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巴以冲突的新闻，大家肯定都有关注。

从俄乌到巴以，我们更加直观感受到了真实战争的惨烈。

比起那些远看不到希望的受难平民，我们简直太幸运了。

这种幸运是无数人流血牺牲换来的。

尽管他们早已隐入尘烟，我们也不该忘记。

像程铁木这样的普通战士，有坚守的信念。

我们后人也得有我们该守的道义——

记录下他们的故事，为历史留下一个鲜活的名字。

1992年1月6日，一个记者来到家里。

这个潘记者还是个法官、参战老兵。

他说要把我的故事写出来，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我想，既然是组织建设需要，那就不能隐瞒。

这一天，外面下着小雨下雪，天寒地冻，我们坐在火炉旁，边烤火边讲。

没说几句，我的嘴突然不听使唤。我的呼吸也越来越困难。

终于，我支撑不住，倒在了身边外甥的怀里。

等我醒过来时，已躺在宜章县人民医院的病房里，医生拿出医疗照片单：

左、右肺，左前胛骨均有异物，右小腿布满大小不一的异物，大大小小有几十块。

很快，院长赶来了。

院长说：“你这个程铁木，真是个钢铁人，不知你是怎么活过来的，要换做任何一个人，不可能活到今天！”

诊断结论：肺部陈旧性纤维改变，肺脏重度萎缩。

医生、专家、院长围着讨论病情。

他们说，这个肺重度萎缩，形成不会少于四十年。

医生到底是医生，他们懂，我受伤确实有44年了。

这是我藏了四十多年秘密，终于被揭开了。

我是在1947年4月加入解放军的。

在华东野战军24军17师49团3营7连机枪班当了一名机枪手。

两个月后，部队奉命攻打河南开封。

正式攻城那天，我军炸毁碉堡后，有十多个人退进战壕，凭借有利地形向外狂向扫射。

趁敌换弹夹之机，我一枪击毙了前方的机枪手。

大家继续往前冲，班长和一名机枪手当场牺牲，连队进攻受阻。

来不及多想，我抱着炸药包冲了出去，左右躲闪着子弹飞快向前，在接近敌群时扔了出去。

轰隆巨响后，枪声停止了。

战壕留下一片尸体，我来不及细看，转身追出去，抓住正在逃跑的两个。

我问还有活的吗？

一个俘虏战战兢兢地说，战壕里还有。

我押着两个俘虏返回战壕，可里面只有尸体，没见活人。

一具具查看后，没想到有3个在装死。

记得返回收容所的途中，其中一个俘虏突然取下挎包说要孝敬我。

我打开一看，里面全是光洋。

我一问，得知他还是个副连长，我最恨就是扣军饷的贪官，真想一枪毙了他。

但我忍住了。

正走着，只见一个穿破烂衣服、手拿破碗的老人，与我们擦肩而过。

不对，这一带是战区，哪来的老百姓？

我回过头大喊一声，站住。

这一喊，对方弯腰就跑。

我一枪就朝他的脚边打去，他只好承认自己是个国民党的团长。

开封战役，我毙敌6人，俘敌6人，缴获机枪1挺，步枪5支，子弹500发。

火线上，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第二年，淮海战役，战斗也是异常激烈。

淮海战役实录现场照片

我们连队打到第二天，才攻下敌第一道防线。

第三天开始组织突击队，我担任第一突击队第一小组组长。

拂晓，我带队突击，刚进入前沿阵地，两名战友被敌暗堡火力击中，壮烈牺牲。

我再次一人冲到暗堡下扔手榴弹，消灭暗堡里的敌人，为战友进攻扫清障碍。

连续6天作战，部队异常疲劳，干粮有的是发霉的冷馒头，水也喝的是泥巴水，我开始拉肚子。

我记得很清楚，11月13日这天，我上厕所起来时，连队已经前进。

四周到处是尸体，远处是零星的枪炮声，我赶紧去追部队。

经过了一幢四方形房子，这个刚占领的敌据点，青天白日旗还在低垂悬挂着。

突然，一戴黑帽子、穿高腰胶鞋的老百姓从屋子里探出了头，看到我又藏了回去。

这一带老百姓早转移了，再说也没有穿高腰胶鞋的老百姓。这是敌人，而且是个官。

可我只有一个人，怎么办？

也是急中生智，我大声喊道，1班堵住后门，2班守住左侧路，3班跟我来。

接着，我朝天打了一个点射，向屋内大吼缴枪投降。

果然，一个军官举着白旗出来了，主动交出手枪，说自己是排长。

全排35个士兵一个个走出房屋，交了枪。我要他们把弹夹取出来，交由两人背着。

我清楚，这战他们也不想打了，36人乖乖跟着我到了收容所。

这一次，我轰动全团，荣立了个二等功。

我还想着以后的战斗中，尽可能多抓俘虏，给他们留条活路，活着回去见见父母。

没想到接下来的战斗中，我也差点牺牲了。

当时连队还在继续围歼黄百韬的核心阵地。

打仗，我不怕，什么样的战我都见过。

甚至还有些兴奋，一冲锋就来劲。多年战场经验告诉我，你越不怕死，敌人就越怕你。

1948年的11月16日，下午1时，我带着第一突击队杀入敌战壕。

敌人吓懵了，四处逃窜，我大喊，只要放下武器就不再开火。

没想到，一个指挥官用手枪一挥，有两个人朝我扑过来。

哒哒，哒哒，我两个点射，一人被击毙，另一人掉头逃跑。

从后面又冒出一人抱住我，我一转身，用枪托朝他的脑袋砸去，终于把他砸死了。

这时，一颗手榴弹已经被扔过来，在我身边爆炸。

待我醒过来时，已是第5天，淮海战役都已结束。

淮海战役从1948年11月6日开战至11月22日结束，激战16天，黄百韬兵团12万人被全歼，黄百韬自杀。

我军大获全胜，但也付出了巨大牺牲。光我们49团3000多人，就牺牲了1500多人。

我活了下来。

但爆炸后的弹片射入我的身体各处。有的进入肺部，只能保守治疗，无法取出。

此后，我只要一感冒，一咳嗽，就会吐血。

程铁木在部队时的照片

后来部队把我调往南京军事学院担任警卫工作，期间我也立了新功。

但我清楚自己的病情，训练时老掉队，走路也喘气，旧伤说不准什么时候复发。

我随时做好当不了兵的准备

1952年6月26日上午，在部队礼堂，全军400多名战士复员。

我也在列。

军长彭绍辉说，当下国家有困难，为了国家建设，你们将回到家乡劳动。

他还说，过去你们英勇作战，不怕流血牺牲，今天你们回去劳动，同样要保持军人本色，不居功不傲，有困难自己克服，绝不伸手向国家要待遇。

说完，军长走下台，一一同我们握手。

军长曾为掩护战友而负伤，截去了左臂。他带着独臂仍然指挥千军万马，被称为独臂将军，我最敬佩这样的硬汉。

我牢记了军长的嘱托，离开了部队。

我终于回到了阔别12年的家乡——湖南宜章县黄沙坪乡较场平村。

这时，父亲已经去世，母亲年迈多病，弟弟妹妹没钱读书，见我回来，全家高兴得不得了。

我复员部队没有发安家费，给了我一份证明书，可以去县政府申请稻谷1300斤，作为启动生产和安家费用。

见家中太穷，我拿出证明书，安慰母亲说，这几个月我们可以吃上大米饭了，不能让弟妹饿肚子。

我从县政府领回稻谷后，给母亲1000斤，自己留下了300斤。

解放后土改时，家里分了间50平米的土坯房，因为我当兵，政府又单独分给我一间50平米的土坯房。

我找了几块木板砖头，搭了张床，弟妹又帮我打扫卫生，母亲为我弄来几口锅，我就算自立门户了。

母亲到处托媒人为我找对象，可女方一听家里这么穷，没一个愿意同我见面。

下地劳动，对于别人来说也许并不繁重，而对于我来讲却困难重重。

旧伤发作越来越频繁，弟妹常常来给我帮忙，见我这么疲惫，问我是不是病了？

怕他们担心，我不能说我的伤病，只讲可能感冒了，没有力气。

我自己摸索着学中医，到山上采草药，把草药晒干，房子里堆成小山一样。

等冷了、累了，有发病的征兆，我就把药熬起，再喝些姜汤，缓解一下症状。

到了1955年，我已33岁。

我是家里老大，我不成家，妹妹也不好嫁出去，弟弟也不好先成家。

一天，一位叫刘素云的妇女，领着个小男孩来到我家里，说与丈夫离了婚，愿嫁给我。

我同意娶她，但提了唯一的条件，任何时候都不能提出向国家要补助，有天大的困难自己解决。

成家后，我的旧伤常常发作，严重时呼吸困难，四肢无力，高烧不停。

我一直都瞒着妻子，怕她担心。

因我无法干重体力劳动，只能在家里养鸡喂猪，下地干活只能靠妻子。

每天看到妻子累得连端饭碗的力气都没有，我也格外心疼。

1974年春天，我强撑着身子同妻子一起来到地里，刚挖了一小时，大腿就酸痛发肿，肺部疼痛难忍。

一阵咳嗽，我吐出了血，直接昏倒在地。

等妻子把我背回家里后，我逐渐苏醒，抓住她的手，不要她去叫医生，更不让她对别人说。

我让妻子给我煎姜汤，把提前备好的草药熬好，喝下去就好了。

但后来我又因旧伤发作，多次昏迷倒地。

妻子说，病还是要治的，她去找找县里，我是退伍军人，医疗上应该能照顾照顾。

我坚决阻止了。

虽然身体不好，但我弟弟妹妹对我很好，两个外甥也很孝顺，经常带着大包小包的来看我。

两个外甥反复劝我说，你是为革命做贡献，应该向政府申请抗病补贴，是正当要求。

如果退伍前，向军长或其他干部提出来，要一张残疾人证，回到地方后就有一定补贴。

甚至可以住进荣军院，由民政部门拨款照顾，治疗也能全部报销。

我很可能会享受这些待遇。

但是我从来只有一句话：这点伤算什么，我可以克服。比起我牺牲的战友，我多活了多少年，还要待遇干什么。

1992年1月6日，外甥还是把潘怀英记者领来我家里了。

潘记者说，他有报社交托的任务，希望我把参加战斗、负伤的情况讲出来，以教育后代。

我是党员，应该听从组织的安排，应该把保守40多年的秘密讲出来。

记者潘怀英采访我（中）和外甥李小彪（右）

没想到，我在讲述当中，伤病复发，晕倒在记者面前，他们把我赶紧送到医院。

这才有了故事开头的一幕。

看着身体里隐藏的弹片，我不得不住院了。

左肩胛骨里有两枚弹片。右小腿上，小腿内侧部，有21枚弹片。

最要害的是，弹片进入肺部，取不出来，一枚在左肺，一枚在右肺。

潘记者和我外甥与医院商量，要派最好的医生下最好的药，为我治疗。

我住院的费用，潘记者他们去找民政局协商解决。

潘记者说，时代不一样了，你退伍是国家困难时期，照顾不到，现在国家富强了，也会照顾好流血的战士。

20天后我出院了。

潘记者又来到我家里，我把我过去的经历全部讲给他听，没有什么隐瞒。

我当兵不是自愿的，是被抓了。

1939年11月4日深夜，我正在家里睡觉，几个当兵的闯进家中，用枪指着我，让我跟他们走。

父亲抱住他们的大腿，哭喊着求他们放过我，我才15岁，还未成年。

他们把我父亲踢倒在地，押着我走了。

事后我得知，本来是保长儿子去当兵的，保长家出了钱收买了当官的，让我顶替去当壮丁。

我被分配在国民党73军军部重机枪连当机枪手。

我个子小，又是新兵，开始经常被老兵欺负，要我替他们站岗。

一个晚上要站两三个小时，因受不了，先后三次逃跑，均被抓回去遭到毒打。

逃跑是逃跑，但上战场杀日本鬼子，我也是国仇家恨，冲锋在前的。

八年抗战，我总共参加过五次重大战役。

第二、三次长沙会战、浙赣会战、鄂西会战、常德会战、长衡会战。

记得常德会战中，第五师师长彭士量阵亡，全军将士哪个不是怒火中烧，要为师长报仇。

我当时作为重机枪手，要负责进攻的时候选择架设火力点，打击敌人的进攻。

白天的时候，我在侦查地形和敌人位置时，发现日军在一个岔路口，设有一个哨所。

当天晚上，我找了个老乡，从他那里骗到了一把轻机枪，子弹上满，趁连长、排长不注意，溜出去驻地，沿着白天看好的路线奔袭过去。

那时的我年轻力壮，扛着机枪摸着黑一个小时跑五六公里，很快就来到日军哨所前。

本来我想叫几个人一起，但我怕有战友牺牲，而且人多，目标也大。

我独自匍匐前进，把哨所里的日军哨兵全部打死了。

枪声惊动了日军，出动大批部队围攻我。

等我跑回驻地，已是满头大汗，连腿上的伤都没注意。

多年抗战，我已经是作战经验丰富的老兵，成了连队倚重的人。

无论刮风下雨，还是白天黑夜，我都能找到最好的机枪阵地角度，让日本鬼子找我的火力点。

但重机枪火力点，往往是敌人要先消灭的重点。

长沙会战，一次要突击日军的火力点时，左侧的草丛里突然有动静。

有人朝我打冷枪，等我反应过来时完全来不及闪躲。

说时迟那时快，给我压子弹、帮我扛机枪的副手，一把将我推了出去。

子弹射中他，这个年轻的副手就倒在我身上牺牲了。

抗战中我所在的73军，众多官兵，都壮烈殉国了。

我这条命，是战友给的。

抗战胜利后，我以为可以回家了，没想到还是不行。

1947年4月，我在孟良崮战役中被解放军俘虏。

解放军说，可以放我们回家。我八年没有回家，确实想回家。

看我被子烂了，解放军给我发了新的被子。部队首长还发给我7块大洋，还有新棉衣棉裤和胶鞋。

我不是俘虏吗？哪里有这么好的队伍，对敌人都这么好。

我感动得热泪盈眶，当即将大洋塞回去，要求参加解放军，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

我在战斗中热衷抓俘虏，也是想给像我一样的抗战老兵一条活路，让他们也能回家看看父母。

我的档案上记着：

程铁木同志作战勇敢，荣立二等功2次，三等功4次，荣获华东野战军颁发的二级人民英雄奖章。他从1947年4月至1949年2月，先后参加大小战斗70多次，多次负伤，荣立大小战功无数。

立功的奖状都被我收在一只木箱里，藏在床底下，除了潘记者，没给外人看过。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我那么多战友都牺牲了，我立再多功，也算不了什么。

1995年6月，与伤病搏斗了整整47年的程铁木坚持不住了。

20日这天，他找来外甥说要口述遗书：

在战场对党忠诚英勇作战，回到家乡牢记党的属托，没有给党和政府增加麻烦。做到了一个合格党员的要求。

这是钢铁战士程铁木的自我鉴定。

自从写下遗书后，每天深夜，程铁木都在梦中大喊，“冲呀，杀！”

有时还忽然从床上坐起身。

八天后，天刚蒙蒙亮，程铁木起床了。

他气喘吁吁，将被子叠好，打成背包背在身上，然后用布条往腿上打成绑腿，再从门背后拿起一根扁担扛在肩上。

见他推开房门，外甥立即起床要去扶他，还没有靠近，程铁木就手持扁担冲了出去，大喊着“冲啊，杀！”

冲出了30米，一头倒了下去。

停止了呼吸。

编辑：霞姐 洛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