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甘岭上的女兵:我生命中最长的一天,只希望他活下去

真实战争近代史 2023-10-10 22:57:10

我15岁那年,当兵的第二天。

跟着部队走了整整一天,正在驻地休整时,我忽然看见人群中有个熟悉的身影。

只见邻居女孩扶着我母亲匆匆走来。

我一下很紧张,母亲这么大老远追来,肯定是不让我走。

果然,母亲找到部队领导,坚决不同意我参军。

部队领导出面给母亲做工作,我也跟母亲谈到很晚,但还是说服不了她。

没办法,我只能跟着母亲离开部队,晚上住宿在一家旅馆。

当晚,我准备逃走。

我是四川叙永人,姓柳岳,单名一个继字。

柳岳不在百家姓中,是个家族复姓,柳家和岳家是我们那的两个大家族,岳家大院有上百号人,柳家小一点,也有几十号人。

我的祖辈都是开明人士,早早就在当地办学校,母亲那一辈就没缠足了,到了我们这一辈女孩子也都能进学堂。

我们那有两所小学,分男校女校,我们家离男校近,父母就让我去读男校了。

全校就两个女生,上课我们俩就单独坐在一个角落,下课后也是和男生们一起玩耍,篮球、排球的什么都玩,体力好得很。

我的童年正值抗战,老家山高路远,日本人没能进来,但日军飞机却常常来骚扰,跑警报是家常便饭。

从小见惯头顶上那些要命的飞机,等后来到朝鲜战场见到美军飞机,也就不怕了。

到了1950年,我15岁,在四川叙永省中读初三。

记得是4月的一天,我们这里路过一支解放军,看到队伍里的女兵,觉得很是威风。

我当即拉着队伍里一位女兵问我可以当兵吗?

对方说部队现在不招兵,可以第二天到叙永春秋祠找团长报名试试。

我回学校把这事一说,班上同学都争着想去。

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5军,准备进军大西南剿匪。

我和班上一众同学都跑到春秋祠报名参军,因为人太多,团里就组织大家考了个试。

现场简单地跳舞、唱歌后,我和另外两名同学通过了考试,我分在戏剧组。

因为部队很快要走,我没来得及跟父母告别,跟着部队上了路。

另外两个考上的同学跟家里说了,都被拦下,我担心父母不同意,索性先斩后奏,等安顿好再给家里写信。

戏剧组组长叫郭同昭,其实也只有18岁的一个姑娘,但她却像老大姐一样关心我,帮我背包,教我唱歌,还给我讲女英雄的故事。

一路之上,我们很快熟悉了,我也迅速体会到了部队这个大家庭的温暖。

没想到,第二天刚走到离家二十公里的地方,母亲就追了上来。

我预感大事不好,马上找到郭组长商量,让她一定说服我母亲,如果说服不了,也要想法把我带上。

跟母亲辗转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我准备借机悄悄离开,才发现母亲早已和房东串通,把门从外面锁住了。

天一亮部队就要出发,正当我万分着急时,郭同昭组长来到门外敲门,却无人理睬。

正在危机时刻,郭组长来了,她在外面好话说尽,房东就是不开门。

吃了闭门羹的郭组长只好在门外,说部队已决定让我跟母亲回家,她只是来找我留个地址。

房东信以为真,征得母亲同意后才把门锁打开。

但门只开了一道缝,外面房东拉着门,里面母亲抵着门,郭组长迅速地把一只手伸进门缝,我趁机抓着她的手不放。

母亲眼看中计,便一边使劲顶着门,一边紧拉着我。

郭组长佯装被压伤了手,大呼大叫,哎哟,手疼死了!

母亲吓得一松手,我奋力推开门,紧随着郭组长一起飞奔起来。

为了不让母亲追上来,我俩飞快跑到了部队的最前面。

那是个热血的年代,根本没想到母亲的担心。

秦基伟军长和文工团在一起

跟着部队行到半路,后面一位战士忽然喊住我:“瞧,你的脚流血了!”

我回头一看,才知道脚后跟被磨破了一大块皮,鲜血把鞋子都染红了。

正在这时,一名魁梧的中年军人牵着一匹马走了过来,他看到我走路一瘸一拐,便停下来说:“小鬼,脚上有伤就骑马!”

他立即把我扶上马背,还一路给我牵着缰绳。

天黑时到达宿营地,我回想白天的狼狈模样,不禁感慨地对大家说:“今天幸好遇到那个马夫,他真是个好人!”

没想到,正是这句话惹得同志们哄堂大笑。

郭同昭组长说:“这个马夫可不简单,不仅给你牵马,他还指挥千军万马哩!”

“啥?这个马夫这么厉害?养了这么多马?”

众人再度大笑,我才知道,这个好心的“马夫”竟然是大名鼎鼎的15军军长——秦基伟。

这话不知道怎么就传到秦军长耳朵里,听说军长也被逗笑了。

两天后,秦军长来看望文工团员,他还特走过来和我握手,还风趣地说:“小鬼,我这个马夫怎么样?你的脚伤好了没有?”

军长的幽默和大度,让我既羞愧又感激。

部队抵达四川泸州后,驻扎了下来,我这才开始给家里写信。

我把同志们怎么对我好,军长还给我牵马这些都写了,父母看到信这才放心。

几个月后,我父亲还亲自把我妹妹也送去部队当兵,妹妹才13岁,到部队后又送去读了几年书。

我收到家里回信,好高兴,我哥哥是老师,跟批改作业一样,把我信中的错别字统统批注出来,寄回给我。

哥哥说我这个年纪正是读书求学之际,离开学堂也不能放松学习,要我每天记日记,提高自己的读写能力。

哥哥的话我听进去了,写日记的习惯保持了一辈子。

我到了文工团后,又招了好几个小女孩,新成立了舞蹈队,把我们送去西南民族大学培训,排练的革命团结舞,不知跳了多少场。

不久后,部队从泸州前往重庆,我们第15军也很快接到命令,开赴抗美援朝战场。

在动员会上,军长秦基伟说:“全体将士要为保家卫国奋力拼杀、舍生忘死。不上光荣簿,就涂烈士碑!”

不少战士深受感动,咬破手指写下血书请战。

1951年春,我军进入朝鲜。

政委当时给文工团下达的任务是,哪里有战士,哪里必须有歌声;哪里最艰苦,就要到哪里去!

男演员和年龄稍大些的女团员已随大部队入朝,我和一些年龄较小的同志还留在国内。

随着前线战斗越来越激烈,听说文工团员也牺牲了几个,心里可气愤了,就天天去求领导,让我们也上战场去。

那时小,可激情了。领导被磨得没办法,说文工团已经出征了,如果我们现在要去,就只能出来文工团。

我想只要能上战场,管他是哪个团,于是就到处打听,有没有近期去朝鲜的部队。

因前线伤亡大,上级命令在国内的随营学校护训队提前毕业入朝,得到这个消息后,我就要求随护训队入朝,团里批准了我。

我要做战场上的百灵鸟

之前文工团女兵都是坐火车出国的,我这次随护训队是步行前往。

6月中旬的一个夜晚,我同护训队的女战友们跨上鸭绿江大桥。

冒着迎面扑来的江风,我们忍不住回头多看了几眼祖国,这一去还能不能回来谁也说不准。

入朝后,就是昼宿夜行。

白天休息时,我每天都要给自己挖一个掩体,要挖到半人深,手上常常是血泡。

那时我年纪小,什么都不想,也不觉得苦。

既然来抗美援朝,就要抱着无畏牺牲的决心。恐惧是一天,勇敢也是一天。

死是真不怕,就怕当俘虏,我们女兵都约好,遇到敌人就手榴弹同归于尽。

记得过清川江时,大桥前后一公里内都是敌人的火力封锁线,敌机轮番轰炸。

首次置身战火,神经崩得很紧张,我听到“跑步前进”,撒腿就跑,空中敌机呼啸俯冲,炸弹落到江心溅起粗大的水柱。

刚跑到桥面,我已精疲力竭,两腿像灌了铅一样,“扑通”一下摔倒在桥头,背的干粮袋也滚落江中。

这和小时候跑警报可不一样,我实在太累了,跌倒后竟感到无比轻松,大口地喘着气,真想好好躺一躺。

一位护桥的战士冲过来,一把拽起我:“你还活着?趴那干什么,快跑!”

他拽着我趔趄地刚跑了没几步,刚摔倒的位置就被一发炮弹炸开了花。

真实的战场原来是如此残酷而惨烈。

到了前线,我先跟着护训队到了后勤,等着看分到哪个医院。

后勤领导在跟军里电话请示时,我们文工团的团长听说了有个文工团的,马上安排副团长来把我接走,他们还正缺人呢。

就这样,我虽然培训了一些救护知识,却一天护士也没当成,又回去做文艺兵了。

在异国的战场见到文工团的大哥哥大姐姐们,心里好高兴呀,跟回家了一样亲。

文工团的任务就是把大家的英雄事迹,编排成节目,下到连队去演出,鼓励大家奋勇争先。

我那时还扎着两根小辫子,战友们都叫我“小辫儿”,走到哪里都喜欢带着我。

用现在的话说,我那是下连队专业户。

为什么喜欢带我,我后来分析,可能我从小山区长大,能吃苦,跑得快,不拖后腿。

记得有一次我们去红3连演出,通过一个山顶时,交通壕早被炸平,敌人发现了我们,立即用机枪扫射。

大白天火红的弹道在身边嘭嘭地响着,带路的战士高喊:“大家跟我滚下山沟。”

我跟着大家连滚带爬到了山底,相视后大家一阵好笑,原来都成了灰人。

尤其是我辫子上全是灰,大家都笑我成了“灰姑娘”。

首长给我们的任务就是哪里有战士,哪里就要有歌声,哪里最艰苦就要到哪里去。

有次我们下到英雄红三连,演出完听说前线有个观察哨,还有两个放哨的士兵,虽然哨所很危险,我们也坚持去到那里给哨兵演出。

不仅如此,为了躲避敌人的飞机,连队住的很分散,驻地周围也不能有烟雾,生火做饭要离一段距离。

有一次,为了让在野外做饭的战士也能看到演出,我们去了五个文艺兵,两个专门去负责帮做饭,保证连队能准时吃上饭,三个负责演出,观众就一个炊事员。

他是个老兵,都感动哭了。

把欢乐带给每一个战士

到朝鲜几个月后,就到了漫长的冬天,和我一样的南方兵完全没经验,第一个冬天可遭罪了。

记得有一次,我们去兵站扛粮食,一袋有五十斤,我人还没一百斤,要一直沿着冰冻的河面走。

冰面很滑,没办法只能伸手出来扶着面袋子,手很快就冻伤了,一点知觉没有。

路途休息时用松枝生火取暖,回营地又将冻僵的手、脚放在热水里泡,结果被严重冻伤。

只能缠着绷带坚持演出,被前线官兵们戏称为“残废军人文工团”。

这个冬天,我的双手被冻掉皮,两只脚的指甲全部被冻掉。

后来知道冻伤了不能烤火不能泡热水,要弄雪揉搓慢慢恢复过来。

六十年过去,我现在的脚趾头都是粘连在一起,经常发炎流血。

去年疼得厉害,我去看医生,医生给我照了一张照片,说你看,脚趾头都能看到骨头了。

医生交代要我穿五指袜,可穿上就没合适的鞋,我就用面纱隔着,现在渐渐有经验了,直接用卫生纸把脚趾头隔开,也能凑合。

朝鲜那零下几十度,大家也没法洗澡,个个身上都长满了虱子,我是到朝鲜才知道虱子也是变色虫,头发上的是黑色的,衣服上的是白色的。

文工团女兵因为演出化妆需要,都留着长长的大辫子,一梳头虱子掉一地,我们用纸接着,赶紧丢到火里,一阵噼里啪啦炸响。

这还不算,最难受的是长疥疮,痒得受不了,我每天醒来手指甲里全是血,就是晚上睡着后挠的。

这些苦,和战士们相比起来,根本不算什么。

有的战士被燃烧弹烧伤,浑身都包裹起来,看到这种景象,我心里实在难过唱不出歌。

战士们却很乐观,还把以前的照片拿给我们看,说“看,我们以前也是帅小伙!”

他们没有多高的文化,但思想境界却很高,我从心里敬佩他们。

那时大家都想当英雄,荣誉感可以让人忘掉恐惧。

到1952年的三四月,我志愿军第15军奉命接替平金淮地区的防御任务,坚守在忠贤山、西方山、五圣山一线。

上甘岭就是五圣山前沿的一个小村庄。

部队一边抗击敌人进攻,一边紧锣密鼓修筑工事,可以隐蔽、生活的四通八达的坑道也就建成了。

坑道不断加深加宽,顶部厚30米以上。要不是这些坑道,后面的坚守不堪设想。

为了活跃阵地气氛,军政委谷景生指示文工团到前沿连队开展坑道文艺活动。

到9月中旬,我和王子毅、陈会林三人被分到15军第44师130团2连,2连坚守的阵地位于上甘岭右翼西方山主峰。

王子毅负责戏剧创作,陈会林唱歌唱得很好,我们的任务一方面收集2连的英雄事迹进行说唱表演,另一方面还培养文艺骨干,让战士们自编自演,鼓舞斗志。

我们上去后,我也成了这里唯一的女战士。

在一个纯男性的前沿坑道阵地,出现了一个女性身影,确实很特别。

战士们很照顾我,开始给我在山后挖了一个小厕所。

后来战斗打响,不能出去了,只能和大家共用。

当时为了方便通风,厕所都是坑道门口挖了一个坑,放一个大缸,上面摆几块板子,什么也不挂。

现在多了我一个女的,战士们就用两个装米的袋子拆开,缝成一个门帘挡着。

这还不行,文工团的两位搭档想了个办法,用白布写了“女”字交给我。

我用厕所时,就把白布用别针别上,使用完再取下带走,这样就不耽误其他战士使用。

总之,办法总比困难多。

除了演出,我也和战士们聊天,收集他们的故事,好即兴创作演出节目,演出结束我就帮战士们缝缝补补。

他们也很年轻,比我大不了多少,有很多共同话题可以说。

一次聊天是,有战士感叹说,好想吃饺子呀。

我一听,说好呀,你们去找点野菜,我给你们包。

战士们好开心,真去阵地外找到一些野葱之类的野菜,大家一起和面、擀饺子皮,开心得不得了。

虽然饺子馅里只有一点野菜,没肉也没调料,但煮熟后,大家吃得好开心。

正在吃着的时候,恰逢130团团长东传钧来2连视察,见了我就说:“咱们主峰上有‘花木兰’了!”

东团长当即打开照相机,给我和战友们照了几张吃饺子的战地照片。

照片上一起吃饺子的人,只有我一人活下来了。

生命中最后的一顿饺子

看着天气渐渐转凉,东团长离开时,就把他的军毯给了我。

当时我们三个文工团的住一个猫耳洞,后来上甘岭战斗打响,王子毅被连长借调走了,猫耳洞里只剩下我和陈会林两人。

天已经冷起来了,我当时还不好意思一个人享用团长送的军毯,晚上就把军毯盖在陈会林的薄被上。

这个我早已忘记了的场景,若干年后,我去到他家,他的妻子也是我们文工团女兵,还笑着对儿子介绍,说,这个小辫阿姨当年就是跟你爸盖一床毯子的。

后来我们通信回忆往昔时也还特别提到,我的老伴看后还笑话我说头脑简单。

那时候的战友情,很单纯很纯洁。

记得很清楚,那是1952年10月14日凌晨,突然炮声不断。

坑道内连煤油灯也点不住了,刚燃起来就被炸弹的气浪扑灭。老兵都知道有大战要发生,一下紧张忙碌起来。

原来,美联军发动了蓄谋已久的“金化攻势”,我的头顶的阵地上每秒有6发炮弹落下。

举世闻名的上甘岭战役打响了。

2连连长跑来跟我们说,受东团长的指示,要求连里派人将文工团的同志安全送回团部去。

碰上了大仗还后撤,哪有这道理?而且现在撤也很危险。

我们三位留下的决心很大,我更是死活不肯走,连长没法,只能电话请示团长。

我们想,生命是平等的,我们不比战士金贵,为什么战士能牺牲,我就不能?

我就对连长说,你告诉团长:“难道文工团员的生命就比战士们的生命金贵些?战士们都不怕牺牲,我们也不怕。”

连长原话转达后,团长只能勉强同意了,要我们注意安全。

战场上生命没有贵贱

战斗一开始就非常激烈,飞机和大炮轮番轰击,一天三十多万发炮弹落在阵地上。

部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许多士兵都被打成了血肉模糊,甚至认不出谁是谁来。

我就将每一位士兵的遗物都打包起来,写上名字、年龄和住址。

如果他们还活着,就可以来取,如果他们牺牲了,就让士兵们帮忙送回家去。

后来官兵都是自己打包好行李,写上自己的相关信息,他们也是做好准备的,牺牲了好让战友把行李送回家。

战士前仆后继给我的震撼很难用语言描述,那种冲击深深影响着我。

大家都那么年轻,要不是为了保家卫国,谁愿意牺牲。

有个战士我记得很清楚,一次又轮到他上战场了,他提前打包了好行李,义无反顾走出了坑道。

但一会儿,他又折返回来了。

你猜他回来干嘛?

他来给一株小花浇水。

那是他之前在阵地上发现的一株小野草,看它这么坚强的在炮火中活着,这个小战士就带回来养在坑道了,没想到竟开出了一朵黄色的小花。

连棵野花都在乎的人,他能不在乎自己的生命吗?

这个战士也牺牲了。

敌人先是炮火轰击,占领表面阵地后,开始用各种手段围攻坑道的部队,部队减员非常大。

断绝水源、烟熏火烧,施放毒气,坑道越缩越小,人挤人,烈士遗体也只能放在坑道里。

军直属的机关、医院、文工团,就连秦军长的警卫员都派到了前沿阵地,一个个战士倒在送水、送蔬菜的路上。

度过最艰难的前7天,我志愿军开始6天的激烈反击,炮火渐渐缓和了,上甘岭也迎来12军的支援。

战斗期间,2连爆破班在敌人的鼻子底下挖了一个防空洞。

听说之后,我坚决要求去防空洞慰问,但一直没有机会。

一天夜里,连队要给这个班送给养和弹药,在我反复请求下,终于征得连长同意与小分队一起前往。

我当时的思想就是“不怕死,牺牲最光荣!”

午夜我们躲过冷枪冷炮、探照灯,一路摸索着总算把粮、弹、水送到暗堡。

可万万没想到的是,就在我们准备返回主峰时,一枚炮弹落在了坑道口,暗堡的门一下就被打垮了。

飞进坑道的弹片,打中了副排长的头部,刚刚还在说说笑笑的副排长当场牺牲了,另一个战士的大腿也负了重伤血流如注。

我用3个救急包按住他伤口,血还是如水柱般喷出来。

大家把炸坏的坑道口抢修完后,天已亮了,这时回主峰容易暴露目标,只有等第二天晚上了。

缓过神来,我感到口渴,拿起水壶才注意到,排长给我系在腰上的水壶,已经被子弹射出了一个窟窿。

要不是那个水壶,我也和副排长一样了。

坑道很窄,我身边就躺着战友的遗体和重伤员。

伤员由于流血过多,面色苍白,嘴唇都是紫的,我真担心他是否能坚持到晚上,能坚持到医院。

他在以极大的毅力强忍疼痛,控制自己不叫出声音……那种场景让人十分痛心。

回忆起来,我会说,这一天是我生命中最长的一天。我不敢设想,如果要忍受这种痛苦的人是我……

我紧紧抓住他的手,生怕他离开,什么也不能做,只能含泪轻轻地哼唱着《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歌》。

我在上甘岭一共呆了58天,目睹了太多可歌可泣的故事。

后来团里给我申报了三等功,上甘岭上英雄辈出,立三等功可不容易。

记得从阵地下来的那天,文工团团长带着团里的同志,全部下到半山腰来迎接我们。

好激动,和见到家人一样开心。

母亲和我(50岁)

而我真正见到家人,是我当兵后的第12个年头。

我当时已经是4岁孩子的妈妈。从部队转业后,我来到了河南,也在这里成了家。

每每想到牺牲的同志,就感觉自己是替他们活着,得多做一点贡献。

那一年,我决定春节回家探亲,为了给家人一个惊喜,我一直没有和家人说。

到了春节,我带着儿子从河南一路辗转,回四川叙永老家。

那时候不像现在发展变化快,离家12年了,家乡还是老样子。

我熟门熟路找到了家,站在家门口,好激动呀。

平复了一下心情我才推开大门。

当时我们家的院子住着很多户人,哥哥和妹妹正好在院子中间抱着我几个月大的侄子。

离开家时,我妹妹还刚刚学步,现在已经是个大姑娘了,而大我四岁的哥哥也早为人父。

哥哥和妹妹先是愣了一下,反应过来后,马上惊叫着跳了起来,兄妹三人紧紧抱在一起,又哭又笑的。

因太过激动,襁褓中的侄子给吓到了,第二天就发了高烧。

妹妹平复后,赶紧跑去告诉母亲。

因我和三妹都去当兵了,我们家是双军属,母亲被安排了一份工作,还在上班中。

晚上我才见到母亲,自然是母女开心的不得了。

母亲说,我走后,她天天吃斋念佛祈祷菩萨保佑我,我能回来真是菩萨显灵了。

想起12年前,母亲追着部队一路追赶我的情景。

我是幸运的,这些年没让母亲白等。

我回来了。

(视频)

柳奶奶的乐观会感染每一个走近她的人。

她家里有一面照片墙,照片中全是一张张灿烂的年轻笑脸,只是照片中的年轻战士全都牺牲了。

快90岁的奶奶闲不住,尽一切可能忙着给年轻人宣讲,每次都认真准备,穿上笔挺的军装、带着沉甸甸的勋章。

那是为铭记,更是为了和平。

奶奶说自己非常知足,上苍够关照她了,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如今正在向100岁迈进。

祝福奶奶。

采编:霞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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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战争近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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