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记事,就发现自己身上冒出和父亲一样的水泡。
我怪他说,就是你传我的病。
父亲也没办法开罪。他跟我解释,那可是野人山。
父亲曾经跟随远征军到缅甸抗日,后来经野人山撤退回国。
在那片原始热带雨林里,父亲染上瘴气,得了终生不能医治的皮肤病。
病毒可能改变了他的基因,把皮肤病遗传给哥哥和我。甚至我的女儿、外孙都有遗传。
发病时,父亲全身的皮肤肿胀奇痒。
我在七八岁的时候,见到父亲怎样治他的皮肤病。
那个时候全村百姓在一起吃饭,食堂有一个蒸饭用的巨大木桶。
木桶下面架一口大锅,盛满烧开的水。他跳进那口木桶,用水蒸汽给自己消毒。
父亲一生都被这皮肤病折磨,连上火蒸的方法都试了,始终没法缓解自己的痛苦。
直到多年之后,我自己走进中越边境那片原始热带雨林的战场。
我才真正见识到,父亲口中的“野人山”是多么残酷。
我出生时,父亲年纪已经不小了,但是他那么大的年纪,枪法、见识,都是那么牛逼。
包括我们村子里面的人,不管是老的还是少的,看他的眼光都不一样。
都知道他当兵回来,说他有本事。
因为父亲讲他的战斗经历,我从小就很崇拜他,所以也想当兵,去尝试一下战争的经历。
包括我哥哥,也是要去当兵。
到1979年,战争打起来了,一打起来就要征兵。很多人都不敢去,都知道这时候当兵,就肯定要上前线。
但我们兄弟俩敢。
春季,部队征兵,哥哥报名了。
因为天气暖和,哥哥身上的皮肤病发作,没有通过体检。
本来他是学报务的,解放军日报都登过他的报,最有机会去部队。
到我也报名征兵的时候,已经是10月份,天凉快了,我的皮肤病没有发出来。
我早就参加过民兵训练,学会使用报话机,一去报名就被通信连给选走了。
老百姓欢送我们的队伍很长,至少也有 10 公里,因为我们去火车站还有 30 多公里。
桂阳县城,历史以来,包括抗美援朝,都没有送得这么大场面的。
因为我是去越南打仗,我问父亲,之前缅甸和印度不是和你一起抗过日吗,他们打得跟我们中国比起来怎么样。
父亲说,缅甸的兵比印度的兵还差,打起仗来,父亲他们部队要往前冲,缅甸兵就原地跪下来拜佛。
出征前,征兵的部队要去家里接兵。
部队的人问父亲,你这么大年纪了,你儿子现在要上战场,你支不支持你儿子去?
父亲满口答应。
他说,没事,保家卫国是好事,这个一定要去。
你想我,抗日战争我都全程参加。负伤了好几次,都坚持下来了。那我儿子,他年轻,不去谁去?
人家还问他,父亲就说,反正有两个儿子,还有一个儿子在家里面。
父亲嘴上说着不怕牺牲,但是心里还是担心我的。
他是当兵的,比任何人都清楚战场残酷,临行前给我嘱托了那么多。
他说,要是你碰见敌人的话,你不能够有半秒的迟疑。
他说,你肯定要先开枪,你不能等他开枪你再开枪,那你就完了。
他说,看见敌人的第一时间,你就要用枪打过去,打不打得准不管,反正你那个枪也不止一发子弹。
父亲还教我,说当时他们有一句话,叫老兵怕机枪,新兵怕大炮。
那个大炮的炮弹打过来,老兵就知道怎么躲避炮弹。所以说老兵怕机枪,因为那个机枪打过来,子弹比较集中,那密密麻麻地下过来,没办法躲。
新兵听见大炮炮弹掉下来,那个范围好大,不会躲。所以说新兵怕大炮。
父亲教我怎么躲炮弹。炮弹炸了一个坑,你在旁边,就要跳在那个已经爆炸的弹坑里。炮火只是往前延伸,不会再退回来。
这些我都记住了。
很快,我就随部队到了广西。
要上前线了,部队里每个晚上都要放四五部电影在这个电影院,都是战争片。
《上甘岭》《英雄儿女》……都是为了鼓舞我们的斗志,鼓励我们要不怕牺牲。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英雄儿女》。王成是堡垒里最后一个人,在牺牲前对着报话机那头喊“向我开炮!”。
当时自己也想,我也是报务员,我有没有这个机会呢?在战场上,会不会我也喊出来,向我开炮?
那个时候我就在想,如果我遇到这种情况,“同志们,为了胜利,向我开炮!”,我也会把这句话讲出来。
就像是英雄一样。像我父亲一样。
父亲跟我讲过去打仗的事情,对广西的地理地形都讲得很详细。
小时候,我听到他跟我讲什么八步、八台,知道是地名,但都不懂。
我到广西后,部队就被拉到了贵港一个地方去训练。一看,那个地方就叫八台。
上了战场,我终于明白父亲之前讲的事情了。
人家说,八年抗战,父亲说,不对,不止八年,光我自己就打了十年的仗。
父亲很爱讲自己的故事。从小,我就很喜欢听父亲讲。
哥哥姐姐不许父亲乱说,我说,凭什么不许他讲。
他们说,你没看见外面的人骂爸爸是国民党。
父亲有时候都是偷偷摸摸地讲,专找那些到农村去收粮食的、买猪的,还有做手艺的人,把故事讲给他们听。
那些人坐在家里面,能坐多久,父亲就讲多久。
同村里面,还有一个人,也是远征军退伍回村。
我小时候,父亲和那个人经常在一起,聊他们的战斗经历。
那个人左手的五个手指头,被打掉了四个。
那个人讲,在印度那边,他在孙立人的部队。我父亲是杜聿明的部队,一听这话,就说,当初不是为救你们,我们最后不会爬野人山,也不会死那么多人。
父亲和那个人有共同语言,能聊的特别多。
小时候,家里穷,我就问他,都说国民党的军官发国难财,我说你也差不多是个军官了,是师长的副官,肯定带了很多金银财宝回来。
父亲告诉我说,打仗的时候,他们规定得很严,一切缴获要归公。
他还说,在缅甸战场上,有一个人,搞了一袋子金皮。当时他们叫金皮,不说金条。
后来不知怎么,那个发财的人就给人家弄死了。所以不能够发财,发财的都没命回来。
父亲带回来的,都是战场的纪念品。
纪念章、证明书、立功奖章等都有。
还有日本人的军呢子大衣、呢子裤,一整套。父亲不穿了以后,给我哥哥穿,后来我也穿了。
初一的时候,我嫌弃衣服上面给那个老鼠咬了两个洞了,虽然穿着很威风,还是跟人家换了件皮大衣。
父亲还带回来几件白色衬衫,是用降落伞的布做的。那些衬衫好凉快,夏天穿在身上,就好像没穿衣服。
还有美国的睡袋,里面有标签,印着1944,睡袋上还有USA的黑色印花。
我父亲说这个睡袋睡在雪地里面都没事,里面不进水的,也不透风。
我们这里修水库,人家都是带几床棉被,我哥哥带一个小小的睡袋,就能过冬。
人钻进去以后,把睡袋用拉链拉起来,脸露在外面,头上包帽子。那个睡袋里面是鸭绒,下雪天人在里面睡觉,都要出汗。
我们家的美军睡袋,温暖了三代人
父亲带回家的纪念品,还有他的伤口。父亲一共三次负伤。
第一次负伤,是在广西昆仑关战役,左腿中弹。没伤到骨头,但是腿肚子被洞穿,可能是被机枪打中。
由于伤口太大,最后是从他屁股上挖了一块肉,补到穿洞里面的。
他回忆昆仑关战役,说那个昆仑关打得好辛苦,相当惨烈,还说战场上尸骨遍地、血流成河。
父亲第二次负伤,说自己运气好,枪打到肚皮上面,没有打到内脏,但他也晕过去了。
更惊险的是,醒来他还迷迷糊糊的,发现日本人已经在打扫战场,凡是看见中国远征军的尸体都要补枪。
当时父亲的衣服已经被自己出的血浸透。
见有人补枪,他拉了两具日本人的尸体,覆盖在自己的身上。
他还用手沾了一些血涂在脸上、头上。
大概正因如此,日本人补枪就没有补到他,他幸存了下来。
第三次他负伤,是左脚脚尖的大拇指,留下了好小一个块伤,穿的皮鞋也被打穿了。
我小时候还见过那双鞋,因为那个鞋只是有个洞,还可以穿,也被他带回了家。
这些东西,在我们农村都很酷。
后来村子里出现一辆自行车,多少人都没见过这种东西,不知道是什么。父亲一见,跨上去就能骑。
父亲毕竟是跟在师长身边的,又是蒋介石的宪兵部队,是真正见过大世面的。
日本投降之后,父亲先在芷江接受日军投降,后又坐飞机去南京收缴日军武器、军械。
还飞去上海参与遣送日寇战俘的工作,送日本人回国。
他在上海住的时间比较长。在湖南村子的家里,他跟我讲上海的味道,跟我描述,大上海怎么大,人们过的什么好日子。
这时候我也开他玩笑。我说日本男人很坏,日本女人是不是也很坏。父亲讲,不是,日本女人就很好。
他说日本的女人很懂礼貌,他说你一进门,她就给你把衣服、帽子脱下来,帮你挂好,然后把鞋子提过来。你出门了,她会等看不见你的背影了,才转身。
说到日本女人你就流口水。我就是这样笑话他的。
抗战胜利父亲就回了家,到1950年初,之前的长官还派专员到我姑姑家里,寻其副官“周斌先生”。
长官叫我父亲一起去台湾。但我父亲要照顾家人,不可能去。
后来,村子里开展“三反五反”运动,父亲说,自己虽然是国民党,但是只抗日,内战前就回家了。
有个人,见过我父亲回家时别了两把枪,就诬告他“双枪返家”,疑是“国军特务”。
就这样,运动的那段时期,父亲白天劳动,晚上被拉出去批斗。
批斗的时候,有人上去踢父亲。有老一点的人就阻拦他们,说你们不能打他。
他重复说一句话,自己是打日本人的。
后来下来一位工作组专员,姓唐,和当时县里的公安局局长,姓刘,两个人一起找他谈话。
我父亲说他是远征军。
唐专员问,你是远征军,你有什么证明?
然后我父亲就把他那个远征军证明书,什么纪念章,还有他立功的徽章全部找出来。父亲说,自己大大小小立了三次功。
因为这个唐专员曾经是共产党打入国民党内部的地下工作者,也有见识。
他见了父亲的证明,对那些斗我父亲的村民说,从今天晚上以后你们就不能再斗他了,他确确实实是远征军,“有功于国,有功于民”。
这些抗日的荣誉都被那个刘局长收走了。
从此以后,再没有人斗过我的父亲。
只是父亲一直痛心自己的证明书、纪念章,这些士兵的荣誉全被收走。
下落不明。
三十多年后,现在轮到我上战场了。
到部队,我是队伍里第一个剃光头、写血书的人。我咬破手指,在一块白布上写,我要上战场。
其他新兵会害怕,我一点也不怕,还反过来做他们的工作。
我对他们说,上了战场,你越怕死就越死的快。你看哪部电影,不都是不怕死的人活下来了,真正怕死的他都活不回来,对不对?
当时我所在的师里,一共配备了四台德国进口的电台,师里把一台电台交给我负责。
1979 年,好像是一个兵士牺牲才发抚恤金500块。到我去上前线,标准提高了到了2000。
而我的电台,是1985 年从德国进口的,价值5 万多。
那个电台要值好多条命。
我也十分重要,因为我脑袋里记着军区的通讯密码。一旦我被俘虏,整个军区的密码都要立即改变。
师里把电台交给我,不给我配手枪,而是发了两颗手榴弹,叫“光荣弹”。关键时刻,一颗炸电台,一颗炸自己。
我每周至少有两天要跟着特务连侦查排出去侦查,都是利用晚上的时间,从山上下来有一条沟,通过这条沟走到越南去侦查,去摸清他们炮兵阵地的坐标。
同时还配有两名工兵,两名侦察兵,来保护我的安全。
晚上,不能从山腰山脊的地方过去,而要从大山的谷底走,而且要挑有水的地方,因为不好埋地雷。
水里面有竹签阵,我们要穿钢板鞋淌水过。钢板鞋底硬而滑,我就穿着钢板鞋摔下去过,把手臂给摔脱臼了。
手臂钻心痛,我也还稳稳背着那台电台。
我(左一)和战友在战场上的合影
没任务时,我们就住在猫耳洞里面。
全连的洞都是自己挖的,就跟我们老家烧木炭的洞是一样的。
不是真的什么山洞,没有用石头盖,只盖了一些泥土。连洞口都是我们从山上砍了几根木头架起来的。
一下起雨,洞里面都是水。
猫耳洞里面,没有热菜,只有一些罐头。但是给我们准备的还是比较好,有12种罐头。吃得最多的,是午餐肉和压缩饼干。啤酒也有。
猫耳洞里最难熬的时候,天热,洞里潮湿,难闻。本来我的皮肤就不好,还全身长起湿疹。尤其是裆部的皮肤,烂了又好好了又烂。
还好洞里都是男兵,可以不穿衣服。
越南,也属于热带,山上各种虫子、蛇很多。夜里,我睡在猫耳洞里,感觉有东西从脚上爬过去,惊醒之后拿手电筒照,发现是一条红蛇,给我吓得不得了。
晚上到水沟里面搞潜伏,也要把裤脚都束起来,扎在钢板鞋里,因为水里有很多蚂蟥,不能把脚露在外面。
热带森林里很难熬。走山沟的时候,自己在原始森林里爬山,更觉得辛苦,就想起父亲来。他去过的原始森林比我所在的茂盛得多,他爬的野人山比我现在凶险多了。
我和战友遇到树多的地方,能看出一条很明显的国境线。
在中国这边,没有那么多树了。在越南那边,一下子变得树木茂盛,还是原始森林的样子。我明显感到,越往越南走越难爬。
爬不动时,我就把父亲走过野人山的事讲给战友听,来鼓励他们。
小时候光在家里听父亲讲,不可能想象到原始森林这么可怕。
父亲说,野人山的天气很怪,就是半年时间下雨,半年时间是晴天。
他记得自己爬的时候是雨期。每天雨下个不停,整天在原始森林里面走,白天看不到天,也看不到太阳,永远只有雨。
有一次,他们晚上睡熟的时候,山上发起大水。父亲醒得比较早,可能是去小便,突然大水到眼前了。父亲忙把那些战友叫醒,喊着发水了,发洪水了,大家起来。
然后父亲刚好爬到一棵树上,没让大水把自己冲走。
但是他看到,自己部队里很多人都在水里,被水冲走死掉了。
远征军身披伪装跋涉过溪的场面
父亲说得最多的是,一起爬野人山的那些人,走着走着就不走了。
一个炊事班的人,还背着做饭的锅子,忽然就靠在树上没走了。父亲走在前面,然后往后边去看,看见他不走了,就想拉他一下。
一拉那人,那人就倒下去了,已经死了。
当时的人都是这么样的,他说那人死得好快。死的人很多,反正数不清楚,就是忽然倒下去没命了。
在野人山里行军的每个人都硬撑着,随时有可能撑不住,倒下就死了。
父亲当时负责后勤,比人家的粮食带得多一点。
他说,当时有个国民党当官的,把手上的金戒指全部拔下来,想跟他换点锅巴吃。父亲拒绝了,他说这个锅巴是保命的。
后来,父亲吸进山里的瘴气,病得很重,主要是咳嗽,咳得好厉害。
战友有时搀扶他。他也没法再走,病得已经昏死过去,被战友用担架抬着。
他也不会讲话了,吃什么东西都吃不进了。
他们有一个营长,是个山东大汉,在野人山里面,打死了一头熊。当时管那些熊叫野人熊,因为那熊站起来,跟野人一样。
他把熊胆取出来,捣烂以后,全部存在一张纸上面。
看父亲快不行了,他就把父亲的嘴巴用东西撬开,从野人熊胆那张纸上,大概取来指甲块那么一大块,放在酒里面化开,给父亲灌进去。
父亲的命这才救回来。
父亲告诉我,他本来已经可能死在山上了,都是那个营长的熊胆酒给救回来了。
活过来以后,父亲身体虚弱,那时候,整段旅途可能也快接近尾声。最后的山路,其他人合力把他给抬了过去。而他好多天都处于昏迷状态。
父亲说,他为什么能活下来,别人为什么不能活下来,还有一些秘密。
他一直是负责师长生活方面的副官。父亲藏了一些牛肉,风干以后把肉锤成了粉。爬野人山的过程里,他身上一直带着两罐牛肉粉。
每次就吃那么一点点,然后再喝一点点水,肚子就饱了。父亲说,还不能吃多。
那个东西你把它包起来,只要里面不进水,不发霉,就一直能吃。所以人家好多都饿死了,他还没饿死。
父亲这一生,虽然三个受伤的地方对他都有影响,但对他影响最大的,就是爬野人山留下的病根。
他从野人山染上皮肤病就从来就没有好过,一直到他去世。
发病时,全身又痒又肿,全身的皮肤都被他抓得没有人样,抓完皮肤出水。
这病还遗传到我哥哥,遗传到我。我又遗传到我的女儿,我女儿还遗传到我外孙。
就这么奇怪。
只是遗传到我的时候就没有他那么严重了,两个手掌只有很小很小的水泡,抓了以后就要脱一层皮。
直到我置身东南亚原始森林,在那潮热的猫耳洞里,皮肤病加倍折磨我。
父亲从野人山出来,就住进了美军医院。他说,在美国人的医院就过上了好日子。每天吃的都是美国罐头,厕所都是自动冲水。
后来在印度休整,部队重组,他还参加了美国人的训练。
父亲说,美军那个正规化的训练很严厉,让他印象特别深。
在印度的时候,哪一场战斗是哪一个将军指挥的,他都记得很清楚。像史迪威这些美国人的名字,他也全部能叫出来。
训练之后,他随部队反攻缅甸。父亲告诉我,到了反攻的时候,那就舒服了,因为总是打胜仗,感觉扬眉吐气了。
我问,你打这么多年在战场上,打死了多少日本人呢?
他就跟我讲,最多的一次,他是半夜摸去了日本人的驻地。
那些日本人都住到楼上,他上那个楼前,用刺刀顶着一个帽子先上去。
帽子快到楼上,给日本人一刀就削走了。
父亲手里拿了个快慢机,伸上楼,把快慢机里的 20 发子弹,全部打进去。
打完,父亲从楼梯上滚下来,也不回去看,就直接逃走了。
第二天父亲再回那个驻地,看到大片血液从楼上流到楼下。这就是他昨晚的战果。
他回忆,那一次应该是他打死日本人最多的一次,至少有五六个,因为那么多子弹全部打进去了。
父亲一说到日本鬼子,就咬牙切齿,痛恨不已。
他说日本人太坏,把我们中国那个婴儿往天上一抛,用刺刀去扎,这样就把那个婴儿就顶死了。
敌人,哪国都一样的坏。
记得攻打老山前,我们团在靠茅山,为自己准备了3000口棺材。
一个团满打满算也就那么几千人。这3000口棺材,几乎是给每个人都准备了。
如果那天老山没有攻下来的话,我们全团就准备强攻靠茅山。
这3000口棺材,是让我们做好全体牺牲的准备。
老山战场上,战友付出了巨大牺牲,把老山攻下来了。
我们就在靠茅山打炮战。
夜晚,万炮齐鸣,越南向我们这边发射炮弹,我们向越南发射炮弹。
我听见发射炮弹的声音不停响起。
什么闪光弹、照明弹,都打入空中。无数炮弹拖着火光飞入空中,飞向对面山上,在地面炸开。
等炮战停止,对面的山头被削去了至少一米的高度。
夜空一时如白昼一般明亮。往后我见到的任何烟花都没有那场面壮观。
中越炮战的壮观场面
一次快打炮战的时候,在那个猫耳洞里面,我带去一个新兵,可能嘴馋了,想吃罐头。
他就拿了一瓶橘子罐头,去洞外面吃。
我猜,他可能是怕我骂他,但本来我也不会骂他。
他吃的时候,炮战已经打响了。我发现,这个新兵不在我身边,就赶紧去洞外面找他。
我也没看见他了。
就因为我那个猫耳洞旁边有一条新修的公路,给坦克走,上面用伪装网遮住。
我从网底下穿过去,正飞来两发导弹,扎在网上,把下面的公路都给炸了两个好大的洞。
我离导弹坠落点很近,就被爆炸声震晕了。
小时候,父亲教我炮弹打过来怎么办。他学给我听,说你听炮弹打过来的声音,如果是呼呼的声音,就不要怕。听见那个尖啸声,你就马上要俯下去,因为炮弹的落点在近处了。
父亲印象很深的是,当时也有跟他一起的战友,炮弹打下来的时候,都趴在地上了。这个炸弹过后,我父亲把地上的那个战友拉起来,他表面一点伤都没有,但人已经死了。因为他胸部挨到了地。
父亲说,他活活地震死了。
所以你那个胸部千万不能着地,要用手把身体撑起来。
导弹在身旁爆炸的声音好大,我是被声音震晕的。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才慢慢醒过来一点。除了被震晕,我检查自己,没发现更多的伤。
部队有规定,一上前线,就不允许向家里写信。
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可能是为了保密。
临行前,父亲嘴上讲着保家卫国,表现出不怕牺牲的样子,其实心里还是很担心我。
现在我不能往家里写信,父亲最长有6个月时间没收到我一封信,不知道我的消息,心里很着急。
他叫我哥哥写信给我,信从老家湖南寄出,一路辗转,过了很长时间,才来到我手上。
父亲斥责我说,为什么不往家里写信。
他说,很想念我。他说,你在战场上,不管是负伤还是干什么,都要给父亲报平安,这样父亲才能放心。
父亲想知道我有没有受伤,还担心我受了伤不敢跟他讲。
我的母亲去世了,我其实从小就没离开过老父亲。上战场之后,我跟他分开那么久,想到他一个人在家,自己也不放心。
我在猫耳洞里读信,和所有人一样,都是含着眼泪哭着读完的。
当时,由于我在通信连,有条件用有线电话偷偷给战场后方打电话。
我当时都有冲动,想违背纪律,在半夜三更的时候拨打有线电话,让那头帮我搭上老家的线路,给家里报一声平安。
退伍前,有的老兵说,你小心, 路上知道你们从前线回来的人有钱,有眼睛盯着你们的这些东西。
在贵港的最后一个晚上,我把钱都贴身装着,把父亲写给我的家信,和前线其他一些纪念品,打包好,装在一个纸箱子里,准备第二天托运回家。
等我睡醒,床下的箱子整个不见了。
我和父亲一样,丢失了很重要的纪念品。
父亲见到我回家之后,很高兴 ,对这些战利品已经无所谓了,也根本不说我。
他先要检查我受伤的地方,看有没有疤痕。
我说,没有没有,反正都是年轻人,都恢复了。
我就是右手骨头脱下位,有什么关系,反正骨头又没有断。
再说脑袋也就是给那个导弹震晕了,醒过来就是,那有什么关系?
我和父亲都经历了战争,都活着回来,真是有讲不完的话。
我跟父亲讲我在猫耳洞里多难熬,提到压缩饼干和午餐肉,我说这辈子都吃不了了。
父亲很羡慕我,说当时他在野人山什么也没有,连树皮草根都吃。
我跟父亲说,我在猫耳洞里遇到红色的蛇,我们都叫不出来名字。
父亲说,他在野人山也见到过蛇,身子好大,大到什么程度呢?蛇身只有一段横在路上,头尾都看不见,像是一棵枯树倒下去。
美式吉普车从蛇身上压过去,它一点事都没有。
我想,那条蟒蛇可能是千年蟒蛇吧。
我还跟父亲讲了我怎么夜里潜伏到越南,基本上每个星期都要去两次,想过去就过去了。
父亲那个时候,也没有护照,缅甸、印度,都去了好多次,他还住在美国人的医院里。
我说,咱们村子里,护照都不办还出过国的,老的就有你,小的就有我了。
父亲对儿子意味着什么?
小时候是引领,是榜样,是无人能及的大英雄。
长大了,是牵挂,是羁绊,是我想要成为你,甚至超越你。
周清文在父亲那里,不仅遗传了皮肤病。
他和父亲还建立了新的链接。
那是只有他们父子才能懂的战地生存密码。
两代人,两场战争。有不同,也有相同。
战场同样的残酷,敌人同样的狡猾,我们的士兵同样的勇敢。
编辑:霞姐 洛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