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五年，公社突然叫我去公社农场当场长。农场里有一个人是右派，国字脸，五官分布得周正，因为常在太阳底下，和风雨中劳动，脸庞呈现出酱紫色。戴着眼镜，身体不胖不瘦，很是得体。 我去了没几天，就注意到他。别人歇晌，他蹲在田埂边上看稻叶子，一看就是老半天。有回我凑过去，他指着叶子上一道几乎看不见的细纹说：“场长，你看，这是病，得趁早治。”我说你懂这个？他推推眼镜，点点头，又摇摇头，不再多说。 后来我才从别人零碎的闲话里拼凑出来，他以前是省里农校的老师，专门研究种子的。不知怎么就成了右派。他话极少，除了必要应答，几乎不开口。傍晚收工，别人聚在窝棚前抽烟扯闲篇，他总是一个人走到农场最西头那片荒废的洼地边，站着看，有时蹲下抓把土。 有一天黄昏，我溜达过去。他正用树枝在地上划拉什么，见我来了，有点慌，想用脚抹掉。我说：“画啥呢？给我瞧瞧。”他犹豫了一下，指着那片洼地：“这场长，这片地要是拾掇出来，引后山水渠的水，能当一块好试验田。土质我看了，不一样。”风从田埂上卷过去，吹得他洗得发白的褂子贴在身上。我问他：“你想试啥？”他眼睛在镜片后亮了一下，又黯下去：“没……没啥，就瞎想。” 我心里动了动。过了几天，我跟公社打了报告，说想把西头洼地整出来增产。批了。我把这事交给他牵头，他愣了好一会儿，才憋出一句：“谢谢场长。”从此他整个人像被点着了，带着几个肯干的人，没日没夜地泡在那片地里。整地、修渠、下肥，他一边干，一边在小本子上记。夜里我查岗，总看见他那间小土屋的窗户亮着煤油灯的光，人影映在窗纸上，久久不动。 那年夏天，旱得厉害。试验田的秧苗刚抽穗，最要水的时候，水渠却断了流。他急得嘴角起泡，带着人连夜去查，发现是上游一段沟渠被塌方的土石堵死了。他二话不说，第一个跳进齐腰深的泥水里挖。那一夜，他们硬是用手和铁锹，把水道给抢通了。天亮时，他一身泥水回来，脸色白得吓人，却咧着嘴笑：“水通了，苗保住了。” 秋天，试验田的收成格外好，谷穗沉甸甸的。打谷那天，他捧着金黄的稻谷，手有点抖。他挑出一把最饱满的，小心地装进一个布袋里，递给我：“场长，这个……您留着。” 没多久，平反的通知下来了。他走的那天清晨，雾很大。他把那个装稻种的布袋子，又仔细塞进我的手里。“这品种，耐旱，”他说，“叫它‘洼地金’吧。”我送他到农场路口，雾渐渐散了，他的背影在土路尽头越来越小，最后看不见了。 后来，农场里一直种着“洼地金”。每当有人问起这名字的来历，我就指指西头那片如今已郁郁葱葱的田地：“一个戴眼镜的先生给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