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羽肯为刘备过五关斩六将，为何关羽死后三年，刘备才为他报仇？ 关羽与刘备的兄弟情谊，早已随着“桃园结义”的传说深入人心，关羽为追随刘备，不惜过五关斩六将、千里走单骑，用生命践行着忠义承诺。然而，建安二十四年关羽败走麦城、被孙权部将斩杀后，刘备却并未立刻起兵复仇，反而延迟了整整三年，直到章武元年才正式发动夷陵之战。 这份看似“迟来的复仇”，并非刘备忘却了兄弟情谊，而是他作为蜀汉君主，在国仇家恨面前，不得不兼顾国力恢复、战略布局与内部稳定的理性选择，背后藏着乱世中帝王的无奈与深谋远虑。 关羽战死之时，蜀汉正处于国力严重受损的艰难境地，根本不具备立刻复仇的条件。关羽镇守的荆州，是蜀汉重要的战略要地与物资基地，不仅物产丰饶，更是蜀汉东出中原、联结四方的关键枢纽。 荆州的丢失，让蜀汉失去了一半的疆域与大量人口，军事力量也遭受重创。与此同时，蜀汉在汉中之战中虽击败曹操，却也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将士疲惫、物资匮乏，急需休养生息。若在此时仓促起兵伐吴，蜀汉将面临腹背受敌的风险。刘备深知，复仇的前提是保住蜀汉的基业，若因一时冲动葬送了整个政权，即便手刃仇人，也无法告慰关羽的在天之灵。 刘备延迟复仇的三年，也是蜀汉巩固内部、整合力量的关键时期。关羽死后，蜀汉内部不仅面临着兵力与物资的短缺，更存在着派系林立、人心涣散的隐患。蜀汉政权由荆州集团、东州集团与益州本土集团组成，关羽的死与荆州的丢失，让荆州集团遭受重创，也引发了其他派系的微妙变动。 刘备需要时间安抚各方势力，稳定内部秩序，尤其是要获得益州本土豪强与士族的支持，确保政权根基稳固。此外，他还需重新梳理军事体系，补充兵力、修缮军备，将分散在各地的力量整合起来。 这段时间里，刘备先是于建安二十六年在成都登基称帝，建立蜀汉政权，通过确立皇权正统性凝聚人心；随后又任命诸葛亮统筹内政，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囤积粮草，为后续的军事行动做足准备。北方曹魏的威胁，是刘备不得不考量的重要因素，也制约了他立刻伐吴的步伐。关羽死后，三国鼎立的格局发生微妙变化，曹魏成为最大的受益者。 曹操虽在关羽死后不久病逝，但继位的曹丕迅速稳定了曹魏政权，积极整军备战，时刻关注着蜀吴两国的动向。曹丕的战略意图十分明确：坐山观虎斗，等待蜀吴两败俱伤后再出手渔利。刘备深知，若蜀吴提前爆发大规模战争，曹魏必然会趁火打劫，届时蜀汉将陷入双线作战的绝境。 因此，他需要时间观察曹魏的动向，也需要等待合适的时机。直到章武元年，曹丕篡汉称帝引发天下非议，刘备以“兴复汉室”为名登基，此时伐吴不仅能复仇，更能借助“讨贼”的名义凝聚人心，同时也能降低曹魏贸然干预的风险，这才是出兵的最佳时机。 刘备对复仇的战略布局，也需要时间逐步推进，并非简单的“起兵伐吴”就能实现。关羽之死，根源在于孙权与吕蒙的偷袭，但若要彻底复仇，就必须制定周密的作战计划，而非盲目进军。刘备需要重新规划军事路线，调整将领部署：任命张飞为车骑将军，率军从阆中出发与自己会师；派遣使者联络各地势力，争取盟友支持；同时侦察东吴的军事布防，寻找其薄弱环节。 然而，就在出兵前夕，张飞又被麾下部将刺杀，这一突发变故再次打乱了刘备的计划，不得不再次调整部署、安抚军心。接连的意外让刘备更加清楚，复仇之事绝不能急于求成，任何一处疏漏都可能导致满盘皆输。三年的时间里，刘备不仅在恢复国力，更在不断完善复仇的战略细节，试图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 作为君主，刘备的复仇早已超越了个人兄弟情谊，成为关乎蜀汉政权合法性与凝聚力的政治任务。关羽不仅是刘备的兄弟，更是蜀汉“忠义”精神的象征，关羽的死让蜀汉军民群情激愤，复仇成为民心所向。 刘备若迟迟不有所行动，难免会被质疑“忘恩负义”，动摇政权的民意基础。但他也明白，复仇不能仅仅是为了宣泄情绪，更要服务于蜀汉的长远发展。因此，这三年的延迟，是刘备在个人情感与国家利益之间寻找平衡的过程。最终的夷陵之战，虽然以蜀汉战败告终，但从决策逻辑来看，刘备的延迟复仇并非错误，而是乱世中帝王不得不做出的理性权衡。 说到底，刘备延迟三年为关羽报仇，是国力、战略、民心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他并非忘却了兄弟情谊，而是将这份情谊融入到守护蜀汉基业的责任之中。在乱世之中，个人的爱恨情仇往往要让位于国家的生死存亡，刘备作为蜀汉的缔造者，必须以政权的存续为首要目标。 三年的等待，既是蜀汉恢复元气的过程，也是刘备梳理战略、凝聚人心的过程。这份迟来的复仇，虽然带着遗憾与无奈，却展现了刘备从“兄弟”到“君主”的身份担当，也让我们看到了乱世中权力与情感的复杂交织。 真正的忠义，不仅是为兄弟两肋插刀，更是为守护共同的基业忍辱负重、谋定而后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