抗战前夕，蒋介石就聘请了美国优秀的驱逐机战术专家、退役军官陈纳德来华担任中国空军飞行总顾问兼总教练。

陈纳德提出要与父亲上天比武，还说不超过3分钟，一定能把你击中。

父亲作为广东飞行员，在空军中总感到受歧视，心里一直憋有一把火，当时一激动，就答应了陈纳德的邀战。在场的中国飞行员也纷纷起哄助威。

父亲尽管有近两年的空战经验，但飞行技术肯定逊色于陈纳德。

两个人飞上天后，两架飞机激烈争斗，果然如陈纳德所说，不到三分钟，父亲的机尾就被陈纳德死死咬住，没办法甩开他。

正好三分钟的时候，陈纳德果然击中了父亲。两人随即先后着陆。

从机舱内走出的时候，两个人都脸色苍白，汗水一直渗透到飞行外衣，四目相对说不出话。原来空中的争斗如此激烈，陈纳德也佩服起了父亲。

父亲与P-40战机

空中比武之事曾一度在空军引起很大反响，从此以后，陈纳德将军及其部下对广东飞行员的态度有了很大的改变，而父亲这位20多岁广东飞行员的倔劲和高超的飞行技术给陈纳德将军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当晚陈纳德就派人来请父亲共进晚餐。

父亲告诉我，陈纳德是个很正直严肃的人，说话直冲冲的，不会给人什么面子。这点他和父亲的脾气如出一辙，所以成为了朋友。

不久，父亲接到命令，要被调往中央航校成都空军军士学校中级科任教。父亲便去问陈纳德，陈纳德承认，就是他的主意。

陈纳德赏识父亲的飞行技术。却没想到，到航校任教，却让父亲遭遇了更多危机。

1940年1月，父亲到任成都空军军士学校飞行教官。

二姐跟我回忆说，父亲经常带着年幼的她到学校里举行的周末晚会玩耍。久而久之，她成了当时每次周末晚会上引人注目的“小星星”。

一次，陈纳德将军也来到周末晚会上，见到活泼可爱又能歌善舞的二姐，抱起她大加赞赏，并让她唱了一首歌。

然而，在航校任教，并不代表父亲脱离了战场。

在不久发生的“成都大空战”中，日本侵略者把成都航校作为重点目标，妄图把年轻的中国空军扼杀在摇篮里。

有次，父亲带领10余名学生编队飞行训练，突然间父亲以最快的速度飞到前面，猛烈摇晃翅膀，发出警报示意大家分开疏散。

当时他们飞的是教练机，没有武器和通信装备。这时大家才发现远方有许多小白点向他们扑过来，是日本的零式战斗机。

零式战斗机属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飞机，盟军还没有任何飞机能够与它正面较量。

如果真的遭遇打起来，被击落的肯定是他们。

大家马上就分开疏散，而父亲自己却留在后面掩护大家撤退，等警报解除后大家安全返航后他们才发现，父亲的机身上被日机射出数十个窟窿。

父亲面对零式战斗机，凭借自己对地形的熟悉，钻进山沟里，最终才安全回到了基地。

多年以后，我联系上了父亲当时的学员，许多人都提到这次事件，说是父亲救了他们。

空军飞行军士学校飞行教官及职员合影

父亲跟这些航校学员的关系都特别好，是因为父亲的性格直，平易近人，也支持这些学生的活动，不像其他教官，摆官架子。

后来航校3期跳伞事件发生后，学员罢课闹事，吴俊、杜远礼、卢成柳、伍庆香这四个学生被抓了进去。

吴俊与父亲关系好，写信托人转交父亲，叫他想办法解救。

结果不知道被谁告密，说父亲还在与这四人联系，父亲也被学校抓了进去，关押审讯了一个多星期，怀疑他与共产党有联系。

几个月后，这4名学生终于获释，但空军受命对他们“永不录用”。

杜远礼、伍庆香被开除后直接进入中航、民航，后来参加了两航起义。

吴俊、卢成柳分别改名为吴子丹、卢先华，重入空校十七期。卢先华毕业时成绩名列榜首，被宋美龄选为专机驾驶员。吴子丹则再次被航校开除，加入民航，参加了飞越“驼峰”多达300余次。

1942年末，本以为闹事风波已经过去，父亲突然接到调令，被调往昆明中国第一飞机制造厂任试飞员。

父亲赶赴昆明前，因考虑到战争期间带着家眷不方便，就先护送家人回广东老家台山。

在火车上，父亲就发现，有特务跟踪在他。等送回家人，返回昆明，父亲又接到突然通知，他被停飞并要立即到“航委会”报到。

原来是由于父亲和学生关系密切，当局怀疑父亲是共产党嫌疑分子。

父亲认识到前途难卜，凶多吉少，就私自离开了国民党军队。“航委会”接着发通缉令，要抓父亲。父亲成了逃犯，一旦被抓就会受军事法庭审判，极有可能被处决。

父亲也回到了广东台山老家，东躲西藏，起初种田，后来做流动小贩。这段时期他过得很辛苦，做生意被人骗血本无归，最后连祖上留下的七分水田也卖掉，没有其他活干。

1947年底，他不得不冒着被抓的风险，悄悄潜回广州民航，在广州航空站站长邝焕堂帮助下改名，在广州机场当了一名管理员，每天记录机场的飞机起飞降落的往来次数。

台湾纪录片《冲天》中的父亲

1949年大陆解放前夕，父亲在广州白云机场竟然意外地遇上了陈纳德将军。

他紧拉着父亲的双手用惊讶的眼光上下打量身着工装的父亲说道：到我这儿来吧，我给你安排个正驾驶，如愿意家属可随时移居海外。

陈纳德将军创办民航空运队，一般正驾驶都是美国飞行员，中国飞行员是副驾驶，可见陈纳德给父亲的是最高待遇。

没想到，父亲却谢绝了陈纳德的好意，剩下飞虎将军一脸的不解。

父亲向我讲这事时，对陈纳德将军是发自内心地感谢和佩服。

他明知道我父亲是被军事当局通缉的人，他没有去告密，却请到他那儿任正驾驶飞行员。父亲说，陈纳德是一个具有强烈正义感的军人，也是一个有着宽广胸怀和善良同情心的美国人。

父亲为什么谢绝陈纳德将军的邀约呢？

原来父亲在机场工作时，结交了一批工友，其中一位是东江纵队的共产党员，他知道父亲的经历，有意识地给父亲灌输革命道理。

父亲对共产党有了全新的看法，决定留下一起建设新中国。

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

第二天，父亲一下楼，看见一辆军用吉普车开过来，停在楼下，走出几位解放军。父亲很紧张，以为是来抓他了。

那几位解放军走过来问他，张岱山住在什么地方。父亲就算害怕是被抓，也耿直地回答，我就是张岱山。

解放军说，我们是中南军区的，知道你以前是白云机场的工作人员，想请你回去，把机场给我们恢复起来，你看怎么样？

这样父亲才放心了，跟着他们回机场工作，由他组织人员把已被破坏的机场修复并重新恢复了通航。

从这天起父亲加入了人民空军，不久中国民航局成立，父亲在民航局任飞行调度员，离开了他挚爱的飞行岗位。

父亲（左2）在机场和同事合影

但没想到，在这个岗位上，也能帮自己曾经的学生解决困难。

有一次，父亲在南宁机场塔台值班。

一架满载着援越重要物资的大型运输机飞抵机场上空，准备降落。当时机场上空是乌云密布，电闪雷鸣，风雨交加，机场上所有的照明灯都打开了但能见度仍旧极差。

因为国民党特务用大功率无线电发报机进行干扰，与机场的通信几乎是中断。由于导航设备很落后，再加上恶劣的天气及机场附近的山脉影响，运输机在机场上空一直盘旋飞行，不能降落。

父亲有近20年飞行生涯，知道情况的严重性，心急如焚，不断对着话筒呼叫着飞机的代号。

飞机上的油料警告灯也开始闪烁，这说明情况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境地。

突然，运输机的驾驶员从耳机断断续续的只字片言中竟听出是我父亲的声音，惊喜万分地大喊道：“张教官，我是‘傻李’啊！”

原来驾驶员是父亲带飞的学生李培槐，中央航校成都军士学校第三期，也曾参加过“驼峰”飞行和两航起义。因为他整天乐呵呵的，不知忧愁地笑，所以外号被称为“傻李”。

知道是自己学生，父亲急中生智，想到了可以用在成都航校训练学员时的术语夹带着英语发出指令，便把头伸出窗外，在漆黑天空中，凭借飞机的轰鸣声及时隐时现的的夜航灯判断着飞机的高度和方位，指挥学生降落。

他们两人一个冷静果断的指挥，另一个谨慎沉着的驾驶，尽管双方耳机中是断断续续的短指令，却默契配合，让飞机安全降落在跑道上。

飞机降落时，油料指示灯几乎为零了，可见情况危急。

李培槐从飞机上走下来，到塔台向父亲复命。一走进指挥室，两人几乎是同时伸出手来，李培槐喊了声“张教官”就再也说不出话来。

很少动感情的父亲也眼睛湿润了，用手轻轻地拍着李培槐的肩膀。

在场的人都感动了，议论说，如果今天晚上不是我父亲值班、如果驾驶飞机的不是李培槐，其后果不堪设想。

可以说，父亲回忆中，最动情的部分就是讲到他的那些学生了。

他和吴子丹之间一直有着很深的师生感情。

父亲说过，吴子丹是个非常聪明的人，一个手势，一个眼神，他都能马上心领神会。

吴子丹也转到民航工作。有一次，父亲从北京搭便机回广州家中，上机后直接坐在后机舱，却不知道那次航班的机长恰巧就是吴子丹。

飞机起飞后，吴子丹从驾驶舱转头，无意发现了后机舱中的父亲，马上起来邀请父亲到驾驶舱，让父亲坐在正驾驶位置上驾驶飞机。

他知道父亲当上飞行调度员后就很少飞行了，但他也记得父亲非常喜爱驾驶飞机，在成都航校时就出名。

每当来了新机种，不管是战斗机、运输机，还是轰炸机，父亲都要去熟悉飞机的各种性能和特点，并熟练地驾驶。

现在正在飞行的是新进口的苏联大型运输机，父亲没有驾驶过。在他的指点下，父亲很快就进入了状态，从北京一直飞到了广州，在飞机快进入机场时才把操纵杆还给了吴子丹。

这是父亲一生中最后一次驾驶飞机，意义非凡。

父亲非常挂念这些学生，可惜却与他们都失去联系。

任飞行教官的父亲

每次父亲回忆，最让他动情的还是师生情，让他唏嘘的学生还有一个，叫杜远礼。

也是航校当年闹事的四人，后来参加“驼峰航线”、“两航起义”，从香港回到祖国。

1957年被评为全国先进生产者、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曾开辟成都至西昌及南充航线，多次为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执行专机任务。

可惜1958年4月5日，他驾驶伊尔-14型632号机执行成都经西安到北京的航班任务，飞机在到达西安之前的陕西秦岭失事，乘客和机组人员无一生还。

那么艰苦的战斗岁月都飞过来，却牺牲在和平年代，也说明飞行的危险。

除了学生，父亲最常回忆起的还有牺牲战友，他和我讲过1941年3月14日的成都空战，每每提起此事都说“太惨烈了”。

那天日轰炸机群来犯，我军出动31架战斗机迎敌，但受到大批日本零式战机偷袭。

这是首次与日本零式战斗机交锋，由于战机陈旧，虽然中国空军拼死抵抗，我机被击落8架，大队长黄新瑞，副大队长岑泽鎏，中队长周灵虚，分队长江东胜以及飞行员任贤，林恒，袁芳柄，陈鹏扬等8人血染蓝天。

其中4名都是广东飞行员，是父亲的同乡旧友、战友和校友。他们当时都驻扎在双流机场，空闲时经常来父亲家玩。而林恒，就是林徽因的三弟。

1973年，父亲退休后，单位经常请他回去帮忙干活。父亲一口答应，从不推诿。

1980年3月8日，父亲在睡梦中因心脏病突发而病故。

记得去火化殡仪馆的路上，天空中出现的数架草绿色里-2大型军用运输机，在嘉兴低空久久盘旋，仿佛也为父亲送行。

在追悼大会上，父亲单位的领导全部出动了，他们很重视这个抗日老兵。在给父亲的追悼词里说：

“张岱山的一生，是爱国的一生”。

有这句话，我们就感到满足了。

父亲过世还不到70岁，我也只有 28 周岁，还很年轻。

后来想到父亲的人品，想到父亲坎坷磨难的生活，想到父亲在地下长眠，我总会泪流满面。觉得很遗憾，后悔为什么当初不多问问父亲的事情？

2005年是抗战胜利60周年，也是父亲去世的25周年，我回忆着父亲的只言片语，写了他和陈纳德将军故事，发在博客上纪念父亲。

许多人看见后都转帖了，不久，中央电视台发邮件给我，说想派人来找我拍摄父亲的视频。

他们问我有没有父亲留下的遗物，我说都没有了。加上时间紧，他们征得我同意，没来家里采访直接制作了视频。

2009年2月13日对我们全家来说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当天晚上军事纪实纪录片《飞虎队记忆》在中央电视台军事频道播放了。

父亲抗战时的英勇形象首次在荧屏上被展示，我们全家人都潸然泪下，这其中的酸甜苦辣用语言是无法形容的……

我的近照

我写出博客之后，中国民航找到我，让我看到了父亲在民航的档案。

里面除了父亲记录在册的履历，还有父亲从49年到他退休后手写的交代材料。

父亲培养了那么多优秀的学生，交代材料里他只提了三个名字，都是他在北京民航局一同工作的人。这三人和他的关系本来就公开的。我知道正直的父亲不提其余人，就是想保护大家。

在材料里，父亲也表露自己教育学生的初衷，他亲笔写道：

“一个青年人抱着高度的热情来学（飞行）技术，很不该让他们半途失望，无论在任何困难下，我都把他们带出来。

见到一期一期的青年毕业，我很高傲自满，虽然有人说我粗制滥造，但我仍认为自己的行为很妥当，也认为对国家和民族尽力了。”

每次回忆父辈的故事，子女最大的感受就是遗憾。

遗憾，没有在父辈生前好好聊聊他们的过往，他们的历史。

张世平也一样，父亲去世后，他开始寻找父亲的蛛丝马迹，感谢互联网，还真联系到不少父亲昔日的学生。

杨培光回信写道：“张教官教学还是非常认真严格的。可惜张教官逝世的太早了……”

邹忠也说：“解放后在广西南宁机场和北京机场曾多次遇到过张教官，他还像当年成都航校时那么威武……”

他还和吴子丹的家人通电话，一见如故，互相寄去长信，讲了两个家庭这四十年来的变故。

张教官能得到那么多学生的爱戴和缅怀，不仅是他的平易近人，更多是他有和学生相同的满腔热血，一心培养出优秀的飞行员来抗日。

他虽然是教官，虽然没有在战场上那么多的英雄壮举，但他身上依然涌动着那个年代抗日军人最正直、热血的一面。

我们还在一点点寻找他们的过去，以求记录他们的更多往事。

他们是千万个张教官这样的中国军人，隐身在各个岗位，但他们的精神血脉相连，他们的事迹，都值得被历史所铭记。

编辑：思聪 霞姐

图片来源：张世平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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