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百团大战以后，华北侵华日寇把其兵力重点转向我敌后抗日根据地，由原来主要控制交通线的点线分割，改变为条块分割，不断地调动日伪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蚕食"、"扫荡"。至1940年底，敌人在河北固安县马庄、牛驼以北地区已建立了20多个据点。同时沿固新（城）、固雄（县）、固霸（县）、固永（清）县界挖了封锁沟（敌称惠民壕）。为进一步封锁我七区南部抗日根据地，又沿着河套、马庄至柳林庄一线挖了一条东西封锁沟。沿着封锁沟每一两华里设一碉堡，除有伪军把守外，夜间还拨大批民夫（敌称自卫团）沿壕巡逻，堡内设有麻油缸，一有动静就枪声大作，人声呐喊，灯火通明。妄图以此来防止我军和我工作人员入境，割断我抗日军民联系，镇压抗日活动。
敌在疯狂蚕食、扫荡的同时，还加强推行其所谓的军事、政治、经济三位一体的总体战。至1941年春，日伪实行了第一次治安强化运动，在固安北部和中部的多数村庄，建立了伪政权，实行了保甲制。
在强敌压境的严重形势下，地方工作人员只能变公开活动为隐蔽斗争。县大队（番号为三十三大队）在县境内大股兵力活动已不可能，当时正辗转在新固边界沟外的杜村一带。由于春季刚执行了升编任务，把大部分兵力输送到主力部队后尚未做补充，全大队（还保留三个中队的编制机构）只有80来人。大队长是李秋禄，政委宋焕章，副大队长牛钦璞，李润波任三中队指导员。
5月初，地委和军分区领导决定，趁敌注意力正集中固安县南部地区，具东北部兵力较薄弱之机，县大队组织了20多人的精干小分队，由熟悉这一带地方情况的干部率领，越过封锁沟进入固安县境东北部，先行作开辟和恢复工作。县大队决定，由大队长李秋禄和李润波负责执行这一任务。
他们认真总结了二十九团以武力强越封锁沟未成的经验教训，利用一个夜黑风大的晚上，在新城崔庄用偷越方法顺利过沟进入固安后立即活动在一、二、五、十、十一区范围内，与敌周旋，乘固安日伪军大部兵力外出扫荡，境内空虚之隙，深入开展抗日斗争的宣传，并主动寻找战机打击敌人，牵制敌人对我南部地区的军事扫荡。
1941年6月，敌大扫荡开始了。两万多日伪军在敌酋冈村宁茨的指挥下，对我大清河北抗日根据地，进行空前规模的大扫荡，先是以铁壁合围、梳管拉网等形式经容城、定兴渡大清河自西而东压过来，一直推到天津近郊又立即掉头再由东往西反复拉网，固安首当其冲。为保存实力，避敌锋芒，十分区主力部队已跳到外线作战，一些机关工作人员有的转移到铁路西，有的高度隐蔽活动，固安县大队主力在宋焕章政委的率领下，在反扫荡斗争中转战在新固、雄固边境，县境封锁沟内几乎全部成了敌人的天下。小分队一时和县大队部失掉了联系，但当时他们想，他们是奉命入境开辟恢复工作的，困难再大也要坚持斗争，于是他们认真分析了敌我形势，决定用机动灵活的战术，避实就虚与敌斗争。积极抓住战机，对小股敌人搞一下突袭，以配合全县的反扫荡斗争。
6月下旬的一天，他们探知柳泉据点的伪军经常外出掠夺，就在十里铺村南设伏，当场击毙伪军数名，缴获部枪两支。7月初，敌人为了保障其军事补给线，强迫沿线广大群众为其维修平大公路。为破坏敌人的修路计划，决定由李润波率7名队员，化装成去南关赶集的老乡，在南五里铺正与敌相遇，他们趁敌不备，一齐向监押民夫的日本兵射击，当即毙敌5名，获手枪3支，其余敌人也蒙头转向，鼠窜回城，修路民夫也乘机哄散。此次化袭搞得比较成功，不但推延了敌人修路计划，而且挫敌气焰，壮大了人民抗日的声势。
在此期间，小分队充分利用了青纱帐这个自然屏障和人熟地熟的有利条件，充分依靠广大群众，采取公开、半公开，非法与合法的斗争方法与敌周旋，一天到晚脑子里装的都是对敌斗争的观念，虽然还没有条件消灭大股敌人，但总是想方设法不让敌人安生。如一天夜里，从三、八、九区转移到二、五、十区时经由固安城南，也要派几个同志到城东南角向城上投几颗手榴弹，搅得敌人彻夜不宁。并以积极的态度将活动区域扩大到三、八、九区的"七桥""五固城"、花科、大义尚以及吉城、东塘洋、西塘洋、金铺喇等一带村庄。但当时小分队最大的困难就是和上级失掉了联系，情况闭塞。正当他们渴望着和党组织取得联系，取得上级指示的时候，7月下旬，在北市村遇到了县委书记朱泽民同志，他是在新固边界的一个村子里遇险藏在老乡家磨道高梁秸下面躲过敌人后，化装过沟进入县境的。见到了县委书记，指战员们喜出望外，朱泽民同志也很高兴。他给大家讲了国内和国际形势，讲了敌人这次大扫荡的特点和他们如何进行反扫荡问题，并向大家指出："有我们这支小武装部队在县内活动，就像插入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对全分区、全县的反扫荡斗争是个有力的配合。今后要在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原则下，积极向敌开展攻势，扩大政治影响，稳定群众情绪。
他的话给分队指战员们极大鼓舞。朱泽民同志和他们一起活动了10多天，就带着一部分团体干部（妇联、青救会）越过封锁沟经由方官区到铁路西找领导机关去了。小分队按照他的指示，在县境内展开了积极活动。8月下旬的一天，他们正住在北程村，听老乡讲，太师庄据点的伪军近来十分猖獗，经常骑着自行车去南黄华、孔家庄一带抢老百姓，于是他们就决定消灭这支害人虫。当夜决定由大队长李秋禄带一小部分人员出发去北宋村等候集合，李润波和一部分同志佛晓赶到南黄华村西南至康家务之间的路旁青纱帐里隐蔽起来。上午9点多钟，该股伪军10几人果然骑车来了。刚进入伏击圈，李润波一声令下，众弹齐发，敌丢下五、六具尸体弃车逃走，这场战斗我方无一伤亡，却缴获自行车7辆，步枪5支，更重要的是狠煞了日伪的反动气焰，大长了抗日人民的士气，使广大群众感到八路军并没有走，更加坚定了斗争的信心。
入境几个月来，他们虽然打了一些小仗，取得了一些战果，但始终未能与县大队取得联系，大队也几次找他们但都未能会合。一次是在6月末，宋政委率大队突进封锁沟，寻找他们未遇，在西市与敌人遭遇打了一仗又跳出封锁沟。另一次是在7月间，宋政委率县大队和霸县县委书记苏玉振同志到了大孙郭村遭遇合击，苏玉振同志臂膀负了伤。当小分队闻讯前去会合时，大队已将苏玉振安置在东胡庄养伤（由原区小队长刘庆山负责警卫护理）又转移走了。两次都没能与大队会合，使他们心中十分焦躁，再加上环境一天天恶化，李秋禄的警卫员李志成携手枪逃跑。
日寇继反复扫荡之后，又加强了实行分块封锁，剔抉清剿，大肆捕杀抗日干部群众，到处增设岗楼据点，斗争日益残酷，他们在活动上更加困难。在残酷环境下，大队长李秋禄，思想上产生悲观动摇。他假借去找宋政委取得联系，带着10多人走了。不久，跟他一起走的分队长高树义和几名战士陆续跑回来，见到李润波他们抱头痛哭。诉说：李秋禄带着他们根本没有去找县大队，而是跑到胜芳苇塘投靠了流氓武装刘老头，跟李秋禄走的那些人不愿祸害老百姓，李秋禄就下了他们的枪，并限制行动。李润波听到这些心里一惊，后来又听说李秋禄已派人偷偷回来把他妻子接走。这就彻底证实李秋禄完全蜕变了。
李秋禄蜕变出走后，小分队只剩下10来个人。就在这时，宋政委带着县大队打了过来，在九区大义尚村和他们会合了。他们又投入到了县大队的怀抱。战友们分别了几个月，见了面分外激动、亲热，大家都对李秋禄的行为非常愤恨。宋政委和李润波交换了一下情况说："沟外敌情也很严重，分区主力部队大部分转到外线，我们的任务仍是就地坚持斗争。"于是，李润波他们就在这一带辗转了半个来月。在花科村又遭到敌人的合击，突围中毙敌10多名，获大枪五支后又向西南突过封锁沟，进入新城县境。这时新城的日伪军扫荡也很频繁。
为了不丢下固安东部一些基础较好的村庄，便于今后进一步就地坚持斗争，9月下旬，大队决定由李润波带领10多人再次进入县境，配合各区干部开展工作，但寻找了几天也联系不上。后来听说：原固安县长高泽洲、实业科长刘炳炎（刘光六）都叛变投敌当了汉奸，并在固安南关招降纳叛。继之，一区区长王建亭（王和尚）及县大队留下护理苏玉振同志养伤的刘庆山也投了敌（刘庆山还拐带走了苏书记的一支手枪）。当即李润波找到十区区委书记贾兆（王金铎）、十区区长李敏、二区区长黄维新及部分群团干部，决定在二区辖属的西市村碰碰头，商量一下如何根据形势，坚持对敌斗争的问题。
他们进驻该村，计划第二天开会，可出乎预料的是二区区长黄维新已秘密投敌，他妄想在敌人面前立功，预谋将李润波他们一网打尽，第二天拂晓带领着大批日伪军将驻村包围。幸亏他们发觉及时，迅速突围，突围中贾兆小腿负了伤，战士小李牺牲了。李润波带着其余人猛烈突出去，奔向大韩寨村东口，敌尾追不舍，这时正巧碰见马子耀（原我方五区抗日干部，后妥协回家）站在门前，李润波急中生智将他稳住，对之晓以民族大义及利害关系，指令他（他和伪军有旧关系）告诉该村据点伪军小队长老太立即鸣枪向东南方向追击，把敌人引向村东南，他照办了，李润波他们才脱了险。时隔不久就听说贾兆和一个妇女干部被捕后叛变了，五区区长宁仲三、十区区长李敏也都变节投敌。由于这些不坚定分子的叛变，在不少干部和群众思想上引起了很大混乱，加上叛徒们十分熟悉他们的情况，使其处境更加艰险。
于是他们就把活动的重点由二、五、十区转向县的中部、西部一带。在四里铺村李润波找到三区区长李智，和他商量一起跳出封锁沟到新城菊花台一带找大队去。当转移到小集村住了一夜，第二天又遇到了敌情，当避过敌情后又听说专署教育科长平秉权同志住在了该村，见面后互相交换了一下情况，决定一起突过封锁沟找县大队。走了一夜，可巧在新城县菊花台和县大队会合了，两股合起来总共还有30多人，不久，在容城三台找到了地委和军分区的领导，又跟随领导机关一起活动了10几天，地委指示县大队要回县坚持斗争。这时，少数人特别是副大队长牛钦璞产生了厌战情绪。有人说："干脆进山休整去吧！哪怕一天喝两顿稀粥也甘心情愿！"宋政委和县里的何秀同志将领导意图向部队进一步说明并做了思想动员工作，就率队回到新固边界。时至11月间，在娘娘庄又被敌人合围，在突围时何秀同志及两名战士壮烈牺牲。队伍突围后进入固安县境，白天只能隐蔽在一些靠村边的几户人家房子里，夜里出来活动。当时敌人军事清剿和政治统治更加疯狂，连续搞了3次强化治安，在全县范围内增兵添点（据点），筑路修堡，实行了点、堡、路、沟、墙五位一体的囚笼政策，普遍建立了伪保甲、伪情报员、联络员，同时还利用叛徒、特务大肆搜捕、屠杀我抗日干部群众，并宣布"窝藏与掩护八路军和抗日工作人员者杀无赦。"真可谓出门见公路，抬头见岗楼，腥风血雨，暗地昏天。
在如此严重的敌情下，县大队的活动极为困难，穿衣、医药等问题都无法解决，在这残酷环境下，个别不坚定分子动摇了。一天夜间，大队供给员留下一封书信离队走了。副大队长牛钦璞消极装病，一天下午部队住在霸县狄庄，他们正吃饭，房东慌忙来告诉说："你们的队伍拉出去了。"开始还以为是敌人来了，等宋政委和李润波到村边一看，牛钦璞端着机枪督着一班人向村西北伪军岗楼投降去了。宋焕章同志急忙带领县大队出村转移。
牛钦璞等人的叛变使县大队的人员又减少近半，但在这极端险恶的情况下，仅存的10几名干部战士，并未因身处险境而丧失信心，他们坚信，我党领导下的人民抗日战争，必将取得最后的胜利。困难只是暂时的，部队虽遭受了重大的挫折和损失，人员大大减少了，但存下来的都是经过严峻考验的骨干力量，坚持下去必然会有更大的发展。
宋焕章和李润波分析了一下情况，认为部队受了这么大的挫折，确实需要进行整顿和补充。因为当时也不知道县委和县政府在什么地方活动，于是就决定带着部队到白洋淀去找地委和军分区领导。途中又遇上了张永福、陈彦昌、孙才等10多人，于是便配合一起计划奔赴白洋淀。等他们到了赵村准备渡大清河时，因时值初冬，河面跑凌，无法渡河，只好返回，天将拂晓，就住在涞河村又遭敌伪合击，他们边打边走，夜间到了新城县蛮子营。为了缩小目标，便于活动，张永福等人又与县大队分开了。11月的一天，县大队在圈头营子村遇上了原五总队政治部主任高钧同志。他通报说：地委为了恢复和发展抗日斗争，已决定十专署建立三个联合县，固安县大队被编入三联县大队。他们就地隐蔽了几天后，就去永清县境找三联县政府联系。刚到了大良村，就看见高钧同志的警卫员赵某某跑来悲痛地告诉他们，高钧同志和两名警卫员在南岔口村被红枪会杀害了。听到这一不幸消息，大家都十分悲愤，就在这时永清县城的敌人向他们驻村包围合击。当他们突围后抢占永定河大堤时，宋政委左手背负了伤，但他仍然指挥部队在堤上坚持抵抗到天黑，才率队到了泥塘一带，见到了三联县县长李士增同志。以后就配合三联县政府转战在永（清）、固（安）、安（次）交界处，直到1942年2月初，配合李大卫同志一同去白洋淀面向地委领导汇报了永、安、固、霸的情况。地委指示仍回三联县境内坚持斗争，于是宋焕章政委又率队返回至联县，一直坚持到4月份。
1942年4月下旬，县大队奉命到大清河南西大务村集结正式进行合编。军分区政委帅荣同志宣布将固安、雄县、安次、永清四个县大队合编为三联县县大队（合在一起共60多人）。番号为三联县大队（后改为六十一大队），宋焕章同志任大队长，赵克同志（原雄县大队政委）任大队政委，刘贺峰（原安次县中队长）任副大队长，李润波任总支书记。
整编刚结束，敌人对冀中地区的"五．一"大扫荡就开始了，三联县大队在大清河南活动了10多天，就奉命跳出日伪合击圈，深入到敌后的大清河北三联县地区开展抗日斗争。打击日伪军，配合冀中军区反扫荡，并在三联县委的领导下，和广大干部群众一起，重新进行这一地区抗日斗争的恢复和发展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