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我就记得，奶奶晚上总要起来好几次，说听到院里头有声音，是二叔回来了。

二叔离家的时候和奶奶交代过，只要半夜院里有半块砖头落地的声音，就给他开门，那是他回家了。

奶奶从此以后，就没睡过囫囵觉，半夜里总是伸长了耳朵听，总觉得有砖头落地的声音。

所有人都觉得二叔死了，直到1988年，我在家门口看到一封神秘来信，我才相信了奶奶的直觉。

我们家在陕西省渭南市澄城县西永固村（当时叫薛家岭）。家里最先上战场的，是我的父亲。

父亲是家中老大，最聪明，也最受奶奶喜欢。他从小就给地主家干活，看学堂里的有钱人的娃娃念“人之初，性本善……”他也跟着念，念得还怪好，老师就注意到了他，叫到跟前让他背书。

父亲还真的背出来了。老师看他很聪明，专门拿了张纸教他念这些字，说其他娃娃都背不下来，让他有时间常来学校背书，给这些娃娃看看。

长大了，父亲也是家里的顶梁柱，只是他一个人要养活一家七口人，还是很困难。我们家成了全村最穷的一户。

遇上灾荒年，一家人就得饿肚子。家里实在没办法，只能把十几岁的三叔过继给了邻村的王家。剩下的还是吃不饱饭，交不上人地主家的租子。

虽说日子再苦，大家也是不愿去当兵的呀！子弹不长眼睛，上了战场，说不定哪天人没了家里都还不知道。

我们家西永固村的老宅已经荒废

但也有不得已的时候，1943年光景很是不好，“三年不下雨”，实在没办法父亲就去当兵了。

我们这里虽然没有日本人，但国民党还是到处拉壮丁，拉一个壮丁给一斗麦，村里有钱人不愿意去当兵送命，就找人替，父亲想着给家里挣点救命口食，主动替人去了。

要是能逃回来最好，逃不回来，也相当划算，总比在家等着饿死的好。

父亲当了8个多月兵，终于找到机会，成功跑了回来，在家待了两个晚上以为太平了。谁知刚好又碰上拉壮丁的，直接就把父亲拉上走了，管你情愿不情愿。

上次成功逃了一把，父亲信心满满，这次进了部队，也一直等着机会逃跑。一天晚上，父亲正摸黑准备逃跑，想不到，没走几步，就撞上了一个人。

“谁！”

父亲一哆嗦，说话的正是他们的连长。

连长汇报后，说要枪毙他。人毙了，衣服不能浪费，凌晨两点，连长押父亲到刑场，把他身上的衣服脱得一干二净。

看眼前这个架势是跑不了了，父亲立马跪在地上求连长，掏出身上几个铜板，求连长能在他死后把他的尸首送回老家去。

天亮了，部队所有士兵都围在了刑场跟前，长官们也来了。父亲全身赤裸只穿一条短裤，被枪抵着上了刑场，几声枪响，有人应声倒地，都是和父亲一样做逃兵的。

天气有点冷，父亲只穿个裤头，又惊又吓，光着身子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大气都不敢出一口。轮到他了，他突然急中生智，跪下大喊：长官，我是冤枉的！

父亲跪着往前挪，膝盖磨出来了血也没停，终于挪到了长官跟前，大声说，长官，我不是逃兵，我是抓逃兵的。

过了良久，长官开口了，这是个好兵，把他给放了。

打这以后，父亲再也不敢跑了，就在部队里小心翼翼地混着，一晃三年过去了，抗战胜利的时候，父亲还没轮到上战场。

一想，就这样跟着部队混口饭吃，也是一条出路。只是觉得愧对一大家子人，部队就驻在县城，离家里很近，却就是回不去。

父亲正懊恼时，二叔突然出现在部队，自己找上门的。

父亲第二次被抓壮丁不久，我的爷爷就去世了。

一家人在邻村租地主的地种，现在家人想让爷爷叶落归根，回薛家岭安葬。

本来想得好好的事，没想到老家亲戚谁都不让二叔进门。最后办事儿那天，一个人都没来参加葬礼。

家里实在太穷了，亲戚都怕牵扯上关系，要多一口人吃饭，不敢搭理。

一晃爷爷去世快三年了，三年守孝期满了就要“换服”，把白衣服脱掉，换成红衣服。这是我们这里的大日子，如果不办得风风光光，就会让人看不起。

二叔担心会像三年前一样，没一个人上门。于是打听着找到了父亲部队。

二叔和家里商量好了，这次来是替父亲当兵的，让父亲回来办事。等家里的事办妥，两兄弟再换回来。

走的时候，二叔特别和奶奶交代过，只要半夜里院里有半块砖头落地的声音，就给他开门，那是他回家了。

那时候，全家人都坚信，以为就像当年父亲回来一样，二叔也会在某一天的深夜突然出现。不管是逃跑回来的，还是换回来的。

没想到，命运这东西完全没个准数，不是说换回来就能换回来的。

我爸在村里确实是算个能耐人，回家以后各种走动、求人，找地主借了“高利贷”把事给风风光光办了，全村人都来捧场。

在家呆了两三个月，父亲决定去把二叔换回来，到了县城才知道，打完抗日战争，驻扎了两三年的部队，突然开拔上了前线。

我爸在部队呆三年没上战场，二叔去三个月就赶上打仗了，还是自己人打自己人。

安静了多年的村庄也开始热闹起来，农村的院落很大，士兵住进了乡亲们的院子，奶奶记得最先家里住进来的官兵伙食很好。

一家人饿得不行也不敢出声，一个穿军官模样的人先给奶奶端一碗吃的，刚开始奶奶不敢要，军官说他们还有，让奶奶先吃士兵才准吃。

有一次奶奶正吃饭呢，就听见南边枪声响，几个钟头以后，发现外面死了很多人，才知道是打仗。

等到了跟前，看死人身上的军装不是一种颜色，村里有懂这些的人说，灰衣服的就是解放军，黄衣服的就是国民党。

给奶奶端饭吃的人，就是穿黄军装。

后来，大家都说国民党军纪败坏，好在我们这里没遭到什么祸害，不过在当时，小村子里消息闭塞，也没人说得清这些事，只要当兵的不抢我们村，就谢天谢地了。

何况二叔还在他们的部队呢。

仗打得越来越凶，一边是胡宗南部队，一边是彭老总部队。

几十万大军围在一起打，小战斗频繁发生，大战斗也不少，我们这里的壶梯山是连接陕北与关中的交通要道，两支大军在这里开始布兵。

有一天，天正热着，附近防虏寨的人跑进村里报信，说他们那里有共产党死了，好像是你薛家岭村的人。

我们村加入共产党的只有一个，叫薛印合。

这个人是我们家的远房亲戚，管我父亲叫伯伯，我们八家共同祭祀一个祖先，每年都轮流祭祀。

他读过书，思想进步，很早就奔赴延安，加入了共产党，现在是解放军，上面派他回来负责收集情报，领导游击队。

那时候解放军是从南往北打，薛印合小队一共有七个人，他们在一个坟地里面隐藏着，这里面有很多柏树。本来预定的时间是两小时以后再打，结果突然提前了，敌人发现了他们（因为出现了内奸），他们中只了一个，其余的都牺牲了。

村里人一听，好几个人包括我爸就去帮忙背尸体，推着铁轱辘车就去了。走之前，薛印合的妈说，我儿子有24颗牙，你去了那里要是有人有24颗牙，就是我儿子。

到了那儿，一看，野外里到处躺着人，都被打得血淋淋的，把人害怕的，已经认不出尸体。

我爸端了一盆水，拿了个手帕，壮着胆子走过去，把脸上那血擦了擦，看清楚相貌，再把嘴掰开，数了数牙，说这就是我的侄儿。

尸体用席子一裹，捆上绳子，用铁轱辘车拉回来，埋到他家的地里了。

这个薛印合就是现在我们县最有名的革命烈士薛仲舒。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在给薛仲舒修碑时，我们村有个人负责糊花圈，但那人没文化，看这个两旁的悼联空空的，就给编了个顺口溜，在两个悼联上写：人生在世要公平，花开还有几日红。

结果人家革委会公社那帮人就狠狠地批斗他。审问他，问你和这人有啥冤有啥仇呢？

革委会说他这句话就不对，不能写“公平”。革命烈士牺牲怎么会是不公平？胡说八道。意思是他侮辱了革命烈士。

其实糊纸匠真是一个很好的人，他们是一个爷爷的人，能有什么仇呢？就是没文化编了个顺口溜，惹了祸。

前几年县里头又建烈士纪念碑，工作人员突然打电话给我几个远处的侄子侄女，让他们赶紧回来，要开烈士纪念大会，其中有一个是他们的爷爷，也就是我的三叔。

三叔成了革命烈士，这是我们家谁也没有想到的。

三叔过继给邻村的王家，改名叫王天录。

三叔具体怎么上的战场不知道，烈士碑上写他是主动跟着解放军部队走的。

我们家只知道三叔牺牲是在陕西眉县马家镇战斗，这已经是1949年的夏天，这场大战，解放军大获全胜，胡宗南部队惨败。

三叔在彭老总部队，二叔在胡宗南的部队，不知道兄弟俩是不是也在战场上刀刃相见？也许，他们到死都不知道，失散多年的兄弟就在对方阵营里。

三叔的碑文上记载，他随军行至眉县，战斗打响后，他去抢救一个伤员，一颗炮弹落下，光荣牺牲了，时年24岁。

战争结束后，政府给三叔的养父家送了烈士牌。养父母家给他领养了个孩子，孩子很争气，很有出息。

三叔的烈士墓碑

三叔牺牲的消息传来后，家里一直瞒着奶奶。只是时间长了，奶奶就问，老三这孩子怎么好长时间都没到我这里来了，大家哄她，说三叔是到外面做活去了。

全家人都不敢和奶奶说三叔死到战场上去了，因为怕她受打击，老二儿子不见了，老三儿子给了别人也死了，她经受不住打击。

再过几年，奶奶有些埋怨，总是说，我把他看十几年，结果人家看都不看我，不认我这个娘了。

二叔还是一点消息也没有。所有人都觉得二叔死了，只有奶奶不这么觉得。她留着二叔所有的衣服、鞋子，一样都没扔，说他总有一天会回来的。

特别是逢年过节的时候，奶奶晚上都要起来几次，总是说自己听到院里头有砖头落地的声音，好几次爬起来一看，可哪有人嘛？

此时全国已经解放了，父亲开始磨豆腐置了一份业，做豆腐满街的卖，一个人养活了一大家子，慢慢的生活也好起来了。

因不知道二叔到底是死是活，我爸决定为他领养一个孩子，说是将来要继承二叔的香火。

东家挑，西家选，又借遍了全村家家户户，终于凑够了八石粮，娃娃进了我们家的门，又涨两石粮。让开口叫奶奶，大意了——这娃娃连话都说不清。

每天早上母亲把堂弟的衣裳递上，把他背到学校，让他念书。没想到光小学五年级就念了8年，老师气得挑眉毛：把你娃领回去，他学不下。

父亲安排他去学技术，也没学成，长成大人后给娶了媳妇，成了家。不管怎样，用父母的话说是“终于有交代了。”

一家人都以为二叔的事儿已经尘埃落定，却没想到，二叔的失踪，阴差阳错地打乱了我的人生。

从小到大，我在校一直是优秀学生，高中毕业去搞团工作，做了些成绩，半年之后让我兼职大队的妇女工作，一职两责。

团支部把优秀团员的名字上报县，我也在其中，我就写了份入党申请书。党组织考察后说，你都合格，就是有个亲人下落不明，批不了。那是70年代中期。

我（一排右二）参加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二叔不在我从小就知道，父亲心里一直对二叔有愧，觉得本来失踪的应该是他。帮二婶改嫁，替二叔领养了小孩，照顾他长大成人，只能通过这些事儿来弥补了。

逢年过节家里总会给二叔添双筷子。但说一句良心话，是死了还是活谁都不知道，确实咱就是联系不上。

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写过入党申请书。

最后没办法，我自己做生意去了，收苹果。有一年收苹果挣了不少钱，那时候一辈子都没见过那么多钱，然后就扩大继续收苹果。

一年又一年，父母老了，奶奶也走了，她没能等到砖头落地的声音。

时间过得很快，一晃我也成了家，生了第一个孩子，还没满100天，父亲就病了。

父亲生病已经有半个月了，那天他起不来床，黑眼珠往上翻，两颊深深地陷进去。

村里正好来了些老人，见着我爸这个样子吓了一跳，“紧寒的话6天，慢寒的话9天。这病都已经过了9天了，看来人活不成了……”

这一说，我们这才意识到这病有多么严重，母亲在家照顾父亲，我赶紧去给裁缝送布做寿衣。

那是1988年的冬天，我急匆匆地出门，在大门口碰上村里的韩老师，他递过来一封信，我歪头看了看信封，一眼扫到了“台湾”两个字，但却读不通顺，都是些“老字”。

当时哪有心情研究这个，我脑子里嗡嗡的静不下来，一心想手里的这块布。

“韩老师，你赶紧把这信拿给我妈。”我又不放心的嘱咐道，“她就在屋子里，我爸病重的，我得赶紧走。”

行行行。韩老师满口答应。

刚走到裁缝家，把布放下，村里人就来喊我，说救护车都到你们家门口了。

在医院里一住就是几个月，到过年前父亲的病竟然好全了。我和医院工作的小妹说，年前有封从台湾来的信，准是二叔寄的，怪不得这么多年他音讯全无，原来是去了台湾。

等到第二年春天，小妹回家说，在住院部工作时刚好碰到统战部的人，听说我们家收到了台湾的信，他们愿意帮我们查人。

这是我们家等了几十年的好消息，我赶紧让母亲把信找出来。

一问，母亲愣住了。仔细一想，当天韩老师确实进屋来了，但家里乱哄哄的，韩老师什么也没说，就离开了，更没提信的事。

我的心里隐隐觉得，大事不好。赶紧去找韩老师。

可万万没想到，韩老师拿不出那封信了。我问了半天，他前面说不知道，后面支支吾吾说信被他烧了。说是过年学校打扫卫生就把废纸全烧了，不光烧了我们家的信，所有废纸都烧了。

我火一下上来了，朝着他嚷了起来。韩老师也很生气，说就是烧了，还要撵我走。我们吵了起来，

最后韩老师差点哭了，说俩家没仇没怨，还是亲戚，烧信是他的错，请原谅。

我问他是不是看过信的内容，他说没有，我问他还记得信封上面的地址了吗。他也说不记得。

好吧，我也哭了，又生气又无能为力。

是因为觉得死人晦气烧了那封信？还是害怕那两个字烧了信？信上都写了什么？信件的地址是哪里？

甚至有人帮我分析，会不会是信里有钱，韩老师拿走了，所以不愿意告诉我。

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只能死死纠缠着韩老师，隔一段时间就找他一次，想让他回忆一下，每次得到的的回答都一样——烧了，不知道。

父亲更是生气，说不管韩老师是不是亲戚，都要把他拉大队去理论理论。我担心父亲身体，赶紧劝他算了。

这封来信成了我们家的谜案，也成了新的希望。

有信来，说明二叔人还在呀。

直到1992年热起来的时候，大概是五六月，麦子熟了，才有了一点消息。

父亲中午从外面回来，就急匆匆让我带他上隔壁的村子北庄去，那时候饭快做好了，父亲却等不及说回来再吃，得赶紧上北庄去。

原来北庄有个老人从台湾回来，父亲想去看看，能不能找到二叔的线索。

父亲那年已经82岁了，我可不敢骑自行车带他，好在路途不远，我一路用自行车推着他到了北庄。

我能感受到父亲内心的激动，他和奶奶一样，等待着那块砖头落地。

那从台湾回来的老人已经89了。虽然是从台湾回来的，和我们这边的老头也差不多，普普通通的，我有些听不懂老人家说话，只看到他直摆手。

旁边人翻译说，他说部队不一样，参军的地点都不一样，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

老人还是耐心帮我们分析，既然来了信，人肯定还在。他告诉我们，他在台湾生活，活得也很好。

我们唯一能提供的信息就是二叔的名字——薛丙顺。

老人摆摆手，不作数，台湾的人和咱们这里的人不一样，很多人都有几个姓几个名字。他让我们想想征兵时候登记的是谁的名字。

我爸的登记名字是薛景玉和薛丙乾，二叔登记名字应该是薛丙顺，总之，这三个人都有可能，但是当时抓壮丁时候也可能是顶替别人，也有可能用了别人的名字。

这么一来，信息就更加复杂了。

这次回来后，父亲很难过，好长一段时间都没有找我说过话。

父亲、小妹和我

有一天他主动找我，还说要给我看样东西。

他把我带到我家专门放祖宗牌位的桌子上，我们家人过节日都要在这桌上“献祖宗”，每次献祖时都在这儿放一碗饭把筷子放上，对着他们说，爷爷奶奶先叫你们吃。

今天不是献祖的日子，父亲打开一个用红绸子包好的东西，竟然是一块牌位，仔细看上面写着二叔的名字和出生年月。

父亲和二叔的牌位，二叔的已经模糊不清

父亲说，你二叔在不在我也不知道，在也好，死了也好，反正都没有找到人，都是我的遗憾。把这个东西放在跟前，以后献祖的时候一起献了，也是个念想。

母亲说，你看你这样子干啥，二弟人肯定在呢。

父亲说，趁我在着呢，要让家里的娃养成这个习惯，别忘记了。

没过几天就是八月十五，父亲特意坐着看着我献，说以后自己老了，不在了，你们也这样献吧，我就放心了。

父亲知道自己老了，他有预感，自己等不到那半块砖头落下的声音，得提前交代好后事。

父亲走是1994年春节，那一年发生了很多事儿，但都没有什么好结果。正月初六，父亲说他梦到一辆车停在我们的老房子跟前，要接他走，觉得是个不好的预兆。

父亲的小妹当天也做了一模一样的梦，感觉心里不踏实，特意来我们家拜年。那天晚上，父亲就去世了。

我想，如果二叔还在这个世界的某一个角落，会不会也做了这个奇怪的梦？

薛存芳阿姨在父亲去世后，她也没有停止寻找二叔。

采访时，薛阿姨说这么多年，不知道是不是找魔怔了，反而更觉得二叔没有死，就在台湾。

她甚至和家人做了详细分工，准备去台湾待一年两年，慢慢找。后来去咨询才知道，台湾不是她想去就能去的，这才不得已停止了计划。

现在，他们家寻找二叔的任务已经交给薛阿姨的儿子，薛阿姨儿子从上大学就开始就在给台湾朋友、海基会等写信。

我采访过太多寻找“二叔”的故事，在我心里，二叔已成为战争失踪者的代表。

对于大多的战争失踪者家属来说，几十年过去，结果并不是最重要的，寻找的过程才至关重要，它代表着——永不忘记。

这些失踪的亲人，因为是父辈心里放不下的惦记，也成了后人想要解开的谜。这个谜就是我们尘封已久的历史记忆。

对于每一个走上战场的士兵来说，死亡都不是真正的离别，忘却才是。

编辑：霞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