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奶奶经常带我去一个寺庙过暑假。

寺庙的住持奶奶很特别，像个有求必应的活菩萨。甚至有人找她偷渡，她也会帮忙。

一来二去，这个寺庙就成了台湾特务机构的一个小型“交通站”，什么人都有可能在此出现。

1955年暑假，奶奶带我再去寺庙时，给我看了两张照片。照片是黑白的，只有一寸大小的半身照，两个小女孩剪着齐耳的短发。

奶奶告诉我，那就是我的两个姐姐。

我赶紧跑去屋里拿笔，在大姐的照片背后写上“崇蓉”，在二姐的照片背后写上“凉蓉”。

这四个字虽然写得歪歪扭扭，但我从识字就开始练习写，像写自己的名字一样认真。

我之前就对大人口中神秘的台湾充满幻想，现在知道我的两个姐姐就在那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也要去台湾。

我叫陈继欧，生于1946年12月，恰逢乱世。

因战事紧急，我刚出生没几天，就被父母送回芙蓉村老家。

人们一听芙蓉村，就以为这里一定长满了芙蓉。其实芙蓉村里无芙蓉。

从浙江永嘉县城出发，出城不远，就看到如莲花盛开的奇特山峰群，每天清晨太阳出山之时，霞光照映在芙蓉峰上，白里透红宛若芙蓉，“芙蓉村”由此得名。

芙蓉村有一千多年历史，全村用鹅卵石建造，以“七星八斗”布局，道路与水系交叉纵横，成为完整的体系，像个城堡。

此外，七星八斗还有一个美好的寓意：芙蓉村的子孙后代人才辈出，犹如天上的星斗一般。

我的父亲陈毓秀，在全村人心中，就是星斗中最亮的一颗。

我们家祖辈经商，在芙蓉村建有气派的百年老宅。父亲从小志向不再做生意，上中学时就因秘密参加进步活动，被学校给开除回了芙蓉村。

我们家芙蓉村的老宅

一心要立志报国的父亲，考入黄埔军校第八期。我曾看父亲有一本课本，纸张相当高级，第一封面是蒋介石的相片，背后是一把匕首照片。

记得匕首上刻几个大字：不成功，便成仁。

父亲从军校毕业后又考上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从排长，连长，营长，团长……一直升到原国民党第五军参谋长，少将军衔。

第五军是中国第一支机械化部队，一直被国军誉为“铁马雄狮”，官兵都是精锐中的精锐，在抗日战争中战功彪炳，最有名的就是昆仑关大捷。

父亲战场的荣耀和我没什么关系，比起父亲，我更好奇我的母亲。

没见母亲之前，我对母亲的了解，是从墙上高悬的照片和芙蓉村妇女的口中，她和芙蓉村的女人都不一样。大家都说她脑子不正常，是个“神经病”。

这让我从小就对母亲有一种说不清的恐惧。

父亲是部队驻扎在四川崇庆县时，经人介绍认识了我的母亲。

母亲家里是大地主，家境相当富裕，据说每天吃饭的时候，需要在院子里面敲铃铛召集人员。

母亲是家中独女，非常受父母的宠爱，从小就读书识字，人长得也漂亮。父亲认识母亲后，坚持要和老家芙蓉村的妻子离婚。

父亲当时在老家有门包办的婚姻，老家的妻子虽然没文化，但也是大户人家明媒正娶来的，婚礼在芙蓉村很是轰动。

但父亲不喜欢这个妻子，结婚后就独自回了部队。对方想跟着去，他也不让，估计觉得没文化带不出去吧。

那时候，国民党军官娶几房太太的很多，父亲为了离婚还特别找了高层施压，最后再和我的母亲结婚，可见父亲是真的很爱母亲吧。

但这事闹得奶奶很不开心，她当然是喜欢老家门当户对干活一把好手的儿媳妇。对母亲这种娇生惯养的大小姐，很是看不顺眼。

好在母亲也不回芙蓉村住。他们1941年结婚，母亲就随着父亲辗转各地战场了。

先在崇庆县生了大姐崇蓉，又在甘肃生了二姐凉蓉。

父亲说，生二姐前母亲因家中父母意外去世受了刺激，等她赶回家发现家产被亲戚全部霸占，从此后精神就不正常，还住院了。

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至今都是谜。

只是母亲从医院治好病出来后，就无法再正常照顾孩子，只能把两个姐姐都送回芙蓉村。

我出生时，虽然抗战已经胜利，但内战又开始了。父亲只好将我们母子送回芙蓉村。

因战事紧急，父母在老家没住满一个月，就匆匆赶回部队了。

父亲原计划三个孩子都留在老家，但不久前我的爷爷去世了，伤心过度的奶奶无法照顾那么多孩子，商议让父母把两个姐姐带走。

那时候大姐已经上了小学，两个女孩子很是调皮，奶奶一个人管起来确实很费力。临时从村里找了个保姆，让她随父母前往战场，去照顾两个姐姐。

没想到，我们姐弟这一去一留，就是一辈子。

两个姐姐离开后，我成了奶奶最宠爱的孙子。

芙蓉村一直像个与世隔绝的桃花源，没有被日军践踏，也没有遭受炮火袭击。奶奶每天养蚕、纺纱、织布，然后给我做新衣服。

村里都姓陈，有着千百年流传下来的宗族文化，很多男的都跟着父亲去当兵。父亲对家乡人也很照顾，想尽办法帮衬亲戚们。

有两个亲戚去部队探望父亲时，父亲觉得让人空手回去不太好，还一人赠送了一把手枪。

没想到，这特别的礼物，后来却给亲戚家带来杀身之祸。

作为陈氏家族光宗耀祖的代表，父亲的照片都在村里统一保管。

在三个大镜框中，密密麻麻的排满了很多照片，父母的照片也在其中。

我稍大一点的时候，奶奶会带着我去指给我看：那就是你的父亲。

父亲一身戎装，国字脸，有种不怒自威的气势。母亲身着旗袍，头发精心梳理做成漂亮的盘发，和芙蓉村的女人都不一样。

父亲年轻时的照片

在奶奶营造的安乐窝里，我并不知道父母对于孩子意味着什么。

只是芙蓉村的平静还是在1949年被打破了。

一天深夜，在第五军军需处的叔叔跑回了芙蓉村，他给全村带来一个可怕的消息——

父亲指挥的第五军在徐州被解放军打败了。全军覆没。

原来数十万国军被解放军包围在淮海地区。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的第五军里，武器装备精良的数万人正在等待一个决策。

时任第五军参谋长的父亲向兵团高层建议，正面实施救援阻力太大，而且伤亡颇多，不如派一个军从南面实施大迂回，这样或许能出其不意，迅速突破，救援其他兵团。

高层顾虑重重，反问父亲：“如果我们迂回不成，被钳制住了怎么办？”

父亲无法回答。

上层没有采纳父亲迂回救援的建议，决定于1949年1月10日深夜突围。然而此时大家才发现，第五军军长熊笑三不见了。

熊笑三是如何在混乱的战场上独自一人跑出去，至今是个谜。数日后，他已跑到数千公里之外的香港。

国民党大势已去，众将领表现五花八门，选择就义者有之，选择逃跑者有者，选择投诚倒戈向前战友开枪的有之。

父亲想起了营房中的妻子、女儿，想起了芙蓉村的奶奶和年幼的我。

他不能死，也不愿意逃去台湾，父亲没有做徒劳的抵抗，带着第五军将士放下武器。

在抗日战场从来没有打过败仗的父亲，败在解放军手下，接受了军人最耻辱的身份：战俘。

而部队后方营地，前线失利的消息不断传来，平日里歌舞升平的营部乱了起来，舞厅里打麻将的军官太太们也不似平日悠闲，人人脸上都是惊恐的神色。

得知第五军全军被俘后，部队的营房乱做一团，大家随波逐流四处逃亡了。

这一天，我们一家人就这样天各一方了。

只要活着就有希望，奶奶坚信算命先生的话，父亲是大富大贵之人，一生无需操心。

奶奶不识字，她不知道父亲让他保管的黄埔军校课本后面，那句“不成功，便成仁”对戎马一生的父亲意味着什么？

奶奶想得很简单，管他谁来做国家主人，老百姓只要活着，生活就得继续，这是奶奶的生存哲学。

但是为旧政权服务的叔叔被抓走了。曾经父亲送过枪的两个亲戚，一个被枪毙，另外一个也被关进了牢房。

就在最危机的时刻，父亲的家书到了。

被俘的父亲已经在解放军学习班顺利完成了思想改造，成了一名解放军，已经分到南京军事学院教战略战术。

父亲随家书寄来的还有一块“军属光荣”的牌子。这块牌子挂在我们家的房门上，成了我们家新的保护牌。

老宅的大门门头

有了这块牌子，后来农村各种历史运动，年迈的奶奶都幸免于难。

父亲很孝顺，每个月都会有一封挂号信寄到芙蓉村，除了我和奶奶的生活费，就是给奶奶的家书。

奶奶不识字，每次收到信，就去找识字的人帮念信。我记得第一句永远都是：母亲大人……

有了新身份的父亲，一直在寻找失散的母亲和两个姐姐。父亲托了很多关系也没有消息。倒是芙蓉村传来了两个姐姐的消息。

照顾姐姐的保姆传来口信，两个姐姐跟着她逃到台湾了。目前靠流落台湾的亲戚轮流照顾，日子过得很苦。

父亲第五军被俘时，营房里也乱成一锅粥，大家能挤上一辆车就挤上一辆车，根本不可能问清车将会驶向何处。

母亲脑子不好使，平时就照顾不了孩子，两个姐姐跟着保姆一起逃的。

她们是想回芙蓉村的，到了半路，所有财物被洗劫一空，只能随着溃败的大军一路到了台湾。

脑子不太好使的母亲，又流落到了何处呢？

为了找到母亲，父亲费了不少功夫。

大概过了两年多，奶奶才接到父亲家书，说母亲找到了。原来母亲是跟着一群官太太逃到了上海，流落到一家教会医院做护士。

父母团聚后，奶奶也天天想着姐姐何时能回来。

奶奶曾找算命先生给姐姐们算过卦，对方说大姐是普普通通的命，不需要太操心；就是二姐是和尚命，以后是要当尼姑的。

奶奶放下的心又悬起来，二姐将来要是去做尼姑，奶奶忍不住叹气：这可怎么办呀？

奶奶对此这么敏感，是因为她有个亲姐姐，就是个尼姑，是竹柏庙的住持。

从我记事起，奶奶每年都会带我去寺庙里小住。寺庙很大，绿树环绕，花草簇拥，还有栩栩如生的佛像雕塑。

每月初一十五，络绎不绝的香客赶到这里，双手合十，举过头顶，虔诚倒地叩拜。

我在竹柏庙的日子是很快乐的，整个庙里面只有我一个男孩子，四个尼姑像宝贝一样的宠爱我。

庙里面本是不吃荤的，也不闻那种腥味的东西，但是她们专门找个小锅，帮我烧荤的。

平常我不去庙里面的时候，她们就把香客送的糕点、水果，全部放起来存在仓库里面，坏了也舍不得吃，等我去了才拿出来。

住持奶奶更是心地善良的老人，老家人有什么困难都去投奔她。寺庙里来往都是客，有钱的人来了就捐她一点钱，没钱的人来了她就捐给别人一点钱。

老家好多人解放前就逃到了台湾，解放后想去的也来找住持奶奶帮忙。住持奶奶有求必应，帮了很多人偷渡过去。

一来二去，竹柏庙就成了台湾特务机构的一个小型“交通站”，什么人都有可能在此出现。

知道住持奶奶有台湾方面的关系，奶奶开始托人打听两个姐姐的消息。果然到了1955年，台湾回来的特务，终于给住持奶奶带回两张照片。

照片是黑白的，只有一寸大小的半身照，两个小女孩剪着齐耳的短发。

奶奶拿着照片告诉我，那就是我的两个姐姐。

我赶紧跑去屋里拿笔，在大姐的照片背后写上“崇蓉”，在二姐的照片背后写上“凉蓉”。

这四个字虽然写得歪歪扭扭，但我从识字就开始练习写，像写自己的名字一样认真。

我之前就对大人口中神秘的台湾充满幻想，现在知道我的两个姐姐就在那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也要去台湾。

当时我刚上二年级，还不知道这是个掉脑袋的念头。

姐姐的照片带回芙蓉村后，奶奶小心锁在抽屉里的小盒子里。

这个小盒子里面放的东西都很重要，除了房契地契，还有父亲在黄埔军校的军属证，参加解放军的证明等。

此时，因解放军军事院校撤销，父亲被转业到合肥市体委当主任。

他本想申请转回浙江老家，但因为浙江离台湾太近，组织上担心父亲和台湾方面取得联系，没有同意这个申请。

刚解放时，两岸局势很紧张，大陆到处是台湾派过来的特务间谍，蒋介石也在国际上叫嚣要反攻大陆，沿海经常有飞机飞过来撒传单、糖、米、钱。

芙蓉村的上空也飘来各种传单，黄的、白的、红的、绿的都有。那时候台湾经济已经复苏，吃的、喝的、穿的都不愁。

这对于年幼的我，实在有一种说不清的魔力。

回不来家的父亲只能如期给芙蓉村寄信。随信寄来的还有我和奶奶的生活费，每年奶奶的生日，父亲会额外多寄5元。

那个时代，能收到信是很值得骄傲的事。

何况像父亲这样还能每月寄钱回家的，我们的生活也一直要比其他农村孩子过得好些，我心里自然对父亲很崇拜。

我不识字时，每次只能帮着奶奶贴邮票，然后将信投进邮箱，我觉得那也是我和父亲一种特别的交流。

但小孩子难免粗心，有次我投信的时候，邮票没贴上，把信和邮票分别投进去了，信自然没能寄出去。

等到我四年级的时候，已经会写不少字了。有一次收到父亲的家书时，奶奶说不请人写回信了，让我亲自给父亲回。

我心里激动很久，认真想了很久，但最后也没写多少，记得写了：钱收到了，奶奶很高兴。

没想到下个月收到父亲家书时，父亲把我写的信又重新寄回给我，并用红笔把错别字、标点符号一一改掉。

后来我回信就很小心了，不会有一个错字，格式也是学着父亲的写，开头写上：父亲大人。

这些信，是我和父亲最紧密的联系。我有些好奇，为何母亲不给我写信呢，她不是也读过很多书吗？

到我13岁那年，收到父亲的来信，父亲要我离开芙蓉村，去合肥上学。父亲说，这是为了我的将来着想，我已经六年级了，不能一辈子待在农村。

老宅建于道光年间，门窗都是木制手工雕刻的

我们家虽然还能吃饱饭，但我心里还是想去的，毕竟那里有自己的爸爸妈妈。我只是舍不得奶奶，也有点担心脑子不正常的母亲。

临行前的那个早晨，我和奶奶吃过最后一顿饭，奶奶说她也舍不得我。

奶奶看出了我的担忧，她嘱咐我，到了合肥的家不要怕，说我命大，和母亲相处得不好也没关系，母亲的命再硬也是硬不过我的。

我想起自己小时候喝过奶的两个奶妈都死得很早，后来心里也笃定相信了这一点：此生和母亲缘浅。

那是我第一次离开奶奶，也是第一次出远门。

没有什么行李可带，我只带了一包饼干路上做干粮。

姐姐的照片也被我从奶奶的盒子里拿出来，觉得带到合肥给父母看，他们肯定会很高兴。

和送我的亲戚在温州分别时，我将那包饼干又交给他，让他带回去给奶奶。这个饼干我曾吃过一块，味道很好，奶奶舍不得我，留给我，我也舍不得吃。

我心想等到合肥后，有啥好吃的都给奶奶寄。可惜我再也没有机会了。

之前有奶奶的爱护，我在芙蓉村的时候很调皮，打架一把好手，和我一样大的伙伴都打不过我。

记得有比我大的同学去我家抄家，把父亲写的信都抄走了，我对他们狠狠说：“等我长大了，好好收拾你们。”

合肥没有奶奶，曾经那个开朗、调皮的男孩，也消失不见了。

我坐了两天一夜的大渡轮，又坐了一天的火车。在火车上怯生生的我，很快引起了乘客的注意，大家七嘴八舌地询问起我。

我想努力解释，但大家似乎也听不懂我说什么。我能听懂一点普通话，自己还不会说。

幸好乘客中有个大姐姐是浙江温州人，她能听到我的方言，这才帮我解了围。

这个大姐姐在安徽大学读书，她知道我人生地不熟，下火车后就将我带到她的学校。拿出一个叫电话的东西，说明天送我去体委，找陈主任。

我从没见过电话，整个芙蓉村没有一部电话，大城市可真稀奇。

第二天一早，我就到了市体委陈主任的办公室。办公室条件不怎么好，一间隔成两半，一个穿着整洁中山装的男人正在埋头工作。

中年男人抬头，我们四目相对的刹那，我就知道那是我的父亲。他也知道我就是他13年未见的儿子。

看不出父亲有特别的表情，只是愣一下，开始从侧面仔仔细细观察我。

我猜父亲是想看看这个在农村长大的儿子，是不是聪明。

父亲和其他孩子的父亲都不一样，有种说不出的威严。正在我犹豫怎么叫“爸爸”时，父亲对我说：“走，我们回家。”

我已经挤到嘴边的“爸爸”二字，硬是没能叫出口。

父亲担心我到家也不会叫“妈妈”，记得进家门时，父亲特别说了句，说：“你要叫妈。”

屋里有个衣着普通的中年女人，那应该是母亲，我顺从地叫了句：“妈……”

母亲答应了。也没有特别的激动，就像见到一个陌生孩子那么的平静。这让我心里多少有些失落。

于是，从老家带来的那张重要照片，我竟鬼使神差藏了起来，没有再告诉父母。

这张照片，我随身带了16年，成了我心底的小秘密。

都说人的长大是一瞬间的事。

我想过无数种和父母相处的场景，可是到合肥见到父母后才明白，虽然战争早已过去，但它对我们家的伤害仍在蔓延。

因为之前知道母亲脑子不好使，我对母亲留意比较多，第一次见并没有觉得异常。

她和城市里的其他女人一样，衣着简单朴素。

我到家正是中午，母亲还去市政府食堂打了菜，有炒肉片、粉蒸肉、一条鱼，还有豆腐烧肉。

那时候我在农村条件艰苦，开始办公社吃大食堂，食堂里打的稀饭能照见人影。加之三年饥荒，到处都是饿死人的消息。

桌子上却是很丰盛的四个菜，和平时在农村的做法都不一样。我很拘谨，不太敢主动夹菜，父母也没有给我夹。

要是在芙蓉村，奶奶有好吃的肯定首先要给我。不过我在路上好几天了，很饿，顾不了许多，记得吃了好几碗米饭。

那时我以为母亲和我一样，只是因为陌生才会不亲近。

虽然和奶奶生活了很久，但是感觉现在有父母，有可爱的弟弟妹妹，好像这才是自己的家。

父亲还细心的帮我安排好了学校里的座位，一切都会好起来吧。

父亲和我之前想象的也不一样，现实中的他少言寡语，与家人的言谈都不多。

每天下班回家就做饭，做家务，没事的时候一个人关在房间玩扑克牌。扑克牌叫“接龙”，最后一张可以预测凶吉，有算命的意思。

一张又一张，一次又一次，周而复始，不厌其烦。

我们父子俩唯一亲近的是，说话都用老家的温州话。父亲说害怕我们长时间不说家乡话就会忘记，要经常讲。

其实我知道，是父亲想芙蓉村了，只是他回不去。

在芙蓉村一直被引以为傲的父亲，其实在合肥过得并不开心。

单位有人给父亲起了个绰号叫“陈俘虏”。

虽然这是事实，但听到别人这么叫，父亲内心该是多么气愤。军人讲究的就是“不成功便成仁”，只有贪生怕死的才会被俘虏了。

我从不和父亲提战场的事，因为他的最后一场败仗，之前十余年军旅生涯的荣光都被遮蔽。

我也暗自发誓，一定好好念书，绝不给父亲丢脸。我说到，也做到了，年年考试都拿奖。

父亲很看重我的学业，对我管教很严厉。他要我好好读书，将来踏实做个工人，不当兵，也不当官。

我也是想好好读书，尽快独立照顾父亲。

但“文革”很快开始，父亲曾是国民党高官的历史也被翻了出来。

我和弟弟、妹妹被下放农村，父亲也被下放到杜集干校去养猪养羊。

父亲很硬气，没有求任何一个同学朋友，我们一家四口同一个月下放。父亲还是像平常一样严厉，嘱咐我们下放的时候要好好干活。

离家的时候，父亲拿了碗筷、衣服、被子和一些日常用品。

我拿了姐姐的照片，把它们放在《毛泽东语录》的夹层里，随身带到了农村，那里最安全。

姐姐的照片就在这本红宝书里

那个年代的毛主席语录也叫红宝书，每个人开会、学习都要随身携带，是最重要的东西。

直到现在我还能背出来很多，里面还有一句：“最大的发誓：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

从我到合肥开始，领教了母亲的不正常，我就更想念姐姐了。

姐姐的照片我一直没有舍得给父亲，我怕他会给母亲，那样的话，我就连姐姐的照片都没有了。

我带的那本红宝书是英文版，我把中文版和英文版对照起来学英语。

我从芙蓉村走出来，我绝对不会在农村呆一辈子的，我迟早要走出去，心里想得最多就是有姐姐们的台湾。

我有农村生活的经验，自我生活能力很强，干了半年农活就去修桥的工地打工，虽然很辛苦，但每天还有1.3元工资，只要付出有回报，也不觉得苦。

只是我很担心父亲，他年纪已大，不知道能不能坚持住。

有一次，我特别请假去干校探望父亲。原本有两个同学在干校里管事，她们也认识父亲，可能为了避嫌，见到我就赶紧找借口开溜了。

我只能打听着父亲的名字，在偌大的干校挨个去找。

最后找到一间又小又简陋的平房，那是父亲生活的地方。父亲自从下放多年未见家人，看到我万分惊喜。

正值午饭时间，父亲去食堂打饭，一份蔬菜一份臭臭的带鱼。

记得我们吃完饭，我刷碗时，父亲忍不住和我说，这里条件实在太差，还不如当俘虏在学习班的时候。

那是我第一次听到父亲的抱怨。

父亲在家时就喜欢听收音机、玩扑克。下放时我给他买了个收音机，收音机信号很强，有短波信号，可以收到台湾、香港的电台。

父亲关心国际时事，更关心台湾的动态，白天信号不好，但每到半夜就能很清楚的听到台湾的广播。

这些广播我也听，无非就是：前线当兵的同胞们，我是某某某，我们台湾生活跟大陆不一样，这里待遇好，能给生活费，能享福。欢迎你们来，你们来的话可以带枪支，带枪支会给钱，如果是空军带回一架飞机，奖励一百两黄金。

更多时候是寻人启事: 台湾老兵寻找大陆的亲人：我是某某人，家住某某，家里人叫某某某，我走的时候小孩刚刚一岁，现在我的生活很好，希望你们不要担心。

有时候还会放邓丽君的歌曲，特别的好听，直到现在，我想只要听过那时广播的人，都会觉得全世界没有谁唱歌能超过邓丽君了。

结果让隔壁的人发现了，说父亲偷听敌台，向上汇报后，收音机被没收，父亲还被抓起来批斗。

台湾不仅有两个姐姐，还有父亲的诸多亲戚和战友，父亲参与了很多统战工作，他的思念也常常通过电台传向那边。

这样反复接收台湾消息，一定会让父亲更加难过，也更加想念海那边的亲人。

苦闷的生活总算有了一线转机。

1975年，我和弟弟妹妹从农村招工回了城，父亲也重新落实政策，进了合肥市政协。

也就在这一年，我收到老家人要到台湾去的消息，他找的人在台湾势力很大，我忙写信拜托他帮我寻找在台湾的姐姐，给姐姐留下我的地址。

没多久我就收到了姐姐的第一封信，他们告诉了我她们在台湾的地址，还告诉我先把信寄到香港，在姐姐的朋友家中转。

那时候两岸通信很麻烦，不可能直接寄信。

需要先寄到香港或国外的朋友们那里，然后绕一大圈才能转到台湾或者大陆。

父亲还不敢给台湾去信，最后交由我来写。这样的信经过重重审查，也不能写太多内容，只是简单的家庭人口介绍。

焦急等了几个月后，终于收到姐姐的信，大姐叫我欧弟，二姐叫我继欧。

这时我们才得知大姐最后当了护士，二姐读的是师范，这在台湾都是最好的职业。

从姐姐们的回信来看，大姐更平易近人，二姐更加像父亲，不擅于表达自己的感情，写的信件也是很短。

两个姐姐后来是父亲的表姐夫收养，这个表姐夫叫徐志勋，老家和芙蓉村就隔着一条江。

徐志勋去到台湾后做了大官，娶了四个老婆，生了6个孩子，但对两个姐姐视如己出。

我们收到信时，大姐已经结婚了，有了两个可爱的孩子，丈夫也是台湾的高官，据说婚礼很隆重。

二姐当时还没有结婚，说是什么不婚主义者。

我突然想起了奶奶曾给二姐算过命，说二姐是“和尚命”，将来要做尼姑，不知道说的是不是指这个。

二姐的照片

我先寄了一张我的照片给她们，大姐也把她和女儿、儿子的照片寄给我了。

她在信里和我说：都说外甥长得像舅舅，我特意对比了一下，还是有区别的嘛。

我把信件和照片都给了父亲，姐姐的信也成了我和父亲之间独特的链接，让我和父亲的关系更亲密。

和姐姐的通信越多，我就对外面的世界越好奇。这时候中美已经开始建交，听说国外工资高，找工作也好找。

我蠢蠢欲动，我的英语很好，交流基本没有问题。

机会终于来了，一个偷渡去意大利的亲戚告诉我，可以帮我安排偷渡到意大利，只要几万块。

我很兴奋，连忙写信告诉了姐姐，相比于父亲的威严，母亲的冷漠，她们是我唯一可以倾诉的人了。

没想到姐姐马上就回信了，平时转信至少要一个月的，这次半个月都不到。

在信里，二姐郑重其事的嘱咐我千万不可以偷渡！她告诉我偷渡的路上，一个是会翻船，一个是会被闷死，特别的危险。

二姐还特别附来一封剪报，就是台湾关于偷渡的报道，她特意用红笔把这篇文章的重点给我画出来。

我感受到了姐姐对我的关心，以后再也没有想过偷渡的事儿。

后来的日子虽然也有波折，我终于在1979年考上了大学，此时我已经33岁。但日子是一天天好了起来。

现在想起来，也感谢姐姐当时对我的及时劝阻，是她在紧要关头帮我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

也是在我考上大学这一年，父亲才获准回老家芙蓉村。算是我们家的双喜临门。

我担心父亲多年未回找不到家，也请假陪父亲一起回去。父亲先在温州留了几天，见了一些老朋友。

他第一个托人找的就是徐志勋留在温州的老婆。

徐志勋把两个姐姐培养的如此优秀，父亲却连一声谢谢都没法说，也只有用这个方式传达自己的感谢了。

这个女的很漂亮，个子大概有一米八，之前在温州她家里是做豆腐的，所以大家给她起了一个绰号，叫她豆腐西施。

徐志勋和她结婚后俩人感情很好。但当时时局变化太快，未能将她带到台湾去。

有台湾关系的政府都有备案，政协很快就帮父亲找到了。

当时她在温州一个塑料厂，她来到我们住的华侨宾馆，一直不敢进来，在门口转来转去。

我父亲之前见过她，看样子比较像，就出去把她叫进来了。那时候她不到六十岁，穿得普通，但长得还是非常漂亮。

豆腐西施见到父亲就哭了，说她这些年受到的委屈太多了。因为是徐志勋的老婆，她在厂子里、在社会上都被批斗的不得了。

她一直都没有嫁人，一直在等徐志勋。等了一辈子。

父亲虽然已经不复当年的风光了，但他这些年一直尽力帮衬着牺牲战友的家属。见完这些人后，我们才回了芙蓉村。

之前我每一次回去老家，当晚就一定要去给奶奶烧纸，这是我的习惯，我一直很惦记奶奶。

奶奶在我去合肥上学不到一年就去世了，当时正值三年饥荒时期，农村到处饿死人，有钱也买不到吃的。奶奶多半是饿死的。

我收到奶奶去世的消息已经过了几个月，当时我还在熟悉新环境，父亲一直忍着没告诉我。

又过了大半年，老家来了个亲戚，父亲才和我说。

当时我一听就哭了。奶奶是我最亲最亲的人，比父母还亲。父亲知道我和奶奶的感情，他让我到操场朝东边给奶奶烧些纸钱。

父亲对奶奶的感情和我一样，也是一回到芙蓉村就马上要去祭拜奶奶。

墓地离家不远，吃完晚饭我们就往奶奶的坟地走。叔叔已经提前在坟前摆了花生、橘子、瓜果等祭品。

父亲是第一次见到奶奶的坟，内心肯定很激动，但父亲是喜怒不形于色的人。他跪下磕头，什么话也没有说。

当然父亲这次回乡，最想见的人还是他的两个姐姐和弟弟，这是他最亲的人。

父亲兄妹四个算起来也是三十多年没见，但他们见面后一点都不陌生，四个老人非常激动，整天整晚都在谈过去的事。

父亲后来说，这是他人生中最愉悦的时光。

那段日子里，父亲和平时在家完全不一样，顾不上一个人听收音机、打扑克，每天都有说不完的话，酒量也见长，谈起小时候的趣事儿更是带着笑容。

看到父亲兄妹团圆的场景，我也在想，什么时候，我们兄妹也能团圆呢？

也是在1979年元旦，大陆发布《告台湾同胞书》：“为什么近在咫尺的大陆和台湾的同胞却不能自由来往呢？我们认为这种藩篱没有理由继续存在。我们希望双方尽快实现通航通邮。”

但在当天下午，国民党当局发言人回应：决不派任何人去大陆，不允许大陆代表来台湾，不在任何第三地举行会谈。

那时候台湾经济环境好，父亲虽然想姐姐，但知道姐姐们生活的很好，也很放心。

我刚工作没房子住的时候，父亲还给姐姐写了信，说了我的困难让姐姐们帮助我一下，姐姐寄来1000美金。

后来父亲听说台湾收入高，但消费也高，其实姐姐们也存不下钱。

父亲听后特别内疚，专门写信说：自己没尽过一天父亲的责任，怎么能问子女要钱。以后再也不准给家里寄钱了。

父亲晚年时，更想姐姐们了，还曾偷偷筹划过去香港看姐姐们。

父亲在政协工作很积极。他知道两岸不统一他就见不到自己的女儿，非常配合政府做台湾的统战工作，特别给台湾的老战友写信，希望大家为两岸统一出份力。

有一年，大陆得知台湾有位退休高官在香港，对方想约父亲在香港见面，父亲也想争取到这位台湾官员。

其实父亲更想借此难得的机会出境，看一看自己几十年来未曾谋面的两个女儿。

几番筹谋之后，单位同意了，父亲做了很多准备，甚至告诉了小妹，让小妹陪他一起去。

可最后还是没去成，组织上还是不放心父亲出境。

那段时间父亲和平时一样神色如常，完全看不出他失望的神色，或许有很多次我们不知道的努力都失败了，所以他才这么淡然吧。

父亲后来说起自己一生中两个最大的遗憾：第一是奶奶去世的时候，他不能返乡看最后一眼；第二就是对两个姐姐没有尽到一点做父亲的义务。

想见女儿一面的愿望，父亲终究未能如愿。1989年4月份，父亲突发脑溢血，什么都没有交代就走了。

父亲的遗照

父亲去世当天，我就给二姐香港的同学打电话，当时两岸还没有互通，二姐也没法回来参加葬礼，让我们先将父亲安葬了。

父亲曾经和我说过在他百年以后，把他的骨灰带回芙蓉村，在后山奶奶的坟前洒掉。

我担心自己老了很难再回芙蓉村祭扫，就把父亲骨灰葬在合肥，在芙蓉村为他做了一个空的坟墓。

就在父亲去世两个月后，大陆和台湾正式实行“三通政策”，两岸之间正式开始通邮、通商、通航。

姐姐们终于可以回家了。

因为姐姐们无法提供出生证明和亲属信息，她们一直不知道自己的生日，只能以旅游的名义回大陆，需要跟着旅行社在其他省份逛一圈，才能转到合肥。

大姐身体原因已无法远行，只能二姐一个人回来。此时她也已经45岁了。

按照约定的时间，我和弟弟妹妹们在合肥机场焦急地寻找着姐姐的身影。我们举着大大牌子，上面写着“陈凉蓉”。

看到一个人朝我走来，我一下子就认出了这是二姐。她和奶奶长得很像，个头都不高，眉眼也很熟悉。

不同于13岁那年见到父母的那样陌生感，“二姐”一下子就脱口而出。

她也叫我：“是继欧吧。”

只有两句话，斩断了43年的陌生感。

我们兄弟姐妹一起坐上中巴车，先去殡仪馆看父亲的骨灰。

我捧着骨灰盒和兄弟姐妹们一起祭拜了。二姐和父亲的骨灰照了相，这也算是他们两的唯一一张合照。

然后才带姐姐去看母亲。母亲很开心，说姐姐是特意从台湾来看自己的。还偷偷嘱咐姐姐每次来都打扮的漂亮一点儿，越漂亮越好。

二姐回来时特意问过我，大陆是不是不允许打扮？当时大陆还很穷，哪看到过什么打扮，都是一样的衣服款式，更没有见过什么穿金戴银的人。

因担心穿得太时尚引起别人注意，二姐也特别穿得很普通。

为了母亲，二姐每次去医院前都要化妆，带上假的金戒指、金手链，还临时在地摊上买了假珠宝，才去医院照顾母亲。

二姐为母亲想的很周到，她还特意包了红包给母亲，让母亲给她关系好的朋友发。她们还主动提出，一个月要给母亲50美金赡养费。

如果父亲能活着见到两个女儿，他该多么欣慰呀。

姐姐用她带来的相机，给我和母亲拍照

二姐回去后，我一直想去台湾看望她们，特别是行动不便的大姐。可我问了旅行社，说旅游只能请一天的假。重要的是，像我这样身世复杂的人，是重点关注的对象，申请成功的几率不大。

我也只好每年过年过节写封信给她们，一年最起码要写一封信的，不知为什么，后来二十年没有收到回信。

去年，有朋友去台湾旅游，我赶紧把二姐的地址告诉他，让他帮我去找找。朋友去找的时候，才知道这里的地址早改了。

有了准确地址，在女儿的建议下我改发快递过去，真是瞎猫碰上死耗子，今年居然收到了回信。

二姐和我说：“谢谢你这十年给我写信，可我一封信都没有收到。”

姐姐的信里有不少错误，让我更加担心独居台湾的她

明显感觉二姐心情不好，身体也不太好。

以前她的信没有这么多错别字，这一次错别字很多，也没有过去写的通顺了。

现在两岸的关系更加的紧张，发快递也需要寄件人和收件人的身份证，我不知道姐姐的身份证号，所以快递也没法寄了。

我只能是把信放到邮局的邮箱里，特意写上了我的身份证信息，如果她能收到，就能给我发快递了。

我猜测，她肯定收不到我的信，我之前二十年写的信，很可能就没有寄到过。但以后每年过年我都会去邮局寄信。

能收到就收到，收不到也只能算了。

为了这篇故事，陈继欧老人回忆、讲述了半个月。他始终用一种平淡的语调，不流露任何情绪，说父亲尽力了，自己也尽力了。

我总觉得，他平淡的口吻里，藏着一声叹息。

为了能和亲人团聚，他父亲拼命配合统一，拼命用自己仅剩的政治资源，呼唤曾经的战友回归大陆。但他失败了。

陈继欧从小学二年级，就梦想能在台湾见到姐姐，70年过去，他也失败了。

对于陈继欧来说，曾经的姐姐是他苦闷生活的理想和希望。而现在，他早已儿孙绕膝，只剩台湾孤独老去的姐姐，是他放不下的牵挂。

但受限于两岸局势的变化，74岁的他也只剩无奈和叹息。

像陈继欧和他父亲这样的老人有很多。在时代的洪流中，个人的愿望总是显得如此渺小。

即使它来自一群为民族战争做过贡献、如今行将就木、只是想见见亲人的一群老人。

我们只有祝愿陈继欧投进邮局的那封信，姐姐能够收到。

我们只能希望他的叹息，有天会被这个时代认为值得听到。

编辑： 霞姐 喀秋莎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