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谢静宜被撤销一切职务，接受隔离审查。在审查的过程中，她的认错态度很好，几乎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因此最终她被免于起诉。
 
此前，谢静宜长期在毛主席身边做机要工作，后来进入北京市委、清华大学任职，这段时期内，她紧跟其他人，参与了不少冲击老干部、制造混乱的相关活动，属于重点核查人员。
 
隔离审查开始后，办案人员分阶段核对她过往所有工作、会议、文件相关的全部事实，逐项询问当年各类事件的细节。
 
和同期一同被审查的迟群不一样，谢静宜全程没有抵触隐瞒，不管办案人员问到哪一件事，她都如实交代完整经过，不会刻意回避自己做过的错事，也不把全部责任推给旁人。
 
她主动把自己多年记录的工作笔记全部上交，笔记里清晰记录着当年各类会议的谈话内容、上级下达的各项指令，还有自己参与各项活动的完整过程。
 
只要办案人员提出需要核对的线索，她都会主动回忆补充细节，主动交代迟群擅自修改文件、夸大相关批示的实情，提供了大量可以互相印证的证据材料，为专案组查清完整案件省去很多核查工作。
 
专案组整理全部材料后形成统一结论，谢静宜虽然参与相关错误活动，但不属于核心策划人员，大部分行为都是听从他人指令执行，再加上她全程主动坦白、积极配合调查，还提供关键线索佐证案情，符合宽大处理的相关标准。
 
1977年10月，北京市委下发正式文件，决定永久开除谢静宜党籍，彻底撤销她所有职务，后续案件移交检察机关处理，1981年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正式作出决定，对谢静宜免予起诉。
 
同一时期一同接受审查的迟群，拒不配合调查，隐瞒关键事实，1983年被法院判处18年有期徒刑，两人处理结果差距很大，核心原因就是认罪配合程度完全不同。
 
免于起诉不代表不用承担处分，谢静宜之后前往农场劳动改造多年，日常参与田间劳作，空闲时间继续撰写交代材料，反思自己过去犯下的错误。
 
劳动结束后，她回到北京普通单位做普通文职工作，不再接触任何领导岗位，晚年专心整理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回忆文字，2017年在北京病逝。
 
个人看法，谢静宜当年跟风做错很多事，给不少老同志造成伤害，开除党籍是对她错误行为的定性，不会因为认罪态度好就抹去过往的过错。
 
但她没有硬扛隐瞒，主动配合查清全部事实，最终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这也体现出当时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宽严相济的原则。
 
人做错事之后，逃避遮掩只会加重自身后果，主动认错、如实交代，才会有从轻处理的机会，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这个道理都适用。
 
大家觉得当年区分主犯从犯、根据认罪态度给出不同处理结果，这样的处理方式合理吗？
 
权威信源：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北京历史大事记1949-1978》、最高检“两案”审理官方档案记录、汪文风《两案审理纪实》、中央文献出版社相关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