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的夏天，延安城里开完大会，20岁的富家小姐莫耶，在延安一处山坡上写下了《延安颂》。

会议结束后，人群都往外走，抗大的学员们排成队列，边走边唱，山风从沟壑里穿过去，歌声也顶着黄土高原的天空，一层一层往远处飘。

1938年的中国，正被战火啃得千疮百孔。华北沦陷，淞沪激战刚过，武汉保卫战正打得胶着。大半个中国都在枪炮声里颤抖，唯独西北黄土高原上的延安，像一盏不灭的灯，亮得发烫 。这里没有洋房汽车，没有精致点心，却挤满了从全国各地涌来的年轻人。他们背着简单的行李，穿着洗得发白的衣服，眼神里却烧着一样的火——赶走侵略者，救中国 。

莫耶就是这群年轻人里的一个。她原名陈淑媛，1918年出生在福建安溪一个富裕家庭，父亲是缅甸归侨，还是国民党少将，家里条件好得很 。1932年她才随父亲搬到厦门，进了慈勤女中念书 。按说她该是娇生惯养的大小姐，可她偏不。初中时就爱读进步书，写文章骂不公，还跟父亲吵得厉害 。1934年才十六岁，就揣着母亲给的十八块银元，一个人跑到上海闯世界，后来在《女子月刊》做编辑，改名叫莫耶，意思是“莫负初心”。

1937年七七事变一爆发，莫耶就加入了上海救亡演剧第五队。一路演一路走，到了西安，又给毛主席写信，非要去延安 。10月，她终于到了这片红土地，先进抗大第三期学习，转年春天又去了鲁艺，先学戏剧，夏天才进了文学系 。这年她刚好二十岁，正是眼里有光、心里有火的年纪。

那天的大会开得热烈，总结了抗战的经验，也把接下来的路指得明明白白。散会时没什么排场，可那种从心里涌出来的劲儿，比任何仪式都动人 。抗大的学员们排着队往外走，蓝灰色的军装洗得有些发白，步子却踩得扎实。有人起了个头，歌声就跟着冒了出来，一句接一句，越来越响，不是什么软绵绵的调子，是《抗大校歌》，“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唱得人心里发紧 。

莫耶没跟着走。她站在鲁艺所在的半山坡上，风从延河那边刮过来，带着黄土的味道，吹得衣角飘起来 。就在这时，她听见身后有人喊她，是音乐系的郑律成，那个从朝鲜来的年轻作曲家。他指着山下的队伍，眼睛亮得很：“莫耶，你看这景象，给我写首歌词吧！”

莫耶心里本来就堵着好多话，被他这么一说，那些话一下子就涌到了笔尖。她掏出随身带的纸笔，就着山坡上的一块石头，蹲下来就写。夕阳正照着远处的宝塔，延河的水闪着光，抗大学员的歌声顺着风飘上来，混着风里的黄土味，一起钻进她的耳朵里 。她写得飞快，不用琢磨，不用堆砌，那些字就像自己长了腿，跑到纸上——“夕阳辉耀着山头的塔影，月色映照著河边的流萤。春风吹遍了坦平的原野，群山结成了坚固的围屏” 。

她给这首歌起了个名字，叫《歌颂延安》，写完就递给了郑律成 。郑律成拿着歌词，当天就躲在窑洞里谱曲，两天就成了，调子又抒情又有劲儿，刚好配得上那些滚烫的字 。没过几天，延安礼堂开晚会，第一个节目就是这首歌，郑律成和唐荣枚男女声合唱 。毛主席坐在台下，听得认真，唱完了还带头鼓掌，其他首长和群众也跟着拍，掌声响了好半天 。

第二天，中宣部的同志就来要歌了。后来鲁艺的秘书长魏克多给莫耶拿来一张铅印的歌篇，歌名改成了《延安颂》，是中宣部征得她同意后改的 。就这么着，这首歌像长了翅膀，先在延安城里飞，窑洞前、延河边、操场上，到处都能听见；又飞到各个抗日根据地，战士们行军时唱，休息时唱，唱着唱着就忘了累；甚至飞到了国统区，飞到了海外华侨那里，成了抗战的战歌 。

莫耶在延安的日子过得苦。住的是土窑洞，冬天冷得缩成一团，夏天热得像蒸笼，吃的是小米饭就咸菜，有时候连盐都不够 。可她从来没抱怨过。她白天上课、写东西，晚上借着炭火的光，趴在凳子上写剧本、写歌词，总说“有一分热，就要发一分光” 。

她写的《延安颂》，没有华丽的词，没有空洞的夸，就写延安的塔、延安的河、延安的人，写那些年轻人心里的信仰 。那些字像种子，落在无数人的心里，发芽、长大。好多人就是听了这首歌，才冲破封锁线，跑到延安来的。一到延安，再听见这首歌，眼泪就忍不住掉下来，觉得这就是自己要找的地方 。

后来，莫耶还写了好多东西，做过报纸主编，一直跟着部队走，把一辈子都献给了革命 。而那首《延安颂》，就像一条红线，把那个烽火连天的年代，和现在的日子连在了一起。直到今天，只要旋律一响，那些穿着蓝灰色军装的年轻人，那些黄土坡上的歌声，那些窑洞里的灯光，就会清清楚楚地浮现在眼前。

二十岁的莫耶，用一支笔，把延安的模样、延安的精神，永远地写进了历史里。那不是一首简单的歌，是一个时代的声音，是无数中国人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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