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我17岁来到粤北山区插队，就在插队的那一年国庆前，经人介绍去二十多里外一个叫高陈的地方学木工手艺。
当匠人，在当时的农村算是农家孩子常找的出路。
在别人的眼里，作为下乡插队的知青，一个“文化人”去做木匠，是有点不学无术的样子。我开始对他们浅薄的认识不置可否，继续认真地跟着师父学习手艺。结果却被他们说中，我半道“逃”了回来，众人当成笑话讨论了好一阵子。
回来后没有人叫我去建房子，也没有人叫我打家具。我没有气馁，跟着本村的木匠零工钱帮着建了一段时间房子，同时自己也继续捣鼓一些小家什。
有一天，众人看到我设计制造出来的一些工具，成本低廉、轻巧实用，顿时让他们刮目相看，纷纷请求我也给他们造一个。
此后，我插队的几年时间，小日子过得算是比较滋润，令人羡慕不已。
虽然我半道“逃学”没有坚持继续学艺，但学木工那段生活却令我难以忘怀。
学木工手艺，是非常艰苦的。非常传统的“半工半学”，就是跟在师父身边帮忙干活，这样可以近距离地观摩，具体能学到多少关键看本人的悟性。
初学手艺，自然先做花力气的粗坯活。学木工主要先练好刨、锯、凿、雕等基本功。
我第一天上工就是刨椽子，二斤多重的刨子在手里前后运动，呼呼作响的刨花从手背上飞溅出来，倒还觉得颇有情趣。
开头不得要领，只会使蛮力气；不到半天，手上就起了血泡，两臂也肿了起来，这才觉得远不像拉胡琴那样舒心，好奇感也就昙花一现。
俗话说“端人家的碗，受人家管”，这可不像生产队里吃“大锅饭”那样捏着锄头柄儿撑日头，手上长泡也只好咬着牙干。
吃午饭时，竟然连筷子都捏不住了。匠人干活是很苦的，除了吃完午饭休息个把小时，其余时间都得手不歇、脚不停地干，不到太阳落山是不收工的。
那时还没有木工机械，干活全凭力气，整天地刨啊锯的，一天下来，浑身就像散了架。我身子单薄，力气小，做这些活觉得力不可支，但又不敢偷懒，手中的斧头稍有停歇，师傅就要朝你横眼睛。想想自己总要学一点本事，再说熬出了头当了师傅，也可在朝南座位上发号施令的。
每当我想到这里，又咬咬牙，斧头刨子也就不停歇了。
在农村造房都有季节，大多数人选在春天和秋后。春日昼长，做得出活。秋后农闲，天高气爽，不会耽搁工期。也有在夏天的，那是等着要住房的人家才这么急吼吼的。夏日干活，就不是好生活了，赤日炎炎之下，一天就得晒脱一层皮。
干活儿也是糟人的，那时造房很少有新料，因为木材是国家配给物资，也禁止上山私自砍伐，所以一般农民买不到木材，很多都是用旧木料和“解放木头”。
旧木料出新，上百几十年的尘垢叮在木头上，刨子一刨，黑灰溅得你满手满脸，呛得你吐出来的痰都是黑的。所谓“解放木头”就是从地下挖出来的棺材木头，这也是人们想出来的急办法，死人享受完活人还要继续享用。
挖出来干了一阵的还好，最怕的是刚挖出来的“鲜货”，抓在手里滑腻腻的，一斧子砍上去，带有尸汁的污水四溅，有时溅个满头满脸，那腥味熏得你饭都咽不下去。
建造房子要爬上爬下，特别是架梁钉椽，人站在柱子上，用竹竿撑着的柱子晃悠晃悠的，心里直发毛。如果不用柱子只做空斗山墙，人站在无依无靠的墙上，墙也在左右晃动，比起站在柱子上还要惊险。
光靠造房生活不忙，因此，木匠大多还打家具。做家具是细工活，一个个榫头都要严丝合缝。
我初当徒弟大多干些出料刨档的活，松木杉木的活要好做些，碰到要刨榉木等硬树，饭就不是好吃的了。
有一次打写字台，料子都是榉木的，大大小小五六十根料的槽推下来，两只手掌就粘在刨把上了，原来是血泡破了，血水粘住刨把，疼得钻心。望着师父冷冰冰的脸，我只好一声不吭，含着眼泪做完。吃晚饭时，筷子都不能拿，只好用调羹划着吃。回去涂些紫药水，明天再干。
我师父三十五六年纪，中等身材，身子骨也比较单薄，平时不苟言笑，手艺很不错，据说敲的榫头丢在河里都不进水，方圆百里都很有名气，带的几个徒弟也都“上路”，有的徒弟也带了徒弟。
我是他第六个徒弟。据推荐我去学艺的人说，师父要带个有点文化的，其实我高中也未毕业，“文革”牌有啥文化，好歹比他们多识几个字罢了。
说是跟人家学手艺，其实师父是不教你什么的，全仗自己干活时要留心，这倒不是“教会徒弟，饿煞师父”，这大概是传下来的规矩。
“技术是偷来的，是自己摸索钻研出来的。”人家都这么说。
我跟师父做了半年多活，主要是造房子，但除了刨椽子桁条，一些技术性的活都没沾上手。师父也不让你沾手，一则下手活主要是徒弟做；二则做错了活，主家没有材料添，师父也没有材料赔。
只晓得其中的一些说法，如“提脊超檐”“五分加一”至于脊要多提多少才合适，心中没有数。
因此，我刚回来知青点，开始没有人敢来请我造房子，我也不敢接。一直到后来再跟本村木匠做了一段时间，自己亲手造了房子才明白其中的诀窍。
特别是为别人打了一扇满箍穿梢的后门，那尖头都对得严丝合缝，得到大家的认可以后，活儿才逐渐多起来。
几位师兄，除了大师兄，其他的待我都还好。师父不在，大师兄就摆师父架子，有时指挥我做技术性强的尴尬活，其他几位师兄都会帮助我，有时他们代我做完。过后向他们讨教，他们也肯把其中的要害关节告诉给我听。
其实师父待我也还好，对我严格要求也是为我干活不马虎，拿得出手。他常说“不上规矩，不成方圆”。出料要不翘裂，拉锯要上下一线，凿眼要不歪不斜。做长凳要求四眼八撑，腿的斜度要一致；榫头拍进榫眼，既不能太紧又不能宽，而且要一次拍进，不能褪出来回手。他说，回手必不牢固。
木工活中，工艺要求最高的是做八仙台，三十二个尖头都要严丝合缝。做好后，两人对角拉台脚要没有“吱嗄吱嗄”的声音。
除了外出干活，师父家的活儿也要徒弟帮着做。祖父一再严令我学手艺要手脚勤快，以讨得师父师母的欢心，多学点技术。师父有四个儿子，最大的14岁，其实我只比他大3岁。收我做徒弟不久，又养了一个女儿，这是他一心期盼的。我一去他家就要帮着挑水、烧饭、种菜、扫地，有时还要垫圈。师母待我很好，从未叫我去做洗尿布、倒痰盂的尴尬活，多少给我留一点面子。
但我最怕的是去挑垫猪圈的土块，当地人称之为“糕头”，方方正正，像糕一样，一块足有二十多斤。田埂上长长的一条堆码着，够我挑的，沉重的担子把肩头磨得红红的。我的痔疮也是那时给压下来的，挑上一天，准要便血。
但为了要学到手艺，再吃苦也得咬着牙干。后来我能发愤读书，整天整天地坐着写作，其实正是那艰苦的生活磨练出来的，读书写作总比那担子压在肩头上好吧?
学艺的规矩也是挺多的，虽是新社会，但旧的一套还沿袭不变。外出干活，挑工具箱是小徒弟责无旁贷，理所当然的。木匠工具多，斧子、刨子、凿子、锯子、榔头一大担，晃悠晃荡，挑着也是够呛的。碰到晚上，跌跌撞撞，担子更不轻。
吃饭的规矩也有不少，比如拣菜只能拣自己面前的，不能乱抄菜碗。如果“眼睛像闪电，筷子像雨点”，那是非挨骂不可，“啥吃品，前世头里没吃过？”
当然师父会乘主人家不在时“开销”你。肉不论大小，一顿只吃一块，鱼是不能吃的，以讨“富足有余(鱼)”的口彩。
徒弟放碗一定要在师父前面，不能吃到最末，乘空还要为师父师兄添饭，不过师父很少再添第二碗的。
我起先吃饭吃不快，吃不快就吃不饱。挨了几次饿，也学乖了，碗一到手就赶快扒，尽量少拣菜，菜拣最咸的吃，多喝几口汤。饭菜下肚才有能量，肚子不饱就没力气。
收工以后，任你路有多远，一般不住在主人家，特别是主人家有年轻女子，“天上落铁也要回去”，这是师父再三叮嘱的。因此，十里八里赶夜路是常事。那时的路都是泥路，全凭两条腿。不像现在村村通机耕道，可以骑自行车。好在年纪轻、手脚利索，又是归心如箭，赶路也没什么不愿意。
记得那年冬天下了雪雨，沟沟坎坎都很滑，路也摸不着，但吃罢晚饭，毋庸多说，照样回家。没有路全凭感觉走，深一脚浅一脚，跌跌撞撞，回来后整个人都湿漉漉的。
还有一次早上出工，因那时没有钟也没有表，看看天好像亮了，起身赶路，哪知越走越暗，后来又起了大雾，几步之外就是看不见，在小田埂上转来转去，20多里路不知转了几个钟头，浑身上下全被大雾打湿了。
当徒弟的心理压抑也是必须承受的。人家可以说说笑笑，唯独徒弟只能听，没有插嘴的权利。
“老三老四，轮得到你多嘴!”因此，只要看到一味埋头干活的准是徒弟。有时主人挑剔一点的，多嫌徒弟的活没干好，这样，徒弟就只有挨骂的份儿，弄得不好，嘴犟一点的，挨几下也不是没有可能。
我就是干错了活 然后挨了主人家几巴掌，冲冠一怒，一气之下中途回家的。总之，当徒弟的滋味不是一般人能体会到的，“徒弟就是养媳妇”，人们总是这样说。
主家或村上有年轻的姑娘来玩，徒弟更要注意，切不可随意答话，更不可谈笑话，被师父看到，当面就要给你难堪：“小小年纪，花心倒不小，别看花了眼，斧头斩大腿!”师父怕青年男女在一起会闹出感情，坏了名声，断掉财路，对徒弟管束很严。
有一次在一个村上干活，主人家隔壁有广州来的插队知青三姊妹，年纪跟我相仿。同是知青，应该有共同的语言和感受，但限于规矩，在村上干了一个多月的活，我跟她们很少搭话，只是看着她们在我面前进进出出，说说笑笑。
学艺艰苦。插队下去时，除了一条被子、一顶帐子、一条席子，其他就没有什么了，连只水瓶都没有。
学艺又没有工钱，虽然辛辛苦苦干一天只有1.2元工钱，但那是归师父收的，不像工厂的学徒一个月还能有个生活费。
记得第一次上师父家门，衬衣还是借表哥的。到了冬天，除了一替一换的衣服外，袜子都买不起一双，那时的尼龙袜一双要三元多钱，抵三天的工钱。
零用钱更不用说，袋子里从来也没有一分钱的。剃头的钱按规矩由师父来，可剃个头只要一毛钱，头不值钱。
那时拜师要办拜师酒，满师后要办谢师酒(宴)。我只办了一次拜师酒，请了三桌。跟师父交契深厚的其他师傅师兄们都要请到，表示某某人收了第几个徒弟，今后请各位多加关照。
客观上承认他是手艺人中的一员。那时的酒水也很简单，大鱼大肉的，吃到整鸡算是很客气的了，“唷!全鸡宴!”
酒大多是自制的米酒，因此不用花多少钱。即便如此，请一回师也花去我父亲一个月的薪水。我因为中途“逃”走，谢师宴自然“流产”了。
当然也有高兴的时候，造房人家都要办一次上梁酒，瓦匠、木匠师傅都会坐在正厅正位，敞开肚皮吃一顿，在这种场合，师父是不会横眼睛的。
记得我第一次吃上梁酒，被师兄们多灌了一杯，席散出门就觉得头重脚轻，酒涌了上来，走到路边全吐光了才好过。幸好没有在主人家里吐，否则，塌了师父的台也没好果子吃。
后来，每逢上梁我就只吃菜少饮酒，免得重蹈覆辙，好容易盼上这一顿，不要再次醉酒没吃饱反伤了身子。
1969年，正值“文革”中期，阶级斗争的热度还很高，“割资本主义尾巴”割得广大农民连肚子都吃不饱，“闲时喝稀，忙时吃干”“瓜菜代”，用不着你宣传，农民都会自觉执行，不执行也不行，罐里没粮食。
如果要造房，就要在好几年前节衣缩食作准备。“造房娶亲生孩子”，历来是农民一生的“三部曲”。
房子是根本，它是一户人家经济实力乃至社会地位的综合反映。没有房子，姑娘不肯来相亲。给小伙子介绍对象，首要话题就是房子，男青年的工作地位还在其后。
由于造房是人生首要大事，因此，造房子的主人从选位定址到筹款集材料，都要倾注大量的心血，颇像鸟儿衔枝筑巢，一砖一瓦、一木一石，平时就得准备起来。
能够造房也是件很荣耀的事，主家喜气洋洋，招朋唤友，玉汝于成。最光彩的当然是上梁那天，但凡亲戚都要来吃上梁酒，空着手来是不体面的，自然要送物送钱，一是表示庆贺，二是来看一眼美轮美奂的华居，探一探主家的实力，有的还为自家建造新居规划蓝图，讨教取经。
但是造房的纠纷也是很多的，有时为了一尺宽的距离，为了屋脊数寸的高低，邻里间大动干戈的也不少见。我亲眼看见有妇人躺在新挖的墙基内大吵大闹，不许主人家动工，就因为墙基超过了2尺。还有一次，主人家刚建好的墙角被后面的户主用钉耙轰倒，理由是墙角对着他家的大门，“门对角，全家哭”，说会给他们带来灾祸。
另外，造房最怕出意外，碰到跌死了人或摔伤了人，主人家就倒了大霉，赔偿不说，影响也不好，主人家心理上会终身留下阴影，有的还牵涉到认为风水不好或时辰不吉利。
因此，不少人都专门出钱请风水先生或“算命”瞎子掐时择日，以防不测，至少心理上踏实。
如果中途碰到刮风下雨，主人家也要愁眉不展，一则影响房屋质量，二则要多花费不少钱粮。
总之，归根到底一句话，农民造房不是一件容易事。
也正因为这一点，房屋的自身价值以及辐射出来的社会价值才能真正体现出来。
尽管我为别人辛勤劳碌地建造房子，但自己插队前2年却造不起房。做学徒的时候，干活将近一年没有拿到一分钱，只能混饱一个肚子。
中途回来以后，又因为生产队里搞缴钱记工，做几个钱都要缴到队上，否则就不准你出去做。有一个阶段，外出做工还要匠人自己带米，如果不带就要在每天一块二角的工钱中按官价扣除二角，算是抵米钱菜金。况且，农忙时绝对要回队里干活，主人家也不会选农忙时动手。
出外给人造房的梦想落空，我就只好另选途径——常驻知青点帮人打家具。没想到我这一出，倒让我在这一带混了个名声。
我最先给自己打造了一辆“鸡公车”（独轮车）。在农村要经常干农活，我身子单薄皮肉娇嫩，每次出工挑重物，肩头都磨得掉皮，一摸火辣辣的，非常疼痛难受。
当时想着既然学了木工，干嘛不给自己造一个工具代替自己挑担，好让自己免遭皮肉之苦？
说干就干，在村里找了一辆社员制造的简易木制独轮车，认真地分析其特点，发现这种“鸡公车”制造得太过于粗糙，勉强能承受一个成年人的重量，推动时压得两膂酸痛又笨重又不灵活，不是太实用。我们插队的地方到处都是山和丘陵，很多都是梯田，田埂小而陡，这种“鸡公车”根本不可能在田野里来去自由。
于是，我花了几晚的时间，伏在木桌上设计构思图纸，准备重新打造一款全新木制的“鸡公车”。
要让“鸡公车”轻巧灵便及载物合适，最关键两点，一是轱辘和车辕要弄好，轱辘必须由几块弧形木板精密组装，中间那块与车辕结合的地方，要做到既稳当又灵活；二是选择的木料有讲究，当地有大量的桦木、椴木，两种树木的材质纹理致密通直、坚韧又富有弹性，非常适合打造轱辘和车辕。
制造轱辘和车辕，按照设计的图纸就好，难就难在如何才能搞到木材，那个时候，去山上乱砍乱伐肯定是不行的，被逮住后会挨批斗。
我用给生产队免费打造两辆牛车的代价，向队长换来了砍树的机会。用一部分的木材切割成木板制造牛车，其余的就留下自己使用。
花了一个多星期时间，终于打造出第一辆“鸡公车”。刚造好那会，我就请几名知青试了试效果。一名知青坐在上面，我推着他在村子里欢快地转了一圈，又出村子在田埂上试了试，效果相当好！
那一刻，我想到了在生产队拉柴草、运石料、送籽种和土肥、农忙时收割拉运稻谷、造新房送建材.....各种生产和生活的情景，如果社员们人手一把“鸡公车”，那将会是什么样呢？
我的想法很快得以实现，知青点的同伴们望着我那辆轻巧便捷又实用的“鸡公车”，都露出了羡慕的眼神，再也不敢说出“大好的知识青年，却去学木匠”这种话了。
他们纷纷提出“以工代劳”请我给他们整一个，这种事我可不干，那岂不是白干活了吗？我提出材料他们自己准备，打造一辆“鸡公车”要换三天工分，再给我2块钱，定下了调子，他们也觉得合理。
我给知青点15个知青打造了9辆“鸡公车”。一个月的工分也攒足了，还有18块钱收入。之后的日子里，一些社员也来找我造“鸡公车”，我的木工活忙起来了，这是我插队以来感到最惬意的时刻。
不过好景不长，生产队找上了我。队长皮笑肉不笑地说：“你这样可不行，砍集体的树木，做私人的东西，再这么下去，队里山上的树木可会光溜溜的。”
队长的话听上去有理，细细琢磨又觉得不太对。我只是负责造“鸡公车”呀，社员们去山上偷木，是他们的事情，怎么能怪到我头上来了？
我有心反驳，但知道不能得罪队长，要不然推荐去读书的名额肯定落不到我头上。也知道队长不会轻易跟我这个半吊子的木匠结怨，只是上门来商讨事情而已。
果然，队长说出了来意：生产队准备材料，我给队里打造“鸡公车”、牛车等木制农具。我除了农忙平时不用出工，每造好一样农具给我计五天工分。
对这个待遇，我自然进行讨价还价，胡扯说牛车比较大，造起来比较麻烦，一辆牛车得记七天工分，独轮车可以记五天的工分。
队长被我忽悠住了，爽快地答应我的条件。其实他哪里知道，越是小件的木工活越是要精巧，慢工才能出细活，三天才可以打造一辆“鸡公车”出来。一辆牛车，只要用轮子、木轴，木辕，几块车底木板和扶手，一块脚踏横格组成，都是大件的配件，不太讲究精细，只需两天就可以完成。制造相同的物件，还可以批量打造。
接到生产队的活后，我没有一下子批量造出来交货，十天八日送一样给队里，其余时间就是干私活。队长也没有干涉我的做法，在他的心里，集体的生产资料掌握在自己手里就好，其余的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我接了附近几个知青点制造“鸡公车”的订单，给他们造价提高了一些，每一辆收六块钱（不包材料），木工活照样络绎不绝，让我越干越起劲。同时我也在公社知青群里，名声大噪，也认识了不少同龄人。
当然，我不仅打造这些木制工具车，我还会打造谷风车、八仙桌、雕花木床、造房等等，木工活要想更精湛，就得不断地去钻研，不断地去探索，经验是“打造”出来的。
三年后，也就是1973年，我被保送上了大学，这才告别在农村做“木匠”的生活。
下乡插队生活虽然艰苦，但令我难以忘怀，它为我一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后来的岁月里，我始终把那段经历看作是生活对我的馈赠——也许人生本该如此。
[讲述人：由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