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对李德进行了公开审查，周总理也在现场，可最终的判定结果却有些出人意料。
 
1939年，周恩来因为骑马摔伤右臂，延安医疗条件有限，需要到莫斯科治疗，同期共产国际下发通知，要求李德立刻返回苏联接受审查，两人搭乘同一架飞机从延安去往莫斯科。
 
李德早年由共产国际派到中央苏区担任军事顾问，第五次反围剿期间脱离国内战场实际，照搬国外战术指挥作战，造成红军重大人员损失。
 
1935年，遵义会议撤销他全部军事指挥权，之后四年李德留在陕北红军学校讲课，多次申请回苏联，一直没能获批，直到这一年收到强制召回通知。
 
抵达莫斯科之后，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专门召开公开审查会议，主席弗洛林主持整场流程，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全程到场参会，任弼时、刘亚楼、毛泽民几名在苏联的中方人员一同列席，负责陈述李德在中国犯下的实际错误。
 
会议开场先由李德进行自我检查，他没有像遵义会议时那样强硬抵触，书面和口头都承认自己指挥存在失误，但是发言过程里多次把责任往中共中央身上推脱，声称自己只是顾问，所有作战方案最终决定权在中方负责人手里，不能由他独自承担失败后果。
 
中方参会人员依次发言举证，刘亚楼亲身经历湘江战役，亲眼目睹部队因为错误战术伤亡惨重，当众列出多场战斗的真实损失数据，指责李德不懂国内游击战特点，强行拼阵地消耗。
 
毛泽民从根据地财政、兵员补给角度，说明长期错误作战拖垮苏区经济，周恩来全程冷静发言，完整陈述从1933年到1935年李德独断专行的全部事实，同时提交中共中央整理好的书面材料，所有发言全部记录存档，提交给共产国际监委会用作判定依据。
 
整场质询结束之后，监委会单独闭门商议处理意见，在场所有人原本都预判李德会受到严厉处分，当时苏联正在开展肃反运动，很多外籍工作人员出现工作失误都会被重罚，加上李德给中国革命带来的损失十分严重，中方参会人员也一致提出应当从严处理。
 
等监委会重新召开会议宣读结论，在场所有人都觉得意外，书面判定写明李德在华工作期间存在严重军事指挥错误，但是最终处理结果为免予处分，不追究任何处罚责任。
 
监委会当场解释做出这个判定的两点理由：第一，李德的官方身份只是共产国际派驻的军事顾问，仅有建议权，当时苏区最高决策人是博古，中方领导层采纳错误作战方案，中共中央需要承担主要责任，不能把全部问题归到李德一人身上。
 
第二，李德最初来华初衷是协助中国革命，不存在蓄意破坏革命的主观想法，同时他已经主动提交书面检讨，承认自身存在教条主义问题，综合多重因素决定不做惩处。
 
处分免除不代表共产国际继续任用李德，审查结束之后直接切断他和中国相关的全部工作对接，不再允许他接触任何和中国革命有关的事务，分配他到外文出版单位从事文字编译工作。
 
之后苏德战争爆发，李德被调去战俘营做管理工作，战争结束之后重回翻译岗位，1954年他离开苏联回到德国，一直从事马列著作翻译，终身没有再踏足中国。
 
周恩来结束治疗后，把整场审查的全部过程、最终判定文件完整带回延安，同步上报中共中央，党内之后对李德问题统一形成客观定论，分清各方对应的责任，不再片面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全部归咎于李德。
 
个人看法，这件事能看出来当年共产国际处理跨国工作人员问题讲究实事求是，没有单纯按照损失大小直接重罚，会区分决策者和顾问的责任边界。
 
放在当时的环境里，这个处理结果确实打破所有人的预期，一方面认可李德确实犯下不可忽视的错误，另一方面没有一刀切全部追责，客观划分清楚各方权责，也给我们后人一个提醒，任何集体工作出现问题，不能只盯着单一一个人问责，要理清决策、执行各自对应的责任。
 
官方信源：周恩来纪念网《抗战时期周恩来赴苏疗伤期间在共产国际活动的历史考察》、人民出版社《我的一生——师哲自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