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郑学良

近日，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九部门联合印发《“我的家乡我建设”活动实施方案》，部署开展“我的家乡我建设”活动，旨在引导在村农民和在外老乡共建、共治、共享美好家园，促进人才、资金、技术下乡，汇聚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力量。

《方案》提出，“鼓励引导退休干部、退休教师、退休医生、退休技术人员、退役军人等回乡定居，当好产业发展指导员、村级事务监督员、社情民意信息员、村庄建设智囊员。”

《方案》鼓励在外工作的城市退休人员回乡定居，无异于现代版的“告老还乡”，这一举措也引起了社会热议，赞成和质疑者都有之。

赞成者认为，九部委倡导的城市几类退休人员回乡定居，在当前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具有积极的推动意义，因为他们的返乡，除了《方案》中的带来人才、资金、技术下乡外，还可带来生气、稳定下乡，对于乡村振兴具有多方促进作用。

人才下乡，退休人员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他们有的本身就是某一领域的专业人才。乡村振兴离不开专业人才的支撑，这些退休人员就是丰富的人才资源库，为乡村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资金下乡，退休人员相对财富较为充裕，回乡定居，要购房、租房、修缮等支出，日常需要吃、住、行等消费，可带动农村消费流通，个别人还会投资种养、加工和生态休闲等产业。

技术人乡，这些退休人员大都学有所成，有的是某个方面的行家，他们返乡，也顺便带来了乡村极为缺乏的种养加工、医疗教育、电子商务等方面的专业技术。

人气下乡，现在的农村，青壮年和儿童都进城了，大部分只剩下一些留守老人和妇女，乡村寂寥，人气低迷。在外退休人员返乡，别的不说，这些退休人员的子女后代，也会时常回家看看，为日益凋零的乡村增加人气。

稳定下乡，退休人员长期在外工作，回乡后热心公益，再加上明辨是非、处事公正，可以成为新时代的“乡贤”，除了为经济发展出钱出力划策外，还可以定分止争、畅通民意，为乡村社会治理增加法制、理性元素，促进乡风文明和谐。

所以，对于九部门鼓励退休人员返乡的倡议，大部分人是赞同和肯定的，反对的较少，不过质疑的声音仍存在，质疑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认为这些退休人员离开家乡几十年，家乡人文、环境、习性等早已不是从前的样子，现返乡定居，能否适应完全“陌生”的生活？二是相比于城市，农村医疗条件差、社会保障服务落后，退休人员返乡后留不留得住？三是退休人员返乡居住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安居问题，即住哪里怎么居问题。

这些质疑实际上也就是退休人员返乡定居的障碍所在。不过，在小编看来，不适应农村新环境以及医疗保障落后的问题，并不是制约退休人员回乡定居的因素，因为退休人员返乡，大多是叶落归根的乡土情怀或者向往恬静安逸的田园生活，对农村环境及风情并不陌生，还有，退休人员并不总是大病缠身，即使大病重病来了，并不影响其返城治疗。真正影响或阻碍的就是现行的农村宅基地和住房问题。

我国曾长期实行城乡二元结构的户口身份就业管理，改革开放前，禁止农村人进城，那时“农转非”需要严格审批，随着城镇化、工业化建设的进程，“农转非”政策被打破，农村人进城就业居住已无限制，农村向城市可以自由流动。

“农转非”己无限制，但“非转农”的问题又出现了，现行政策，严格禁止限制非农户口向农村居住流动，非农人员回乡，首要就是居住问题，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规定“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城市退休人员可以继承和租赁农村的房屋，但不能买卖或继承宅基地。

也就是说，退休人员返乡，因本人不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但不享土地承包经营收益的权利，就连居住，只能是租赁或继承祖辈房屋。这样的政策限制，无疑阻断了想回家养老居住的退休人员的梦想。

有恒产者才有恒心，返乡定居，如果没有宅基地的买卖和继承权利，必定注定他们只是过客而不是常客，不但难以请回来，即使请回来也难以留下来。

现行禁止非农人员到农村购房居住，政策的出发点是为了保护农民利益，农民的宅基地是国家赋予的特定利益，非农人员不能享受。但是，任何财产权益只有流通才有价值、才有收益，现行规定宅基地只有农村集体组织成员之间才可以转让、买卖，而现在农村人口急剧减少，宅基地的市场和价值都在萎缩。

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基本要求是各种要素自由流动，现在农村人进城基本实现自由，但城市人返乡却有阻碍，最大的阻碍就是住房和宅基地问题。事实上，近几年，一些地方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都提出过鼓励城市人下乡的建议和提案，在乡村振兴的战略背景下，在农村日益空心化的窘境中，如何打破非农人员返乡壁垒、进而实现城乡人口自由流动，确实需要考虑和改革。

这次九部门倡导几类退休人员回乡定居，是为振兴乡村的权宜之计还是释放城乡自由流动的信号，让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