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力军

1941年到抗日战争结束前，在这四年的时间里，霸县城东北部和永清县城南部，不论是敌伪据所在地，还是各村的大街小巷里，经常见到一个身材不高，双目有神打竹板算命的先生，他的名字叫程子湘（曾用名程竹田、吴家成）。

1940年程子湘曾在霸县三区抗日政府工作，到冬季时突然不见了。可1941年6月敌人对十分区进行大"扫荡"后，程子湘却又出现在他的家乡塔上村，先做了几天卖香油的生意，后来就打板算起卦来。认识他的人都说他封建、迷信，思想落后，没出息，妥伪了。实际，他并没有妥协，他是我们三联县公安科的合法干部﹣﹣四联区的治安员。

1941年，日寇对平、津、保三角地区剔抉清剿，"扫荡"结束后，到处安上了敌伪据点，挖了不少美其名为"惠民壕"的封锁沟。敌人活动猖狂，我们稍一不慎，暴露点蛛丝马迹，就要出大毛病，甚至遭到杀害。当时，为了保存力量，县大队和分区武装以及分区领导机关都撤到外线，坚持地区的只有各区小队和部分县区干部。白天根本无法活动，只有依靠夜间和青纱帐。

四联区的区小队由于他们集体活动的人数较多、目标较大，不幸于1942年初的一天，住在后营，被敌发觉包围，全队九个同志，包括队长李殿华全都牺牲。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张，不仅我们食宿遇到很大困难，就是与各村村干部联系也成了个大问题。有的村庄不用说白天进不去，就是晚上也进不去，这样的环境逼着我们不得不抓紧时间，完成县委交给我们的关于培养合法干部的任务，尽量使干部地方化、群众化。据此，我们想方设法物色合法干部对象。村干部合法化还好办一些，因为敌人要建立保甲制，反正各村都要设保、甲长。只要我们工作有基础，村支部比较坚强，基本群众在政治上占优势，建立两面政权配上一些合法干部，担任保甲长是不成问题的。即便我们工作基础差一些的村庄，我们也可以利用关系，选择一些有民族感的上层人士，经过一番说服动员工作，充当伪保甲长，去应付敌人，还是可以办到的。因此在距离县城较远而又没设敌伪据点的村庄，基本上都建立起抗日的两面乡、村政权。但选择脱产的合法干部则困难多了。因为脱产干部需要到各村活动，不仅要出入敌占区，而且有时甚至还与敌伪打对面，不然就无法开展工作。

为了配备合法干部，县委把一个已隐蔽好的、并取得合法身份的同志介绍给我们，该同志就是程子湘。当时他二十多岁，文化程度不高，仅上过几年小学。但口才很好，能说会道。1940年入党，同年在霸县三区工作，后到平西学习。去时，霸县农村革命形势还好。在平西学习了八个月，回来后地区已沦陷。

为了保存力量，县委确定他回家隐蔽。取得合法身份后，即公开做小买卖，卖香油，后经县委同意打板算卦。因为他的身份已合法化，已成为﹣般的老百姓，能够公开地出入敌占区，并能与敌伪人员接触，有时还给伪军算个卦。我们就利用他的这个有利条件，确定他为四联区的治安员。他仍以算命为公开职业，深入到敌人控制较严，我们进不去的一些村庄，进行抗日救亡的各种工作。

他就是采用这种方式，在敌伪据点里摆卦摊，在敌伪据点附近村庄，打竹板走街串巷，习以为常地深入居民户去算卦。他利用这种职业的方便，在四联区不少村庄建立了自己的耳目﹣﹣村治安员或情报员，搜集了不少的敌伪情报，给敌占区的同志传送了不少口信或信函。我们通过他把永、霸地区的一些会道门，如：先天道（也叫圣贤道）、一贯道、三教会（也叫金丹大道）、老佛门等等的组织状况和活动情况摸清了。把南孟、北孟、李家口、朱家营、马坊、辛店、香营、披甲营等据点的敌伪情况也摸清了。

程子湘行动是比较方便的，因为他有保、甲所建立的户口，有敌人发的"良民证"，乡里乡亲的也都认为他不是一个抗日人员。但是风险并不是一点没有，稍微一不注意，引起敌人的怀疑或有人告了密，就有被捕的危险。为了保护他的合法身份，一般的我们不与他直接面谈工作，多是通过中间桥梁。

这些中间桥梁都是事先确定好的联系人。有的是村干部，有的是房东，有的是程子湘自己找的联络员，即便是通过中间桥梁，也不能任意不顾场合地公开谈工作，仍以算命为名接触，把他请到家中算命，或在算命后给钱时传递信件或情报。由于保密工作做得好，程子湘始终没暴露出抗日干部的身份。一直到日寇投降，他这个算命先生的面目才真相大白，他那"封建、迷信、思想落后、没出息、妥协了"的帽子才彻底摘掉。

（作者曾任冀中十分区三联县公安科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