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后，博古把权力交给了张闻天，这个交权的过程表面上很简单，但实际上却很复杂，是什么原因呢？
两只铁皮箱，从博古身边搬到张闻天住处，中央文件、印章和日常工作材料也随之转交。没有礼堂，没有签字仪式，更没有一排人站着见证。看上去，这次交权简单得不能再简单。
可箱子能搬走，责任却不是搬过去就算完事。
1935年1月，中央红军处境十分危险。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红军被迫长征，湘江一战又付出巨大牺牲。队伍从出发时的八万多人，减少到三万多人。前面有堵截，后面有追兵，内部也必须尽快弄清楚：过去的指挥到底错在哪里，接下来究竟该怎么走。
1月15日至17日，遵义会议召开。会议的中心不是讨论个人升降，而是总结军事失误，改变不符合实际的指挥办法。毛泽东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领导结构开始调整。不过，会议结束时，并没有马上宣布“博古下、张闻天上”。
这正是很多人容易忽略的地方。
遵义会议解决的是方向问题，真正的组织分工还要继续商量。当时中央红军没有固定办公地点，开完会就得转移。领导人白天行军，晚上研究军情，有时刚坐下来不久，又接到敌军逼近的消息。这样的环境里，不可能照着平时的机关程序慢慢办手续。
更重要的是，党中央的总负责人和军事指挥人，并不是一个概念。
博古当时负党中央总的责任，但红军下一步怎么打、怎么转移，还涉及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等人的军事分工。换掉一个负责人，不能把整个指挥系统一推了之。新的安排既要纠正错误，也要保证命令不中断，部队不能因为上层调整而无所适从。
所以，遵义会议之后的一段时间，博古仍在履行原来的职责。中央一边转战，一边观察新的领导组合能不能顺利运转。到1935年2月上旬，中央领导人在川滇黔交界的“鸡鸣三省”一带继续开会，才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中央负总的责任。
为什么是张闻天？
当时的张闻天已经转变了对军事路线的认识。在长征途中，他接触到前线的真实情况，越来越赞成从战场实际出发，反对照搬固定办法。遵义会议的重要决议，也由他负责起草。由他承担总责，既能体现领导方向的变化，也比较容易维持中央内部的团结。

毛泽东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当时并没有急于把所有职务集中到自己身上。中央需要的不是换一个人包办一切，而是建立一套能够相互配合的领导方式。张闻天负责中央日常工作，毛泽东更多参与军事决策，周恩来、朱德继续承担重要指挥责任。
这样安排，看似绕了一点，实际很稳妥。
如果遵义会议刚结束，就把博古完全排除在中央工作之外，很容易造成新的隔阂。博古虽然在会上对批评作过解释，思想上也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但最终还是服从了集体决定。交出总负责职务后，他并没有离开中央领导层，仍然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并继续负责有关政治工作。
这说明当时处理的重点，不是追究个人，更不是制造对立，而是让队伍尽快走出困境。博古能接受调整，张闻天能接过责任，其他领导人也继续合作，这才是交权没有引发震荡的重要原因。
至于两只铁皮箱，只是最后呈现在人们眼前的一个画面。
行军途中，中央机关能带走的东西本来就不多，重要文件和办公用品集中装在箱子里。负责人变了，箱子自然要跟着转交。没有清点表，没有长篇交接书，并不代表这件事草率，而是战场环境根本不允许讲究形式。敌情随时变化，部队当天住在哪里，第二天可能就要全部撤离。
真正复杂的，也不是箱子里装了什么，而是谁来承担责任，谁来参与军事决策，原来的领导人如何安置，新形成的意见怎样让各军团理解。每个问题都牵动全局，处理快了容易留下矛盾，处理慢了又可能贻误战机。
还有一个背景不能忽略。当时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的联系已经中断，无法像过去那样及时请示。红军每天都在生死线上转移，中央不可能停下来等待外部答复，只能依靠自身经验，根据中国战场的情况作出决定。
这意味着，张闻天接替博古，不只是一次普通的人事变化。它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开始更加独立地判断形势、解决自己的重大问题。过去一些不切实际的做法受到纠正，新的领导集体也在战争中逐渐形成。
后来，军事指挥机构还继续调整。1935年3月，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新的军事领导小组，中央的组织分工和军事指挥才进一步理顺。由此也能看出，遵义会议后的变化并不是一夜之间完成的，而是经过了会议决定、思想沟通、职务交接和实践检验。

我认为，这场交权最值得注意的，不是博古把箱子交给张闻天的那一刻，而是中央在极端困难中没有因为调整负责人而陷入混乱。真正高明的组织变动，不是把一个人推下去，再把另一个人抬上来，而是既纠正错误，又保护团结；既改变方向，又不让指挥断线。表面上只是几个人换了分工，背后却是领导方式、决策习惯和思想认识的一次转折。正因为这些难题被一步步处理好，红军才能继续转战，中央领导也逐渐走向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