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9月20日深夜，晋东南阳城县町店公社的戏曲散场锣鼓刚落，五龙沟信用分社的女营业员毕某某揣着钥匙往回走。
她怎么也想不到，出门看一场戏的功夫，锁在营业室抽屉里的一万零二百三十元工资款，会成为阳城解放后第一起特大盗窃案的被盗钱款。更没人能料到，这笔几乎没人敢动的巨款，最终会被藏进一口为老人预备的寿材里。

这笔钱是三天前公社会计毕某某从柴凹大队信用社取回来的，一共一万四千四百元，准备给公社下属副业厂的工人发工资。19日、20日连着发了两天，发出去四千一百七十元，剩下一万零二百三十元，她照旧锁在办公桌最中间的抽屉里，关好门窗，去同一个院子东侧的礼堂看剧团演出。
夜里十一点四十五分，戏散场她回到分社，一眼就看见北侧窗户玻璃破了个洞，窗插销被人从里面拨开。推开门的瞬间，她惊呆了，抽屉被撬得变了形，整沓的整钞不翼而飞，只剩二百三十元零钱散在抽屉角落。

凌晨一点，警情传到了阳城县公安局。
一个小时后，县刑侦队赶到了现场。
技术人员顺着窗沿排查：作案人用硬物敲碎北窗玻璃一角，伸手拨开插销翻窗入室，得手后从南窗翻出逃离，窗外泥地上留下了半枚清晰的解放胶鞋鞋印。
存放现金的办公桌抽屉，撬痕边缘呈三角条状，是自制的撬棍类工具留下的。最关键的发现，是在抽屉内侧边缘提取到了一枚不完整的右手拇指指纹——在那个年代，指纹比对就是最硬核的刑侦技术。
排查开始后，专案组重点排查的是熟悉信用社环境、有盗窃前科、案发当晚行踪不明的青壮年。
没几天，两个名字进入了视线：十八岁的刘羊羊，本公社社员，有盗窃前科，案发当晚有人看见他在案发院外反复溜达；二十九岁的杨林，是公社拖拉机手，早年和毕某某处过对象，对信用社内部布局、作息规律了如指掌。
更反常的是，案发后杨林天天往村里算命先生家里跑，翻来覆去问同一句话：“最近会不会有牢狱之灾？”还四处托人打听，公安局查案子按手印是怎么个按法。另外，两人家里都有同款解放胶鞋，又都拿不出案发当晚完整的不在场证明。

就在刘羊羊被列为重点嫌疑对象的时候，刘羊羊的亲叔叔主动找到专案组，说前几天刘羊羊送了他一件崭新的红秋衣，他觉得来路不正。
干警拿着秋衣去焦庄供销分社核实，负责人一眼就认出来，这正是八月底分社被盗的货品之一。顺着这条线，专案组串并了近半年周边三起悬案：焦庄供销分社盗窃案、义城供销分社盗窃案、企业组糖醛厂会计室被盗案，作案手法都是撬窗入室，工具痕迹高度吻合。
两名嫌疑人很快被带到了专案组。
起初两人口径出奇一致，只承认偷过供销社的零碎东西，对信用社的案子矢口否认，显然提前串过供。
那年代，指纹比对也是技术活，经过三次比对，晋东南地区公安处技术专家最终给出鉴定结果：现场提取的拇指指纹，与杨林的指纹特征点完全吻合，就是同一人。

拿着鉴定结论，专案组立刻对杨林的住所进行搜查。在他家柴房的角落，搜出了一双半旧的解放胶鞋，鞋底花纹和现场鞋印完全匹配；还有一根一头磨成三角状的钢板条，和抽屉撬痕严丝合缝。铁证摆在面前，杨林的心理防线彻底垮了，一五一十交代了全部经过。
那天傍晚看见毕某某锁门去看戏，知道机会来了，喊上刘羊羊就动了手。
得手后两人躲到野地分赃，杨林给了刘羊羊二百元，自己留了四百元零花，剩下的九千四百元整整齐齐装进一个黄色军用帆布包。这笔钱数额太大，他不敢放在明处，思来想去，盯上了东屋墙角那口给父亲预备的寿材。

9月28日深夜，专案组押着杨林去他家起赃。当杨林的父母看着干警从寿材里掏出一沓沓整齐的现金时，当场愣在原地。九千四百元赃款分文未动，加上两人还没花完的五百元，总计追回九千九百元——满打满算，一万块巨款，两人总共只花了一百元，杨林花了七十，刘羊羊花了三十。
很快，法院作出判决：杨林作为主犯，多次结伙盗窃，数额特别巨大，且盗窃集体工资款，社会影响恶劣，以盗窃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刘羊羊为从犯，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

放在今天的司法语境里，盗窃一万元远不至死，但在1982年的时代背景下，这个判决有着清晰的逻辑。当年3月，我国刚通过《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对盗窃等严重经济犯罪加重惩处，数额特别巨大、情节严重的即可适用死刑。
当时一万元的分量远超今人的想象：山西农村壮劳力一天工分值两三毛钱，一年到头攒不下一百元；国营工厂二级工月工资三十八块六，不吃不喝攒够一万要二十二年。这笔被盗的工资款，关系着上百个家庭的生计，一旦追不回，很可能引发连锁的生活困境，社会危害性远比数字本身更重。
这两个土生土长的农村青年，非常的可悲，他们有足够的狡黠去设计作案、藏匿赃款，却没有足够的认知去判断代价。
杨林把赃款藏进寿材的举动，透着乡村社会最朴素的反侦察智慧——利用人们对丧葬物件的避讳心理，以为最忌讳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可他没想过，九千四百元现金，既不敢花也不敢用，藏在不见天日的棺材里，除了加重自己的罪责，没有任何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