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她接到暗杀周恩来密令，紧急致电陈赓，说了句简短又隐秘的暗语。这是1930年上海地下战场最惊险的一次救命瞬间。说出这句话、救下周恩来的人，是红色女情报员安娥。

主要信源：（共产党员网——《红色情报员》 安娥）

1930年7月的一个傍晚，上海南京路一处公用电话亭里，一个穿旗袍的女人压低声音说了几句话。

电话那头接听的人是陈赓，他听懂了暗号里的意思，针对周恩来的抓捕行动马上就要开始了。

传递这个消息的女人叫安娥，她是中共历史上第一个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内部的女情报员。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她后来还写过《卖报歌》和《渔光曲》的歌词。

安娥原名张式沅，1905年出生在河北获鹿一个书香门第。

按正常的人生轨迹，她应该安安稳稳读书嫁人，过一辈子太平日子。可五四运动的浪潮改变了她的想法。

中学时期，她就带头组织罢课，逼走了思想守旧的校长，那股不服输的劲头从小就扎了根。

十八岁那年，她考上北京美术专门学校西画系，两年后加入了共青团，很快又转为共产党员。

1926年，安娥被派到大连做工人运动，她辗转来到上海，又被组织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在苏联，她不仅学了革命理论，还接受了情报部门系统的特工训练。

谁也想不到，一个学美术出身的姑娘，后来会成为插在敌人心脏里的一把刀。

1929年，安娥从苏联回国，那时候的上海正被白色恐怖笼罩着，国民党特务到处抓人。

周恩来主持成立了中央特科，陈赓负责情报科。

当时国民党中统有个叫杨登瀛的人，思想左倾，愿意向共产党靠拢。

经过陈赓的安排，安娥以秘书的身份潜伏到杨登瀛身边，成了中共安插在特务机关内部的重要眼线。

这份工作看着平常，实际上每天都在刀尖上行走。

安娥每天要从堆积如山的文件里分辨出哪些是真情报、哪些是国民党用来钓鱼的假消息，然后把关键信息抄送给陈赓。

判断错一次，可能就是几条人命，她用女性身份的掩护和敏锐的判断力，一次次完成了任务。

1930年7月的那次行动，是她情报生涯中最惊险的一次。

杨登瀛截获了一份蒋介石亲自签发的密令，命令叛徒黄第洪在南京路邮局接头，趁机抓捕周恩来。

情况紧急，安娥来不及走正常的联络渠道，只能用事先约定好的暗号电话直接通知陈赓。

周恩来接到消息后，立刻切断与黄第洪的所有联系，紧急转移了住处。

一场针对核心领导人的致命抓捕，就这样被化解了。

在安娥的配合下，中央特科先后清除了多名内奸，还成功营救出任弼时、关向应等被捕的重要同志。

可这个体系终究是脆弱的。

1931年，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后叛变，把他掌握的内线几乎全部供了出去，杨登瀛也被捕了。

安娥因为正巧送孩子回老家，侥幸躲过一劫，但也从此和组织失去了联系。

失联之后的安娥没有停下脚步，她进了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开始写歌词。

1933年，作曲家聂耳找到她，想给街上卖报的小女孩写一首歌。

安娥看着那个在寒风里跑来跑去的孩子，心里一酸，写下了《卖报歌》。

那句“七个铜板就买两份报”，朴素又鲜活，后来传唱了一代又一代人。

第二年，她又为电影《渔光曲》写了同名主题曲，歌词里藏着她早年在大连见过的渔民苦难。

这部电影后来连映80多天，还拿下了中国第一个国际电影节奖项。

抗战全面爆发后，安娥又冲到了前面。

她和沈钧儒、邓颖超等人一起发起战时儿童保育会，救下了近三万名在战火中流离失所的孩子。

她还以战地记者的身份奔赴前线，用文字向大后方传递真实情况。

1948年，她辗转到了西柏坡，1949年4月，离开组织整整18年后，她终于重新回到了党的怀抱。

新中国成立后，安娥继续写作，深入工厂农村搞创作。

1956年，她突发中风，半边身子不能动了，可她躺在病床上也没放下笔。

1976年，这位71岁的老人走完了她的一生。

安娥这一辈子，前半段在敌人的心脏里传递情报，后半段用笔杆子为时代发声。

很多人唱过《卖报歌》，听过《渔光曲》，却不知道歌词背后藏着这样一个女人的故事。

她做过刀尖上的判断，也写下过打动人心的文字，这两种能力背后，是同一种对时代的清醒认知。

历史往往记住了那些站在聚光灯下的人，却容易忽略那些在电话亭里用一句暗语就改变了历史走向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