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统是后起的观念，但统一的意识在中国很早就已出现。西周时出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观念，但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墨子、孟子、管仲等都推崇统一，这种理念到秦汉时成为现实。秦汉大一统国家的形成与巩固，也影响到思想文化领域。成书于汉初的《公羊传》开篇阐发大一统的含义，董仲舒精研此书，指出思想统一的重要性：“《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独尊儒术。从此，“大一统”的观念随着儒家思想的传播而影响日益扩大。

东汉以后中国再度走向分裂，尤其南北之间都贬低对方，互争正统，文化差异较大，但政治格局并未偏离大一统传统。入主中原的边疆各族在汉族士人的协助下，以实现大一统为己任，展开各种兼并和统一战争，不同程度地推动了北方地区走向统一。文化上，北方积极学习南方，尤其北魏从仰慕南方到推行系列正统化运动，终于在孝文帝时期取得突破，成为“中华”的代表，南朝则被视为“僭伪”，“自南伪相承，窃有淮北，欲擅中华之称”。

北魏末年，萧梁将领陈庆之到洛阳后彻底改变了对北方的偏见：“自晋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 …… 北人安可不重！”所以，北魏后期“中华”意识的彰显，是趋同于江南后又超越江南的文化创造。从此以后，南朝自诩的正统失去了意义，南北之间变成纯粹军事实力上的竞争。 陈宣帝太建九年 （５７７年），北周武帝灭北齐后，统一北方；两年后夺取南陈的江北之地，南北对峙的界线推移到长江，南朝陈仅偏居三峡以东长江以南的一隅之地。

太建十三年（５８１年），杨坚逼周静帝禅位，改元开皇，建立隋王朝。不久，杨坚就有意吞并江南，对韩擒虎和贺若弼“委以平陈之任”。薛道衡也进言：“江东蕞尔一隅，僭擅遂久，实由永嘉已后，华夏分崩 …… 陛下圣德天挺，光膺宝祚，比隆三代，平一九州，岂容使区区之陈久在天网之外？”于是太建十四年（582年）开始伐陈，“会陈宣帝薨，颎以礼不伐丧，奏请班师”。此后，隋进一步增强国力，祯明二年（５８８年）十月，杨坚再派次子晋王杨广为统帅，率兵五十余万，发动对陈的总进攻。

大一统观念在第二次讨陈的行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关键人物是薛道衡。高颎作为元帅长史，再次领军，心中尚存成败难料的迷茫，询问时任淮南道行台尚书吏部郎兼掌文翰的薛道衡能否克定江东，薛道衡给予了肯定答复：“自尔已来，战争不息，否终斯泰，天道之恒。 郭璞有云：‘江东偏王三百年，还与中国合。’今数将满矣。以运数而言，其必克一也。有德者昌，无德者亡，自古兴灭，皆由此道。主上躬履恭俭，忧劳庶政，叔宝峻宇雕墙，酣酒荒色。上下离心，人神同愤，其必克二也。为国之体，在于任寄，彼之公卿，备员而已。拔小人施文庆委以政事，尚书令江总唯事诗酒，本非经略之才，萧摩诃、任蛮奴是其大将，一夫之用耳。其必克三也。我有道而大，彼无德而小，量其甲士，不过十万。西自巫峡，东至沧海，分之则势悬而力弱，聚之则守此而失彼。其必克四也。席卷之势，其在不疑。”薛道衡第二、三、四条对隋胜陈败情况的分析，基本上符合当时实情，但他将郭璞关于三百年后天下将再度统一的预言排在最前，可见最为重视此条。薛道衡另有《高祖文皇帝颂》说：“地分南北，天隔内外，谈黄旗紫盖之气，恃龙蟠兽据之崄，恒有僭伪之君，妄窃帝王之号。时经五代，年移三百……今上利建在唐，则哲居代，地凭宸极，天纵神武，受脤出车，一举平定。”《文苑英华》载署名杨广的《隋檄陈尚书江总等文》中也有三百年的类似说法：“郭璞有云：‘年经三百，天下大同。’兹实玄运，已定于前。圣主膺期而出，欲以区区之陈国，违上天之冥数，其不可存者一也。”

西晋之后历三百年天下将再次统一的看法并不少见，如庾信作《哀江南赋》，说“将非江表王气，应终三百年乎”？崔仲方上书杨坚论取陈之策，提出“晋太康元年岁在庚子，晋武平吴，至今开皇六年，岁次丙午，合三百七载。《春秋宝乾图》云：‘王者三百年一蠲法。’今年三百之期，可谓备矣”。 以“明阴阳逆刺，尤善相术”著称的韦鼎，在陈后主至德初年，变卖资产田宅，寄居佛寺，友人问其故，韦鼎云：“江东王气尽于此矣。吾与尔当葬长安。期运将及，故破产耳。”可见江东割据的历史即将走向终结，在南北朝后期成为一种共识，客观反映了大一统观念在时人心目中的影响。

薛道衡利用郭璞的预言，结合时人对大一统观念的广泛认可，辅以隋、陈实力的对比，提前给伐陈的统帅高颎吃下一颗定心丸，令其豁然开朗，出兵不到四个月，就攻克建康，南北分裂的局面至此结束。大一统王朝再次成功建立，北朝的隋转变为实现南北统一的隋。从消灭陈朝，到平定林邑，再收服吐谷浑，隋的领地逐步扩大，“东西九千三百里，南北万四千八百一十五里，东南皆至于海，西至且末，北至五原，隋氏之盛，极于此也”。这是大一统观念所造就的空前辽阔的大隋疆域。

在完成政治大一统的前提下，隋还在文化上进行了系列整合，如制礼作乐、整理典籍、兴学 举贤等，并对南北政权都予以承认。自西晋灭亡以后，东晋和南朝都以西晋的合法继承者自居，自称“中国”，视北朝是“索虏”。北方政权却认为夺取了中原当然就是“中国”，视东晋南朝为“岛夷”。这场双方都理直气壮的“中国”之争，到隋统一才得以解决。杨坚上台后，“以周帝为介国公，邑五千户，为隋室宾”。这是隋继承前朝的“二王三恪”制度而采取的做法。开皇十四年（５９４年），杨坚下诏：“齐、梁、陈往皆创业一方，绵历年代。既宗祀废绝，祭奠无主，兴言矜念，良以怆然。莒国公萧琮及高仁英、陈叔宝等，宜令以时修其祭祀。所须器物，有司给之。”

虽然南朝君主未被纳入“二王三恪”的体系，但合法性确立，南北双方政权都被承认为“中国”。此外，隋对内积极发展经济，“躬节俭，平徭赋，仓廪实，法令行，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强无凌弱，众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欢娱。二十年间，天下无事，区宇之内晏如也”。对外则夸耀四夷，将声威扩大到周边。 大业五年（６０９年），隋平定吐谷浑，高昌王麹伯雅来朝，伊吾吐屯设等献西域数千里之地，“上御观风行殿，盛陈文物，奏九部乐，设鱼龙曼延，宴高昌王、吐屯设于殿上，以宠异之。其蛮夷陪列者三十余国”。 此时可谓“三川定鼎，万国朝宗，衣冠文物，足为壮观”。这是秦汉以后难得的大一统盛世。

天命论是一种古老的历史观念，盛行于殷商时期。商人认为天是掌控一切的最高主宰，人间的兴衰、祸福、得失都是上天意志的体现。周灭商以后，逐渐认识到“天命靡常”，春秋战国时期天命论遭到怀疑，有人开始从人事解释社会现象。西汉时，董仲舒宣扬天命王权，提出“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此说对后世影响甚大。天命论将历史的重大变动归结为天意，这种理论虽然时遭批驳，但并未失去市场，很多新兴政权往往以天命来证明自身的合法性，隋王朝也不例外。在隋不到4０年的历史中，天命论基本伴随始终，尤其值得讨论。

杨坚

杨坚夺取政权，天命论是十分重要的舆论工具，在这个过程中，先后有很多人参与其中。《隋书・高祖纪上》记北周明帝尝遣善相者赵昭察看杨坚，赵昭欺骗明帝说杨坚不足为虑，私下却告诉杨坚：“公当为天下君，必大诛杀而后定。”同一件事，《北史》中换成了来和，“明帝尝遣善相者来和视帝”。来和，《隋书》有传，“少好相术，所言多验”。杨坚卑微时曾去拜谒，来和言其有帝王之命。此事的详情，来和后在开皇末年曾上表自陈：“臣早奉龙颜，自周代天和三年已来，数蒙陛下顾问，当时具言至尊膺图受命，光宅区宇。此乃天授……谨录陛下龙潜之时，臣有所言一得，书之秘府，死无所恨。”按照奏表，来和与杨坚相见于光大二年（５６８年），并非明帝时期，可见《北史》的记载有误。当年七月随国公杨忠病逝，杨坚承袭封爵，来和初次向杨坚透露其拥有天命。

太建七年（５７５年）与太建八年（576年），武帝两次向来和询问杨坚的福禄面相，来和都替其掩饰。因此，来和上表实为矜功自伐，但隋文帝“览之大悦，进位开府，购物五百段，米三百石，地十顷”。 来和此前已被封为子爵，再次受封赏，说明奏表可信。在来和之前，以天命游说杨坚者还有庞晃。周武帝初年，杨坚为随州刺史时，路经襄阳，庞晃见其说：“公相貌非常，名在图箓。九五之日，幸愿不忘。”当时有公鸡在院中鸣叫，杨坚令庞晃射鸡，表示射中有赏，“富贵之日，持以为验”。 武帝建德年间，杨坚转亳州总管，庞晃劝其图谋天下。杨坚登基后，还对庞晃提及当初的“射雉之符”，表示未忘此事。

周宣帝驾崩后，杨坚主持朝政，此时更多的人鼓动其顺应天命，夺取帝位。如卢贲说：“周历已尽，天人之望实归明公，愿早应天顺民也。天与不取，反受其咎。”道士张宾、焦子顺、董子华进言“公当为天子，善自爱”。好占玄象的庾季才也在太建十三年（５８１年）向杨坚提出“王气已见，须即应之”，说周武王以二月甲子定天下，“今二月甲子，宜应天受命”。杨坚以隋代周，周静帝的退位诏书中说：“木行已谢，火运既兴，河洛出革命之符，星辰表代终之象……今便祗顺天命，出逊别宫，禅位于隋。”

杨坚即位之初，在清洗旧臣的同时，不断宣称自己是天命所在，《隋书・高祖纪》数言“朕祗奉上玄，君临万国”，“朕应箓受图，君临海内”，“朕祗承天命，清荡万方”，“朕受命上玄，廓清区宇”，“朕祗承天命，抚临生人”等等。而且大肆提倡符瑞，符瑞传说中最为突出者，是杨坚出生时的奇异故事：“生高祖于冯翊般若寺，紫气充庭。有尼来自河东，谓皇妣曰：‘此儿所从来甚异，不可于俗间处之。’尼将高祖舍于别馆，躬自抚养。皇妣尝抱高祖，忽见头上角出，遍体鳞起。皇妣大骇，坠高祖于地。尼自外入见曰：‘已惊我儿，致令晚得天下。’为人龙颜，额上有五柱入顶，目光外射，有文在手曰‘王’。”

上文可能与李德林的《天命论》存在渊源关系：“幼在乳保之怀，忽睹为龙，惧而失抱，帝惊动，数旬方始痊。 复又尝寝于其室，家人开户，正见一龙，太祖神异也……帝体貌多奇，其面有日月河海，赤龙自通，天角洪大，双上颧骨，弯回抱目，口如四字，声若钟鼓，手内有王文。”从杨坚的外貌入手言其享有天命的还有王劭。王劭由北齐入隋，因“言上有龙颜戴干之表，指示群臣”，让杨坚龙颜大悦，迁著作郎。王劭从此刻意迎合杨坚的喜好，多次上表言符命，证明其乃天命所向。如“大隋受命，形兆之瑞始出，天象则为之变动 ……赤应隋者，言赤帝降精，感应而生隋也。故隋以火德为赤帝天子。协灵皇者，协，合也，言大隋德合上灵天皇大帝也。 又年号开皇，与《灵宝经》之开皇年相合，故曰协灵皇……于《皇参持》《帝通纪》二篇陈大隋符命者，明皇道帝德，尽在隋也”。

杨坚

王劭还采集民间歌谣，将谶纬、符命与佛经记载结合，撰《皇隋灵感志》三十卷上奏。以王劭为代 表，开皇、仁寿时期的符命说达到高潮。与王劭相比，李德林的《天命论》可能还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因其本意是为隋的平陈大业服务，强调南朝陈“盗窃江外，民少一郡，地减半州，遇受命之主，逢太平之日，自可献土衔璧，乞同溥天…… 国家当混一之运，金陵是殄灭之期，有命不恒，断可知矣”。希望陈顺应天命，归附大隋，完成南北统一。 平陈后，杨坚也曾从天命角度分析：“方今区宇一家，烟火万里，百姓乂安，四夷宾服，岂是人功，实乃天意。”

天命论是隋王朝夺取与巩固政权的重要手段，但以此维系统治不可能持久。事实上，董仲舒虽承认王权天授，但也强调若政有过失，帝王忽视上天的警告，便会失去天命。刘向进一步阐发：“王者必通三统，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也……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也。”可惜，这种警告很少引起君王的重视，杨氏父子也不例外，以至于让天命论断送了隋王朝的前程。首先，袁充参与储君的废立，缩短了隋王朝的寿命。袁充屡次以符命干政：“时上将废皇太子，正穷治东宫官属，充见上雅信符应，因希旨进曰：‘比观玄象，皇太子当废。’上然之。”杨广被新立为太子后，袁充趁机上表，暗示隋文帝改立太子符合天道，“是时废庶人 勇，晋王广初为太子，充奏此事，深合时宜”。

仁寿四年（６０４年），杨广初即位，袁充及太史丞高智宝上奏：“去岁冬至，日影逾长，今岁皇帝即位，与尧受命年合。”此后，袁充对炀帝的所作所为，一律谄媚逢迎。当时军国多务，袁充“候帝意欲有所为，便奏称天文见 象，须有改作，以是取媚于上”。从大业二年（６０５年）开始，炀帝不断征发民力修筑长城御河，导致 “百姓失业，道殣相望”。 炀帝还多次远征，一讨浑庭，三驾辽泽，尤其大业七年（６１１年）征辽东，“辽东战士及馈运者填咽于道，昼夜不绝，苦役者始为群盗”。从此全国各地的叛乱风起云涌，“僭伪交侵，盗贼充斥。宫观鞠为茂草，乡亭绝其烟火，人相啖食，十而四五”。隋王朝已陷入崩溃的边缘。

面对天下大乱的局面，炀帝本“心不自安”，而袁充仍然宣称炀帝“握录图而驭黔首”“动合天经”。不仅如此，“帝每欲征讨，充皆预知之，乃假托星象，奖成帝意，在位者皆切患之”。对此，唐代史家在总结隋亡原因时，评价炀帝“矜历数之在己，忽王业之艰难，不务以道恤人，将以申威海外。运拒谏之智，骋饰非之辩，耻辙迹之未远，忘德义之不修。于是凿通渠，开驰道，树以柳杞，隐以金槌，西出玉门，东逾碣石，堑山堙谷，浮河达海。民力凋尽，徭戍无期，率土之心，鸟惊鱼溃”。可见，隋炀帝正是在天命符瑞护佑的迷梦下，忽视人事与德行，最终身死而国灭。

其次，符命图谶说并不能由杨氏父子垄断，相关谋反事件屡禁不止，隋最终由此崩溃。符命图谶出现于西汉末年，刘秀借其兴起，予以大力扶持，后曹魏、西晋、刘宋与北魏都曾严禁，但一直禁而不绝。杨坚上台也借助于此，直到开皇十三年 （５９３年），才下诏 “私家不得隐藏纬候图谶”。此前确实出现过与图谶有关的“谋反”事件。如《隋书・王谊传》记载，至德三年（585年）王谊谋反，伏诛。王谊与上柱国元谐都是失意之人，常相往来，“言论丑恶，胡僧告之，公卿奏谊大逆不道，罪当死”。其中罪名最大者是“说四天王神道，谊应受命，书有谊谶，天有谊星，桃、鹿二川，岐州之下，岁在辰巳，兴帝王之业”。王谊“谋反”未必属实，但因罪名是借助图谶“说其身是明王”，必死无疑。

杨坚

另至德四年（586年）刘昉、宇文忻等谋逆。刘昉曾“引高祖辅政”而自恃其功，杨坚深恨之，受禅后不复任用，于是刘昉与柱国梁士彦、宇文忻“俱失职忿”者“相与谋反，许推士彦为帝”。宇文忻本也是功臣，因擅长领兵，有威名，被杨坚猜忌，于是对梁士彦说：“帝王岂有常乎？相扶即是。公于蒲州起事，我必从征。两阵相当，然后连结，天下可图也。”从杨坚的诛杀诏中，可知这次谋逆利用了天命图谶说。 如梁士彦“称有相者，云其应箓，年过六十，必据九五”；刘昉则“常云姓是‘卯金刀’，名是‘一万日’，刘氏应王，为万日天子”。“刘氏应王”并非简单的谣谶，谶纬学从兴起就宣扬刘氏享有天命，东汉覆灭后，很多起兵都是在“汉祚复兴”号召下发动的，因此“卯金刀”成为统治者敏感和警惕的符号。虽然刘昉等三人被处死，但以符命图谶谋反的事情仍屡有发生。

仁寿二年（６０２年），杨坚第四子杨秀被告谋反，也与图谶关联甚大，“自言骨相非人臣，德业堪承重器，妄道清城出圣，欲以己当之，诈称益州龙见，托言吉兆……妄造蜀地征祥，以符己身之箓”。杨秀“谋反”或为杨广的栽赃陷害，“恐秀终为后变，阴令杨素求其罪而谮之”。杨广深知其父忌讳图谶，故而借刀杀人。但杨秀自身行为不检，“违犯制度，车马被服，拟于天子”，杨广被立为太子后，秀意甚不平，最终被废为庶人。有鉴于此，炀帝即位后，“发使四出，搜天下书籍与谶纬相涉者，皆焚之，为吏所纠者至死”。但仍未能禁止民间谶言的散播，隋末群雄假天命而号令天下者大多都借助了谶语这一手段。

大业十年（６１４年），“扶风人唐弼举兵反，众十万，推李弘为天子，自称唐王”。唐朝之前，以“李弘”名义起义者在史籍与道书中的记录不下十例，地域遍及南北。“李氏将兴”的谶语曾让杨坚父子十分忌惮。“初，高祖梦洪水没都城，意恶之，故迁都大兴”，《资治通鉴》在这条记载之后详录了李穆之子李浑家族被栽赃陷害的经过，说明两件事之间存在联系。“洪”与“弘”同音，隋文帝忌惮的正是“李弘”。唐代对隋文帝迁都另有解读：“隋文帝梦洪水没城，意恶之，乃移都大兴。术者云：‘洪水，即唐高祖之名也。’”这或许是附会之词，但“李氏当王”确实是反隋运动中颇具影响力的号召，李密、李渊和李轨竞相利用这一谶语，表明自己名应图谶，是天命之所在。

李密

大业十二年（６１６年），李密图谋天下，得到王当仁、周文举等的支持，就是因为“今人人皆云杨氏将灭，李氏将兴。吾闻王者不死。斯人再三获济，岂非其人乎”！李玄英也说“斯人当代隋家”，并解读民间谣歌《桃李章》，称天子将无法从扬州返回京城，这更坚定了李密夺取天下的决心。

大业十四年（６１８年），宇文化及在江都弑杀炀帝，越王杨侗被王世充拥立为帝。东都道士桓法嗣献《孔子闭房记》于王世充，言“相国当代隋为天子”。又上呈庄周《人间世》《德充符》二篇，说“上下篇与大王名协，明受符命，德被人间，为天子也”。王世充认为此乃天命之兆，废越王杨侗，自立称帝，国号为郑，隋至此灭亡。

唐在建立与巩固政权的过程中也以天命作为工具，贞观以后，太宗虽未放弃天命论，但历史观念的重心已转向人事，这不仅体现在君臣都重视学习历史，而且君臣对治国理政的讨论也强调以史为鉴。

李渊崛起，再次重演天命造势的故事。据《旧唐书・高祖纪》记载，早年，相士史世良说李渊“骨法非常，必为人主”，“高祖颇以自负”。大业末年，李世民、夏侯端、唐俭、许世绪、姜謩、窦抗等先后建议李渊“早膺图箓”，但直至大业十三年（６１７年）才付诸行动。起因是当年二月李渊治下的马邑鹰扬府校尉刘武周发动兵变，勾连突厥，三月称帝，改元天兴。李渊兵出无功，炀帝遣使者欲执其诣江都，李渊终于下定决心起兵，利用《桃李子歌》“桃李子，莫浪语，黄鹄绕山飞，宛转花园里”进行舆论宣传，“义兵日有千余集焉。二旬之间，众得数万”。可见，李渊利用“李氏当王”的谶言，效果相当显著。

十一月攻克京城后，李渊宣布拥立炀帝之孙代王杨侑为帝，改元义宁，是为恭帝，遥尊炀帝为太上皇。次年三月炀帝被杀，五月，恭帝被迫禅位，李渊即位于长安，建国号为唐，奉隋帝为酅国公，并下诏称“历数有归，实惟天命；兴亡之效，岂伊人力”。

李渊

李渊称帝的当年即下诏“禁言符瑞”，但无法杜绝他人使用。同年，薛举割据陇西，在金城称秦帝；武威郡鹰扬府司马李轨等图谋举兵，参与者曹珍提出“常闻图谶云‘李氏当王’。今轨在谋中，岂非天命也”。于是共同推举李轨，次年称帝。此外，据《旧唐书・刘黑闼传》，发端于窦建德旗下的刘黑闼，也挥舞“刘氏当王”的大旗，与李唐相对抗。武德五年（６２２年），刘黑闼“僭称汉东王，建元为天造”，“汉东王”是表示继承了汉家刘姓的天下，“天造”表明政权由“上天”所授，反唐具有正当性。可见，李渊之外的各方势力也都以天命作为争夺天下的工具。

但李世民上台后，就开始有意识地放弃依赖天命，转而重视人事。武德九年（６２６）九月，他初即位（尚未改元）就下诏：“民间不得妄立妖祠。自非卜筮正术，其余杂占，悉从 禁绝。”这并非简单地重申武德元年的“禁言符瑞”，但“符瑞”应当也包括其中。《旧唐书》中的相关记载是“诏私家不得辄立妖神，妄设淫祀，非礼祠祷，一皆禁绝。其龟易五兆之外，诸杂占卜，亦皆停断”。这是天命图谶观念在贞观时期没落的开始。

李世民夫妻都有与天命相关的传说。李世民四岁时，有书生自言善相，称李世民“龙凤之姿，天日之表，年将二十，必能济世安民矣”。“天日之表”，是相士对帝王仪表的谀称，暗示李世民是命定的天子。但李世民即位后，对天命多存而不论。贞观三年（６２９年），刘恭“颈有‘胜’文，自云‘当胜天下’，坐是系狱”。李世民 认为：“若天将兴之，非朕所能除；若无天命，‘胜’文何为！”将其释放。李世民并不否定天命的存在，但也不相信区区“胜”字即为天命，体现出强大的自信。另，贞观初年，殿庭的槐树上有白鹊筑巢，其巢合欢如腰鼓，左右称贺。李世民表示：“吾常笑隋文帝好言祥端。瑞在得贤，白鹊子何益于事？”命人送白鹊回归原野。

贞观六年（６３２年），太宗再次谈及对“祥瑞”的态度，以隋文帝“深爱祥瑞”为反面教材，认为此举对于治国并无助益，并表示只要得到百姓的拥护，天下太平，就是大祥瑞，所谓“如朕本心，但使天下太平，家给人足，虽无祥瑞，亦可比德于尧、舜。若百姓不足，夷狄内侵，纵有芝草遍街衢，凤凰巢苑囿，亦何异于桀、纣……夫为人君，当须至公理天下，以得万姓之欢心”。这充分表明了唐太宗对人事的重视。李百药在贞观二年（６２８年）提出：“自古皇王，君临宇内，莫不受命上玄，飞名帝箓，缔构遇兴王之运，殷忧属启圣之期……祚之长短，必在天时，政或盛衰，有关人事。”其主张是驳斥“封建”，太宗“竟从其议”，可大致表明太宗对天命人事的态度。贞观十三年（６３９年），太宗对魏徵说：“帝祚长短，委以玄天；而福善祸淫，亦由人事。”与李百药的提法几乎一致。

李渊在位时期，对天命仍有较强的眷恋，即位后屡屡强调“历数有归，实惟天命”，“朕祗膺灵命，抚字氓黎”。李世民登基以后，诏书中偶尔也会提及“朕恭膺宝命，握图驭历”等，但下一句或是表示自身兢兢业业、励精图治，如“每日昃思治，弗敢康宁。兢兢夕惕，用忘兴寝，履薄驭朽”；或是归功于君臣同心，才能国泰民安，如“凭宗庙之灵，资股肱之力，上下交泰，遐迩乂安”。可见，贞观时期天命论虽并未被放弃，但重心已转向人事。

李世民

贞观时期历史观念的转变，突出体现在君臣对历史经验与教训的重视和总结。武德时期，君臣对于隋亡的教训曾略有讨论，但总体来看，这一时期君臣对成败兴亡的讨论并不多见。当时尚为秦王的李世民“开文学馆以待四方之士。行台司勋郎中杜如晦等十有八人为学士，每更直阁下，降以温颜，与之讨论经义，或夜分而罢”，诸学士以讨论经义为主，对历史也有涉及。

李世民即位后，仍沿袭这一做法，在弘文殿侧置弘文馆，精选天下文学之士如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欧阳询 等，“讲论前言往行，商榷政事，或至夜分乃罢”，可见历史问题已成为他们关注的重点。唐太宗君臣关于历史问题的讨论，吴兢《贞观政要》一书记载甚详。贞观年间，唐太宗君臣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已成为常态，从周秦汉魏直至隋代，都是他们讨 论的范围。直至贞观后期，太宗还一直坚持阅读史书。可见，对历史经验与教训的重视已成为太宗二十余年不曾懈怠的坚持。

不仅如此，太宗还鼓励大臣读史。 贞观三年 （６２９年）九月，他褒奖凉州都督李大亮，赏赐胡瓶和一部 《汉纪》，附言：“公事之闲，宜寻典籍。然此书叙致既明，论议深博，极为治之体，尽君臣之义，今以赐卿，宜加寻阅也。”次年，李大亮被任命为西北道安抚大使，处置散落的西突厥民众。朝廷对于来者一律赈给，使者招慰，相望于道。李大亮提出“欲怀远者必先安近，中国如本根，四夷如枝叶，疲中国以奉四夷，犹拔本根以益枝叶也”，并总结历史经验说：“臣远考秦、汉，近观隋室，外事戎狄，皆致疲弊。 今招致西突厥，但见劳费，未见其益。”建议取消招慰，令受降的君长居塞外，“为中国籓蔽，此乃施虚惠而收实利也”。 太宗采纳了其主张。

太宗主动要求大臣学习历史，“慕宰相之贤者”“常宜为朕思炀帝之亡”，推动了朝堂重史风气的形成。唐太宗身边不少重臣都喜好史学。如名相房玄龄“幼聪敏，博览经史”。中书侍郎岑文本 “博考经史，多所贯综”，与令狐德棻同掌《周书》的编撰，史论多出其手。侍中魏徵“好读书，多所通涉”，多次与太宗言朝政得失，广征博引，体现出深厚的史学素养，《隋书》的序论，都由其负责，还为《梁书》《陈书》《北齐书》撰写总论，时称良史。起居郎褚遂良“博涉文史”，对太宗表示“君举必记”，不论善恶，“以为鉴诫”。

《旧唐书》在高士廉、长孙无忌、虞世南、马周、崔敦礼等人的传记中，对他们的史学素养也多有记载，如高士廉“少有器局，颇涉文史”，长孙无忌“该博文史，性通悟，有筹略”，虞世南“每论及古先帝王为政得失，必存规讽，多所补益”，马周“每读经史，见前贤忠孝之事……思履其迹”，崔敦礼“颇涉文史”，等等。

文德皇后

长孙皇后也能做到以史为鉴。太宗即位后，“常与上从容商略古事，因而献替，裨益弘多”。她还著论驳斥东汉明德马皇后，批评其不能抑退外戚，认为“此乃开其祸源而防其末事耳”。其兄长孙无忌与太宗为布衣之交，又是佐命元勋，被太宗视为心腹，出入卧内，参与朝政，长孙皇后并不感到荣幸，反而多次向太宗表示：“妾既托身紫宫，尊贵已极，实不愿兄弟子侄布列朝廷。汉之吕、霍，可为切骨之戒，特愿圣朝勿以妾兄为宰执。”在其临终之时仍然不忘叮嘱太宗，可惜太宗并未听从。长孙皇后崩逝后，太宗十分伤心，说“其每能规谏，补朕之阙，今不复闻善言，是内失一良佐”。

所以，贞观时期，君臣都重视学习历史，君臣对治国理政的讨论，在很多层面都涉及对历史的认识，强调以史为鉴，积极吸取前朝亡国的教训。太宗躬行俭约，任贤使能，勇于纳谏，改革旧弊，励精图治，“官吏多自清谨……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唐很快从隋末大乱中恢复了社会经济，国家迅速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