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广州军区空军副政委焦红光自传(21

半蕾衡水 2024-04-13 06:51:33

第七章 到东北战场

在热河军区政治部

1946年1月14日平泉失守前,热河军区派了一个工作组到宁城平泉县支队检查工作,负责人是军法处长钟池同志(以后我们又相处多年),他们主要帮助了我们进行内部审查和清理工作,和我们一起下连调查研究,共同研究决定问题。他们住了十来天,对我们与地方的关系比较满意,看我们与地方工作比较协调,县、区同志对我们反映也比较好。1946年5月,我调热河军区政治部当民运科长,据说是他们推荐我到政治部工作的。

当时军区政治部主任是苏启胜同志,副主任是杨建新同志。杨副主任对我说,热河是新解放区,国民党又要发动内战,群众工作很重要,你在平泉和地方关系搞的不错,调你来做民运工作是合适的,我表示:自己年轻,缺乏社会经验,搞群众工作没有经验怕搞不好,还是到部队工作比较合适。他说,在军区主要是和地方党政机关打交道,又不和绅士们打交道,没有问题,好好干吧。我说那就试试看。当时政治部的干部,相当多的一部分是从延安来的,缺乏部队工作经验和作战经验。同志们对部队来的干部还是比较欢迎的,我对政治部工作的环境也是比较满意的。

我到职不久,随杨副主任到热辽分区去检查工作,走了几个县。杨副主任叫我着重了解县支队与地方党和政府的关系。对此,我与各县支队领导同志和县委同志都谈过这方面的问题。当时领导干部都是从老解放区来的,新地区、新班子,群众基础差,土匪多,环境不稳定。党、政、军必须紧密配合才能开展工作。大家对此是比较谨慎的,没有发现什么大的问题,只是还没有建立起必要的工作制度,工作中互相通气不够,也有些漏洞。有的县支队在剿匪活动中有时偏重于单纯的军事行动,主动与地方工作紧密配合不够。如有的地区匪患消灭后,没有注意留适当部队多住些时间,配合地方开展工作。而是匪歼部队走,又出现反复,引起地方工作同志的不满。再就是少数领导干部,没有充分认识开辟新地区必须做艰苦的工作,打好基础再考虑解决个人婚姻问题。如某县支队副政委和支队部管理员(伪满留用人员)女儿谈恋爱,影响不好。工作局面没有打开以前,领导干部过早过多考虑个人问题,会影响工作,影响威信。

七月份,我参加省委组织的工作组,下乡发动群众,开展清匪反霸斗争。主要工作是,斗恶霸、分浮财、组织农会。在农村工作,首先是深入贫下中农,了解情况,发现骨干,组织基本队伍,这是开展工作的前提,依靠的力量。我们五、六个人,在一个区住了近一个月,发动群众,斗了十几个恶霸地主和汉奸,分了他们的浮财,鼓舞了群众斗争的热情。凡是经过开展斗争的村庄,都及时组织起了农会。工作中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偏差,只是在斗恶霸、汉奸时,群众出于气愤,发生过打人的现象,这在群众运动中是难免的。发现这种情况,我们都耐心而坚决地说服群众不要打人,把坏分子交政府处理,群众还是听话的。没有发生过打死打伤人的现象。我们斗了两个恶霸地主之后,接上级通报,有一个工作组遭土匪袭击,牺牲了两个同志。我们加强了自卫措施,昼夜轮流值班,搬到一个有碉堡的逃跑了的地主大院里住,发动贫下中农帮我们掌握匪情。把村里不可靠分子监视起来,防止借机报复。发生这件事后,跟我的本地新兵警卫员李谦害怕了,晚上开了小差。当时又没有地方去找警卫员,这给我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了不便,首先我们工作组少了一个战斗力,我还要自己背转带(装手枪子弹的),带驳壳枪,牵马喂马等。既是首长又当了警卫员。

八月下旬,我军准备放弃常德,行前对营房、设备,市内铁路桥等建筑进行了破坏,给敌进城造成不便。八月二十九日,承德失守。军区、省委和冀察热辽军区机关向承德以北隆北、围场方向转移。撤退途中与敌遭遇,队伍前边的人放了 “羊”,我不明前边的情况,在队伍中高喊不要乱跑,我骑马到前面一看,才知道是与敌遭遇,多是机关人员无力抵抗,怎能不乱跑。我看西山坡有我们的部队运动,我就找部队去了,一看是三旅八团,我随队跟他们一起摆脱了敌人。一路到处都是机关人员丢的东西,我顺手捡了两条高级香烟。到了第二天机关人员才大部集合起来,继续向围场方向转移。路上搞不到粮食,吃的很困难,苏主任叫我和民运科副科长周学新同志到沿途村镇搞到了一些粮食供给部队,解决了途中吃饭的问题,苏主任表扬我们说 “成了政治供给部。” 转移途中有一天中午机关同志正在做饭吃,我们科还买了一只鸡,刚下锅,不知谁说敌人来了!我们把鸡拿出来带着跑到北山坡,但没有什么动静,原来是诈言,我们又回来继续做饭吃,鸡又放在锅里继续炖。这个小插曲,主要是机关同志没有战斗经验,有点惊慌失措。苏主任带头跑,他本身就不沉着,对机关同志影响很大。在关键时候指挥员的镇静沉着影响全局,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转移到围场县境内,在朝阳弯子村住了一段时间。政治部机关和三旅一个休养所住在一个村里,没有部队掩护,苏主任叫我带警卫员布置警戒,还开玩笑地说,你当 “卫戍司令”,我每天晚上都要坚持巡逻,检查岗哨,防土匪袭击。以后,政治部向三旅刘录参谋长要了一挺轻机枪,发给警卫班。当时政治部在部队工作过的同志不多,苏主任叫我和联络部长林真负责机关警卫安全工作。以后我们又从围场北上林西,住了一个多月,那是内蒙古地区,生活艰苦,烧牛粪,有时行军几十里路没有水。十月间又南下平北赤城。在整个行军转移过程中,多数都是我们两个和警卫班在一起跑前跑后,保卫机关的安全。幸好还没有发生什么问题。在战争年代,不管什么人,不懂军事,不会打仗,是会吃亏的。到赤城以后,五旅、三旅很快打开了局面,苏主任看我有作战经验,信得过,曾想叫我带一个排到热南去接军区机关的家属,以后因我调独立十三旅工作没有去成。

在军区机关工作近半年,下过一次部队,下过一次农村,在行军转移途中主要负责机关的警卫安全,真正的机关工作没有做多少,这就是战时机关工作的特点。根据情况,一切为了战争,需要干什么就干什么。

(待续)

来源:从战争中走过来的人 一个小八路的自传(焦红光著)

转自:雄师劲旅子弟兵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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