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新宇，来自东方历史评论。
讲五四运动的领袖人物，第一个就讲段锡朋，一些人可能不大习惯。因为到目前为止，出版物还没有哪一种是这样讲的。
改革开放之前的三十年，段锡朋、傅斯年、罗家伦三人的命运是一样的，都是现代史上的失踪者。
进入改革开放时代之后，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虽然教科书基本上依然如故，但由于知识界出现的回望热潮，傅斯年、罗家伦很快与胡适等人一起浮上水面，在一些读者面前不再是陌生人。
事实上，五四运动的第一号学生领袖不是傅斯年，也不是罗家伦，而是段锡朋。
段锡朋
回到历史现场，考察当时人们的看法，段锡朋的领袖地位是公认的，也是无疑义的。
罗家伦也是公认的学生领袖，但他说过这样一段话：“发生五四运动的因素甚多，此地不必讨论，可是当年在知识青年群中始终其事的实际领导者，除了书诒——段锡朋——而外，没有哪一个当得起这名称。”
段锡朋是江西永新人，生于1896年，1916年考入北京大学。
五四运动爆发之前，段锡朋已经是北大学生干事会的总务主任。
他的这种领袖地位是在一年之前形成的。那是1918年5月，北京爆发了现代中国的第一次学生运动。运动的起因是中日两国签订《中日防敌军事协定》，留日学生回国抗议，北大学生起而响应。
正是在这次运动中，段锡朋和罗家伦都成了引人注目的领袖人物。这次运动之后，学生成立了国民爱国社（稍后改为国民救国社），段锡朋是负责人之一。
到1918年10月，在学生救国会的基础是组织《国民》杂志社，邓中夏、许德珩、周炳林任杂志编辑，谢绍敏任调查股主任，张国焘作任总务股干事，段锡朋任评议部议长。
1919年3月，北京大学成立学生干事会，段锡朋成为领导人之一。
至1919年5月3日，蔡元培接受汪大燮等人的提议，要依靠学生的力量督促政府拒绝签约，找来的学生领袖中，傅斯年、罗家伦、康白情都是新潮社成员，国民社只有一个段锡朋。
但是，5月3日晚上召集并主持会议的却是段锡朋。在这次会上，他又被推举为5月4日天安门广场集会的主席。
5月4日下午，段锡朋作为大会主席主持了会议，接下来的游行由傅斯年指挥，但段锡朋仍然担负着领导责任。
根据罗家伦的回忆，段锡朋在5月4日之前工作并不十分主动，但在同学们被捕之后，他却挺身而出，显示了领袖气度。
罗家伦是这样说的：“到了五五那天的下午，事件愈加扩大，情势非常严重，众议不免纷纭的时候，书诒挺身而出，以沉毅、勇敢而热忱的姿态，突现于全体北大同学和整个北京专科以上学生之前。他穿了一件毛蓝旧布长衫，可是他的言论，他的主张，他的气慨，他发光可以射入人心的眼睛，竟使他成为大家心悦诚服的领导者。”
就是在5月5日那一天，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成立，段锡朋当选会长。
5月6日下午，各校代表3000多人在北大法科礼堂开会，成立北京学生联合会，段锡朋再次被推举为会长。在那次会议上，通过了北京学联的一系列文件，包括给大总统和教育部上书，包括关于罢课的决议。
6月5日，段锡朋与罗家伦等作为北京学生的代表在上海参加各界代表联席会议。会上成立了上海各界联合会。段锡朋在会上介绍了北京学生运动的情况，号召学生、工人和商人支持北京的学生运动，推动会议做出了罢学、罢工、罢市的决议。
段锡朋的确是杰出的领袖人才。在上海期间，他联合上海各大学一起向全国各大学发出通知，请他们到上海参加全国学生联合会议。
6月16日，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在上海召开，段锡朋主持了会议，并当选为全国学生联合会会长。
正是这一切，使他成了五四学生领袖中的第一号人物。
段锡朋的组织才能和服务精神深受同学们爱戴，人们称他为“我们的段总理”。对于当时的北大学生而言，有两个“段总理”，一个是段锡朋，另一个是段祺瑞。
傅斯年
五四运动的第二号学生领袖——傅斯年
傅斯年，字孟真，山东聊城人，生于1896年，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进入本科国文门。
傅斯年之所以成为学生领袖，与其他的领袖人物有些不同。别的人大多是因为在运动中的作用，而他却是因为早已具有的威望和影响力。
究其原因，首先是他的出身、修养和学识。虽然傅斯年出生时家道已经败落，但毕竟是书香世家、诗礼名门、大清开国状元的后人。
这种家庭即使败落，也有很厚的文化底蕴，所以傅斯年11岁就读完了十三经，年纪轻轻，学问和才华就为人称道，甚至有“黄河流域第一才子”和“孔子之后第一人”之称。
傅斯年成为同学们中第一个给《新青年》投稿者。他的文章立即受到陈独秀、胡适等人的赞赏，从1918年1月开始出现在《新青年》上，所以先后发表了《文学革新申议》、《文言合一草议》、《中国学术思想之基本谬误》《戏剧改良各面观》、《再论戏剧改良》等多篇文章。
傅斯年的学问在北大同学中是公认的，甚至成了学生中的学术权威。
据周作人1918年10月21日记载，钱玄同曾经告诉他，《新青年》在1919年将不再是6人轮值编辑，而是改为12人。这12人依次是：陈独秀、胡适、陶孟和、李大钊、高一涵、钱玄同、沈尹默、沈兼士、刘半农、周作人、陈百年、傅斯年。
由此可见，在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这些先生眼里，学生傅斯年已经可以排进他们这些教授的行列，像他们一样承担编辑责任。
1918年下半年，傅斯年与罗家伦、徐彦之等建立新潮社，并计划创办《新潮》杂志。傅斯年是新潮社的领袖，第一卷就由他主编的。对于这份学生刊物，蔡元培全力支持，不仅为它题写了刊名，而且从学校经费中每月拨出2000元。
在五四时期，学生和校长却不是对立关系。尤其是在北大，学生的绝大多数都信任并敬爱他们的蔡校长。傅斯年深得蔡元培的欣赏和信任，自然在学生中更有威信。
总而言之，在五四运动爆发前，傅斯年已经在北京大学的学生中具有极高的威信和地位。
正因为这样，到了1919年的5月3日，当汪大燮给蔡元培带来国务院密电巴黎签约的消息，并且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学生身上时，蔡元培找来了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和康白情。由此可见，他们就是蔡元培心目中的学生领袖。
后来的事实证明，蔡元培想到的四个学生，只有一个看走了眼：康白情只是诗人，没有成为领袖。而其他三位都在运动中成了真正的学生领袖。
5月3日晚9点，学生大会在北大法科大礼堂开会，商讨次日游行事宜，傅斯年被举为学生代表。
5月4日上午10点，北京13所大学在国立法专召开筹备会议，傅斯年又与段锡朋一起被推选为会议主席，同时被推举为游行总指挥。
因此，5月4日下午的天安门大会结束之后，游行开始，傅斯年高举大旗走在了游行队伍的最前面，身后是浩浩荡荡的学生队伍。
罗家伦
五四宣言的执笔者——罗家伦
罗家伦字志希，生于1897年，比段锡朋和傅斯年小一岁；他于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外语系，又比段锡朋和傅斯年低一个年级。
1918年5月为反对政府与日本签订《中日防敌军事协定》，留日学生代表回国到北大演讲。是罗家伦发表演讲，提议全体同学赴新华门请愿，才有了5月21日北京各校2000多名学生到总统府的事。这是中国现代史上的第一次学生运动。正是在这次运动中，段锡朋成了学生领袖，罗家伦也开始引人注目。
1918年底，罗家伦与傅斯年、徐彦之等一起成立新潮社，出版《新潮》月刊。据种种材料可以断定，他是新潮社中仅次于傅斯年的第二号人物。
新潮创刊号出版于1919年1月1日，第1卷总共5期刊物，罗家伦发表了13篇文章。第2卷5期刊物，他的文章有22篇。在文学革命遭到一些人的攻击时，罗家伦发表了长篇论文《驳胡先骕君的中国文学改良论》，反驳胡先骕对胡适、陈独秀等人的攻击。
在五四时期影响深远的易卜生的名剧《娜拉》，是他与胡适一起翻译的，发表于《新青年》。
值得一提的是，《新潮》这个刊物是由罗家伦命名的。他似乎是命名高手，“五四运动”这个词也出自罗家伦之手。
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在天安门集会，然后游行示威，甚至烧了赵家楼，酿成久久不息的大波。
但在开始，人们只说是5月4日北京学生的那请愿，说是一个大事件，却没有命名。罗家伦第一个把他称作“五四运动”，写在文章中，发表在报纸上，从此被广泛使用。
罗家伦成为五四学生运动的领袖，原因之一是校长蔡元培点将。
在五四运动中，罗家伦做的一件重要的事，是为五四运动写了宣言。
据罗家伦回忆：5月4日上午10点，他刚从城外的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回到北大，准备和大家一起去天安门游行，同学狄福鼎推门而入，对他喊道：“今天的运动不能没有宣言，北京八校同学推我们北大起稿，你来执笔罢！”
罗家伦见时间紧迫，没有推辞，就站在一张长桌旁，匆匆起草了《北京学界全体宣言》。
罗家伦后来在回忆中说过自己当时的状态：“像面临紧急事件，心情万分紧张，但注意力非常集中，虽然社里人来人往，很是嘈杂，我却好像完全没有留意。写成后也没修改过。”
这份宣言是五四那天唯一的印刷品，其全文如下：
现在日本在万国和会上要求并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
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
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游行，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
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举了！
今与全国同胞立两条信条道：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断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宣言写成，即交印刷所印刷，原计划印5万份，但直到集合出发，才印了2万份，只好把这2万份拿到街头散发。
文章不长，连标点算上只有210字，但罗家伦的这份宣言却在极短的篇幅内把一切都交待得明明白白。尤其“外争主权，内除国贼”这八个字，明确提出了运动的目标。
更值得一提的是，5月26日，运动尚处于高潮中，罗家伦就对运动进行总结，写出了《五四运动的精神》一文。
五四运动显示着什么样的精神？罗家伦认为有三种精神“关系中国民族的存亡”：一是“学生牺牲的精神”，二是“社会制裁的精神”，三是“民族自决的精神”。这是五四运动当事人最先对五四精神的总结。
遗憾的是，这三位学生领袖，后来在政治上都选择了蓝色而远离红色，在1949年天翻地覆之际，除段锡朋去世之外，另两位都没有留在大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