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国宣统二年（1909）十月，时任驻德公使的孙宝琦，在庆王爷奕劻的一力保荐下，顺利坐上山东巡抚的位置，他也成为了大清帝国的最后一任山东巡抚。
当时的孙宝琦，不过是一名候补京堂，官阶不过四品，在奉命出使德国的1902年，擢授三品卿衔。对他而言，这次升迁山东出任封疆大吏，从三品直升一品大员，实在是朝廷的恩典和重任。地方巡抚之后就是朝廷总督，他的前任袁世凯、周馥都是由此提升为直隶总督、两江总督，只要做的稳妥，进一步提拔重用不是梦想。
当时的清帝国风雨残烛，不遗余力任用有过西学经验的官员，试图挽回江河日下的颓势，朝廷看中孙宝琦，无非是因为他曾经出使德国，对西方政治体制和先进学说比较了解，兼之擅长外交事务，而山东正是列强之一的德国势力范围，希望孙宝琦到任后，能够顺利处理山东地区复杂的外交问题。
可是孙宝琦到任山东之后，政声业绩究竟如何呢？
孙宝琦，字慕韩，祖籍浙江钱塘（今浙江杭州），父亲孙诒经官至太子少保、内阁学士、户部侍郎等职，是晚清名臣、光绪帝师，在家族影响下，孙宝琦少年时即熟悉“经世之学”，按朝廷规制因父荫入仕，授户部主事一职，不久改候补直隶道台。
1900年庚子之变，帝后西狩时委任为军机处官报局长，1902年授命出使法国，1906年调任军机大臣，1907年旋即调任驻德公使，1909年回国后任津浦路公办，五个月后即保荐为山东地方长官，深受清廷信任。此次由驻德公使直升山东巡抚，孙宝琦志得意满，满腔忠君报国之心。
上任之初，孙宝琦在山东政治、经济、民生等方面开展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将各类西方新政思想灌输其中，使得当时山东政声日隆，新政推行走在全国各省前列，孙宝琦由此在朝廷中树立起一个开明大员的形象。
孙宝琦的岳父张曜也曾担任山东巡抚，孙宝琦此举也是想博一段翁婿开府山东的官场佳话。当时社会地方风评甚佳，有《东方杂志》评论说“（孙宝琦）求治之意甚殷”。
清末莱阳民变，是孙宝琦在山东巡抚任上不可回避的一件负面事情。
莱阳，在清帝国隶属登州府管辖，孙宝琦在山东大力推行新政后，政策影响力逐渐波及此地。据《莱阳县志》载，民国十二年（1923）的莱阳县全境人口约五十九万人，则宣统年间人口应在五十万上下，其中“悉以农为本业，士商者十二三”。
士绅中最有威望势力的，当属莱阳王氏家族的王圻，其堂兄是时任清廷法部侍郎、后来旅居青岛的晚清遗老王垿，堂弟也是秀才出身，此外还经营不少店铺，与山东咨议局的登州籍议员往来密切，政治和财富上影响力不一般。当时的县令朱槐之也尊称其“五叔”。
当时莱阳县令朱槐之，自身能力有限，将一众事宜托付地方士绅商贾协理。莱阳当地士绅商贾风名极坏，贪得无厌，与当地乡民矛盾日深，为筹措新政事宜，地方财力早已穷尽，只得变本加厉向乡里增派捐税，更有绅董并从中牟利，一时间民怨不已。
孙宝琦到任的次年，莱阳地区遭遇严重春灾，“三月陨霜，杀麦殆尽”，然而官绅仍加紧勒逼钱粮与苛捐杂税，加上劣绅奸商又趁机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粮价昂贵，为数十年之未有”，“民间缺粮者十之八九”，农民不堪其苦。
乡民纷纷请求减免赋税，开放县里历年捐疏的社仓拨付救灾，然而核查存粮，早已被经管绅董们侵吞殆尽，钱款被挪用只剩四千吊铜钱，无款粮可拨。当年五月，百般无奈之下，在当时倡议创办社仓的部分乡长社长带领下，近千名乡民前往莱阳城，与县令朱槐之交涉赈灾济民事宜。朱槐之被迫应允，十日内清算社仓款粮账目，并向乡民公示解决办法。
暂时安抚乡民后，朱槐之没有想办法解决问题，而是向山东巡抚衙门发电，电文含糊其辞，谎言掩饰，称莱阳地方乡民“聚众来城混闹，当将前历任谷石变价生息，公用开示，并详加开导，始知误听人言，随即解散，幸未滋事”。
电文中朱槐之认为乡民闹事，“自必有人煽惑”，请巡抚衙门调拨登州镇巡防营到莱阳协助震慑骚乱。孙宝琦看到电文后，复电朱槐之“切勿张皇，惩劝兼施”，指示地方相机行事，酌情办理，同时安排驻守登州的地方巡防营抽调四十人，前往莱阳协助弹压。
应该说，民变初期，孙宝琦的处置和应对尚且审慎，把莱阳骚乱作为地方官民纠纷引发的普通事件看待，但是随着事件拖延升级，最终搞得一发不可收拾。
争取到上级兵员支持后，朱槐之对之前的承诺抛诸脑后，迅速制定以武力弹压地方乡民请愿的计划，这一行径激怒了等候消息的乡民。当年六月上旬，数千乡民烧毁了地方士绅商贾的家，随后又聚集三万余乡民，准备再次进莱阳城，与县令朱槐之交涉。朱槐之得到消息后，下令封闭莱阳四城门，将聚众乡民阻隔在城西九里河一带。同时向乡民让步，革除了部分士绅商贾的局董职务，并答应乡民散去即不追究带头聚众责任。随后给山东巡抚衙门的电文中，依然隐瞒事态，称“乡民二次聚众并未进城，现已妥为解散。”
朱槐之逃避责任的处置方式，引起了乡民和地方士绅的双方不满，被解职的局董士绅赶赴省城，向山东巡抚衙门提交请愿书，将莱阳民变称为“匪乱”，带头的乡民称为“匪首”，要求孙宝琦发兵捉拿镇压。
不仅如此，莱阳当地士绅还动用了自己的私人关系，向京城供职的时任朝廷法部侍郎王垿请求，向山东巡抚施加压力。王垿随即从京城电至孙宝琦，“莱阳土匪焚掠甚獗，望速派兵妥办。”这封电报，对孙宝琦处置莱阳事件影响很大，后来《申报》披露说，孙宝琦起先对处理方式“踌躇未决，迨接王侍郎来电，孙抚始决计派兵。”
几天之后，朱槐之的县令职务被撤，奎保被任命署理莱阳县一切事务，孙宝琦又安排了兵员三百人前往莱阳，协助新任署理县令奎保处置乡民事宜，此时孙宝琦依然叮嘱“妥善办理”，然而奎保等人却没有听从，直接派兵缉拿乡民和聚众头人。
奎保等人的处置导致了莱阳全境各乡、社公愤，七八万乡民封锁了通往莱阳的道路关卡，甚至往来文件报告也无法送出。当年七月初，激愤的乡民开始攻打莱阳城，杀死了几名官兵。奎保等人惊恐不已，连发电文向孙宝琦求援告急。
得到消息的孙宝琦，终于明白莱阳事件的严重程度，孙宝琦此时的考虑，除了弹压民变以外，还要兼顾防止事件蔓延，影响到烟台对外通商、青岛德国租借地的外交麻烦。
为此，他作了如下安排，一方面要求登州镇总兵李安堂亲自带领巡防营前往莱阳镇压；另一方面致电清廷陆军部，向驻守山东的北洋新军第五镇借兵弹压，同时向海军部请求军舰支援。陆军部、海军部皆响应孙宝琦的要求，安排力量予以支援。
在动用了多方力量之后，围城的乡民无法抵抗清廷正规军的火炮剿杀，纷纷溃散，莱阳城之围被解。随后，登州镇总兵李安堂派兵四处抓捕乡民闹事“匪首”，先后抓获乡民五十余人，焚烧捣毁民居四百余间，直接死难民众数百人。
对于莱阳事件的过程，《申报》评论为，“（孙宝琦）误用朱令于前，抽税加捐，几闹成不可收拾之势。又以办事操切之奎保承其后，一误再误。”将孙宝琦用人不当，作为莱阳事件一再升级的重要原因。
历时数月的莱阳事件终被官府血腥镇压，有统计此次莱阳民变中，共死亡乡民五千余人，清缴民户一千八百余家，烧毁民房一万三千间。莱阳抗捐抗税运动，与湖南长沙发生的抢米风潮，被统称为宣统二年震惊清廷的两大事变，成为中国近代史上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
事件发生后，国内民间流传了一份《山东公愤莱阳事变实地调查报告书》，调查书中提及事变原因，认为“查此次激变原因复杂，而其至关重要者厥有数端：曰钱粮、曰苛捐、曰积谷。皆官绅同恶相济有以激之”，并在其中列举了当时多种苛捐杂税，契纸税、户口税、文庙捐、油坊捐、染坊捐、线麻黄烟捐、牲畜捐、钉牲口蹄捐和瞎子捐等等。
据说有山东旅京同乡义愤填膺，以栾振声、刘肇唐为首自发组织，对事件进行实地调查，广为搜集证据，在此基础上撰写了一万五千余字的《报告书》，详细记录了宣统二年莱阳民变的全过程，全文分为七个部分，“以质诸天下，愿关怀时局者共鉴之”，自行印刷后在全国各大、中城市散发，相关内容同时被《申报》《大公报》《盛京日报》《东方杂志》等各大报刊转载，社会舆论哗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