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的一天，二女儿拿着一封信走到我身边，她想对我说什么 ，却欲言又止。

我感觉女儿有十分重要的事情要对我说，可又不知道怎么开口。

心里“咯噔”一下，直觉告诉我，一定与希纯有关系，一定是希纯还活着，一定是希纯的来信！

38年，希纯他怎么样了……一连串的想法在我脑子里翻江倒海。

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你快说呀，是不是你爸爸来信了？”

女儿支支吾吾，半天不吭声。

我发脾气了，对她吼了一句：“你爸是死是活，你总得告诉我呀！”

1939年，我刚来到部队，就领到了一件中尉军衔制服，虽然连申请书都没填，却拿到了一本国民党党证，算是入了党。

前不久，我才只是一所护士职业学院的学生。

从去年开始，日军的飞机就对湖南实施轰炸，起初，炮弹只是零散地往下扔，只轰炸军事目标，但到了今年，敌人的轰炸越来越密集，炸弹甚至投向了人口密集的居民区。

我读书的学校不得不一次次安排转移，转移的路上，我亲眼看见很多百姓被炸得血肉横飞，惨不忍睹。

飞机炸弹之下的无休止转移，我身边的许多女生萌生了一个想法，与其东躲西藏被日军飞机的炸弹炸死，还不如去投军，死在战场上。

10月中旬，长沙会战告捷，胜利的消息传来，我和同学都非常振奋，我们学校也回到了城内开课。

大街上，到处都是热血青年男女的奔走呼告，城里刷出了标语：

“蒋委员长有令：地无分东西南北，人无分男女老幼，人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人人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标语里的“男女”两个字，一下子把我触动了，我萌生了参军的想法，眼前似乎又出现了父亲和叔叔的面容。

我出生在湖南郴州城里一个殷实家庭，祖辈给家里留下了不少财产，父亲弃笔从戎，在号称“铁军”的第四军中担任叶挺将军的军需官。

父亲这一辈，叔父也是个热血男儿，他没有继承家产贪图享乐，而是成了一位中共地下党员。

我七岁那年，父亲和叔父跟着北伐部队南征北战，一家出了两个当兵的，爷爷脸上也有光，但噩耗很快传来，让家庭陷入噩梦中。

父亲跟随叶挺一路北上，一路大捷。部队节节胜利，身为军需官的父亲也越来越忙，部队扩编，士兵越来越多，要保证他们吃好、睡好，父亲肩上的担子也重了。

次年，因为劳累过度，父亲病重倒下，被部队送回老家养病，后来因病过世。我的叔父则因为共产党员的身份被投进了监狱。

那段日子，奶奶和家眷几次带年幼的我去探监。小时候，我对北伐、国民党、共产党这些事完全不懂，但在黑暗的牢房里，叔叔清瘦而坚毅的脸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12岁那年，我的脚意外被烫伤，母亲把我送进了郴州的惠爱医院治疗。

我看到医院里护士姐姐忙个不停，精心照顾每一个病人，即便是贫穷多病的患者，护士姐姐对他们还是既温柔又有耐心，让小小年纪的我倍感温暖。

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医院的护士工作，治病救人成了我的新目标。

4年后，我如愿进了惠爱医院，做了一名护士。做了两年护士，我希望学习更好的护理知识，帮到更多人，所以考取了湖南宝庆护士学校，来到了邵阳。

学校给我的证明书

报名参军后，我被分配到第五战区第22集团军独立工兵13营医务室，战区司令长官是李宗仁。

工兵营了解到我在惠爱医院工作过，惠爱医院是美国人的医院，那时的湖南湖北，对美国人开办的医院很迷信，刚好又有个职位空出来了，于是我一进医务室，就当了中尉司药员。

在工兵营，我意外地遇到了一个人。

我一进到工兵营，就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

这里全是男人，他们在许多方面都尽量照顾我。那天，部队接到开拔的命令，从邵阳往湖北襄阳迁徙，全部用两条腿走。

我也做好准备，要求与男兵一样徒步行军，可是营长却说，你一个女孩子，体力耐力都不如男兵，靠两条腿走不仅会累坏你，还会拖累部队进程。

无论我怎么央求，他就是不同意，最后丢给我一句话：“执行命令，骑马去！”

军人服从命令为天职，我拗不过营长，只能是骑马去。

我不会骑马，首次上马战战兢兢，还好，马儿老实，又有一位士兵牵着，一路上走得倒还顺利。

我骑在高高的马背上，看着那些背着背包匆匆行军中的男兵，我既为自己是男兵中唯一的女兵而骄傲，又为那些和我一样年纪在艰难跋涉的男兵而不安、心疼。

到了工兵营不久，我就成了大家追求的目标，尤其是副营长车炯，对我的追求最热烈，但我那时一心想的是多学习，多积累医护经验，根本没有恋爱的想法。

我年轻时的照片

车炯是我的上司，他这个人如同他的名字一样，炯炯有神充满活力。有事没事的，他常来我的医务室看望我。

虽然他很优秀，但我却不喜欢他，又不好拒绝，他是上司，我总怕拒绝对方后，他会给自己的工作使绊子。

为难之下，我想到了陈希纯这个老熟人。

我和陈希纯之前都在惠爱医院工作，我们和另外三个同事因为脾气相投，“结拜”成了五兄妹，大家经常在一起聊天，互相帮助。

陈希纯比我先入伍，也在工兵营，当我们第一次在军营见面时，看到彼此军装，我还有些尴尬。

我在惠爱医院学习时只是个护士，学历、见识都不如他。他在部队是中尉军医官，如今我一入伍也是中尉军衔，自觉有些惭愧。

我想，如果让陈希纯来“充当”我的恋人，暂时解围，车营长一定会放弃对我的追求。

当车炯又一次来和我套近乎，希望我成为他的女朋友时，我随口说，自己和陈希纯是一对。

车炯根本不相信我的话，说如果我们真是恋人，那就立刻结婚，如果不结婚，他就可以追求我，他要和希纯公平竞争。

结婚怎么行？我只好拿抗日当借口，说大敌当前，哪还有心思结婚。

车炯却更坚定了，说结婚不妨碍抗日，如果我们结婚，他就祝福我们，我只要成了陈医官的妻子，他是绝不会去追求陈太太。

“一句话，你们入了洞房，我第二天就上前线。”

战争年代，士兵随时都要上战场，谁也不能保证能不能活下来，所以一旦遇见喜欢的姑娘，恨不得马上表白。

我有些着急，其实那个时候，我和陈希纯相互都有好感，只是没到谈婚论嫁的地步。

在医院工作时，陈希纯就很受追捧，他个子高挑，长相英俊，还是个才子，喜欢唱戏、会拉胡琴。

他脾气性格好，在工兵营，他从来都是鼓励伤病员要快乐，说快乐才能快快地康复。

他业务水平高，能教我许多医护知识，我们两个都信奉基督教，我们在一起有得聊，总有说不完的话。

可我又有些担心，总怕俩人的婚姻会不幸福，因为犯了两点忌讳。

在我的老家有个规矩，同一个姓氏的人是不能结婚的，更何况，我和陈希纯在惠爱医院工作时还结拜过兄妹。

车副营长的追求逼得我无奈，我只能去找陈希纯商量，他说那我们先把结婚的事给办了，这样副营长就不会再来找我，以后的事以后再说。

营长给我们挑了个好日子，他说我们要把日寇赶走，军人婚还是要结的嘛，陈淑是我们营唯一的女中尉，陈希纯又是营里优秀的医官，婚礼当然要好好操办一下啰。

于是，营长安排军需官给备了点烧酒，在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举行了婚礼。当时婚礼在晚上举行，晚上日本飞机是不来轰炸的。

婚礼晚上，车炯喝得大醉，我担心他借酒撒泼，但他终于没有闹事。第二天酒醒，他头也不回地去了前线。

多少年以后，想起车炯，我心里总有一丝丝的愧疚。走上战场的他，是多么痛苦呀。后来得知车炯也结婚了，太太跟着他随军多年，心里才安慰些。

结婚这事，当初是赶鸭子上架被逼无奈，太匆忙了，连老家的母亲都来不及通知。后来母亲知道后，说我是有主见的人，相信我的选择。

确实，我们有共同的爱好、信仰，还有使命，要不是战争，这是多少夫妻梦寐以求的。

希纯是医生，我是护士，我们在照顾伤员时总是尽心尽责，哪怕敌人的炮火从头上飞过，我们也不会丢下伤员逃跑，必须得沉住气对伤病员进行抢救包扎，最后撤离。

战争的残酷，使得我们这对文质彬彬的夫妻，同生死共命运，也成了真正的军人。

这样的生活我们过了整整5年。

可1944年的一天，我刚下前线，就接到了退伍的消息。

我和希纯所在的工兵13营，属于国军“第五战区”，之前驻扎在樊城，后来调防去了湖北枣阳。

工兵营的任务有两个，一个是在部队前面铺路、修工事，另一个就是“断后”。我们去一线打仗的机会不多，真正的危险在于 “断后”。

“断后”的时候我们要帮助收留其他部队的伤员。只要是中国伤员，哪怕是老百姓，我们都要管。

我们与日军驻点相距不过几里，这让我们日夜都充满了危险。哪怕敌人的炮火从头上飞过，我们也不能丢下伤员逃跑。

在战斗激烈的时候，前方撤离下来的伤病员无法计数，护士包扎伤员是一个接一个，我们的工作时间常常在24小时以上，几乎没有喘息的机会。

即便是这样严酷的环境，我也坚持了下来。

1944年我从前线刚下来，接到退伍通知时，脑子是懵的。纸上写道：陈淑，女，有贡献，但不适合继续在部队服务。

我想不明白为什么，也很生气，我甚至想去找当时的最高长官李宗仁要个说法。

有人劝我要理智，因为希纯还在部队服役，这事一旦闹开，肯定会对希纯造成影响。我想了想，觉得有理，放弃了告状，乖乖接受命运，去了重庆定居。

1945年抗战胜利后，希纯也离开部队，到重庆和我团圆，在一家地方医院做医生。第二年，我们生下了第二个孩子，我也成了一名全职妈妈。

我的性子比较急躁，有时孩子调皮惹我生气时，我对孩子一顿吼骂。希纯脾气性格好，对孩子们特别有耐心。

希纯年轻时的照片 希纯年轻时的照片

每次我吼孩子时，他总是扯扯我的衣角，说算了，不要骂孩子了。这样骂她，还不如打她两下。

我疑惑说，打她会疼啊？

希纯回答，“打她是让她长记性，因为你骂的语言太狠了，会伤害孩子心灵的。”

希纯说得有道理，我以后就是生气，也会注意不说狠话了。

希纯什么都听我的，对我体贴、关怀备至。茶余饭后，两个女儿一边嬉戏，一边当我们的小观众，希纯拉京胡，我唱京剧。

那时，我和希纯最喜欢唱的，也是《四郎探母》里的一折：“杨延辉坐宫院自思自叹……”

杨四郎(杨延辉)兵败被擒后改名木易，文武双全，辽国人把他招为驸马。他也并不求慷慨赴死，结婚生子，朝欢暮乐，一日日下去，似乎忘了一切。

直到有一天，四郎听到一个消息：他的母亲押解粮草来到宋辽边境，随行的还有兄弟姐妹，和新婚数日就分别的妻子。

前尘往事一一涌上心头，他想起自己的宋人身份，便哀告公主妻子。公主得知真相后，虽然惊愕，却镇定帮他盗取令箭，助其出关探母，条件只有一个：归来。

几百年间，台上唱戏，案上说书，大家喜欢杨家将的故事，无非是感叹战火纷飞中，夫妻别离，骨肉分散，一个个家庭的悲欢离合，于时代是渺小的，于个人却是全部。

谁会想到，有一天离别的会是我们。

那段时间，应该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光。那样的家庭生活真的美好极了，我感到非常满足。

可这样的幸福日子没有维持多久，内战爆发了，希纯作为前军医，被紧急召回部队。

当时我有个多年的好友，告诉我南京有个“交警总队”缺医生，问希纯要不要去。我们想了想，交警总队不上前线，也不会参与到内战里，就决定搬到南京。

到了南京后，希纯晋升成了上尉军医，我生下了第三个女儿。

我们住在南京的南台下关，房子的墙壁是用篾片和泥巴糊成的，条件很简陋。

当时家里养了一条全身毛发黑得发亮的宠物狗，我们都叫它小黑。小黑是孩子们最爱的玩伴，它成天与孩子们玩耍在一起，“汪汪，汪汪”地叫得欢。

有一天，忽然来了几个军人，把一根绳索圈套在小黑脖子上，把它带走了。孩子们一个个都哭成了泪人儿。

后来我们才知道，我们住的这个地方离当时的总统府官邸不远，狗叫声影响了官员们的工作和休息，这一带住户养的狗都被带走了。

1949年初，小女儿才满两个月时，就传来消息说解放军要过江了，交警大队让家属们先行一步撤离南京。

离开南京的那天是白天，月台上熙熙攘攘，站满了军人和家属。一对对离别的夫妻拥抱告别，军属泪眼婆娑中，带着孩子拎着行李登上了火车。

孩子们第一次坐火车，不知有多高兴，她们开心地笑着，闹着，完全不知后面的灾难在等着我们一家人。

希纯的部队也乘这列火车开拔，我们是一起离开的南京，只是军人和家属在不同车厢。

我们家属到达湘南郴州后，又传来消息说，部队里的官兵要去福建，事情紧急，甚至不许官兵回家探望家人。

分别前，希纯赶来抱着孩子一个一个地亲吻，我们在人群中相拥流泪。

我和希纯在南京的合影（左边是我们夫妻）

不久后我听说希纯的部队要去广州了，我惴惴不安，总是觉得会出事，立即带着三个女儿随部队的安排坐火车去见丈夫。

不记得坐了多长时间的火车，后来又改乘汽车。好多辆敞篷大汽车，上面坐的是撤退的士兵和军官家属。

每一辆车里站着一个手举小红旗的士兵，万一前方出现了什么紧急状况，最前面车辆上的旗手就高举小红旗给后面的车辆发信号，每台车依次向后面的车辆摇旗示意。

山路崎岖，我们途中辗转几次，又不知走了多少天，都没有见到希纯。最后一次消息传来时，我才知道希纯已经被部队裹挟，坐上了去台湾的轮船。

希纯留了个心眼，他怕这一去回不来，上船前便给我留了信。说他曾打算偷跑回来，被抓后差点遭枪毙，希望我想法从广州先去香港，然后再去台湾和他团聚。

然而在香港港口，我被拦了下来。

当时香港港口规定，上船者必须接种过牛痘疫苗，偏偏我小时候没有种过牛痘，没办法登上去香港的船。

我只好暂时待在广州，等待时机去香港。

在广州人生地不熟，我带着三个年幼的女儿，通过广告，我在火车站附近找到了一间价格低廉的二楼出租屋。

说是屋子，其实就是在过道靠墙支起一张简陋的板子床，能睡下我们娘四个。

我帮人干点零活儿贴补家用，常常忙不过来，就要六岁的大女儿帮着带两个妹妹。

下楼时，二妹跟在姐姐后面，扯着姐姐的衣服怕摔着，大女儿手里还得抱着几个月大的三妹，因为不方便，只好把三妹扛在肩头。

有时大女儿兴冲冲地跑回家，捧着碎块木片给我看：“妈妈，我刨的木头可以当柴火用啊。”

这些都是她看到铁路上的枕木腐烂，用稚嫩的小手，一小块一小块地抠下来的。我抚摸着女儿满是污垢的小手，心疼得直掉眼泪。

在广州苦苦煎熬几个月后，小女儿得了重病。我想尽办法救治女儿，但都没有效果。

万般无奈之下，我也只好信迷信，扎了一个大大的花圈立在地上，我抱着小女儿一边祈祷一边从花圈的中心穿过去，希望祛除病魔，期待奇迹的出现。

小女儿最终还是夭折了。

那天，我还记得清清楚楚，我用一块干净的包袱布裹着小女儿，在一棵大树底下的废弃绷子床，我把小女儿放在绷子床上。

我趴在地上失声痛哭，一边喃喃自责，我对不住希纯，没有保住小女儿的性命，千万别怪我呀。

两个女儿也哭了，周围有人在看我们，二女儿不许别人围观，使劲轰他们走开。

后来请人用草席子滚成卷，埋到野外乡下去了。

希纯迟迟没有音讯，夫妻始终无法团聚，但我总记住分别时他的话：

让我照顾好自己，等着他，一家人一定会有团圆的那一天。

我在广州等了八个月后，再也熬不住了，只好带着两个女儿先回了重庆，然后回了希纯的湖南老家双峰县。

回到老家不久，抗美援朝爆发了。

大量的志愿军伤兵从朝鲜转回中国医治，医院人手紧张。希纯的姐姐当时在湘潭的中心医院工作，我之前在部队做过护士工作，就介绍我去她医院上班。

我一听当然很高兴，有了工作就有了钱，抚养女儿的负担也可以减轻些了。

当时一边紧张工作，一边盼着和希纯团聚，日子过得还十分充实。

女人们嘛想事情比较简单，我心想共产党既然能够解放新中国，能够把美帝国主义打到三八线，那一定也能解放台湾。

这样，我和希纯应该很快就会有重逢的那一天。

人活着，只要有奔头，就什么苦都不怕。

我当时每月工资39元，带着两个孩子，钱虽然不多但也够花了。

因为没有希纯，为了能多陪陪女儿，我就争取多上夜班，这样白天就能回家照顾女儿，夜里值班还有几毛钱的补助，真是一举两得。

许多护士不愿到传染科工作，说是害怕，我身体好，又注意消毒，脑膜炎、伤寒、肝炎病，我都不怕，都是我去。

病号们都说，只要一听到楼道里走路的声音，就知道陈大姐来上班了。我因为工作太过努力，几乎年年都是医院先进工作者，有一年，我还被评为劳动模范。

基因的力量很强大，两个女儿一个长得像希纯，一个长得像我，从小也招人喜欢，在医院里和小伙们也闹腾得厉害，“爸爸”、“台湾”对她们来说，都只是个熟悉又陌生的词语。

我和希纯的两个女儿

大女儿对她爸爸还有点模糊印象，二女儿两岁多就跟她爸爸分开了，她们的爸爸是活在照片中的人。

虽然希纯没和孩子生活在一起，但他从小喜欢文艺这点却遗传给了两个女儿。

那会儿我家就住在湘潭京剧院附近，因为希纯我也喜欢京剧，常常在晚饭后领着两个女儿去听戏，因为和京剧院的人很熟，我们都从不收门票的侧门进去的。

医院的人也都知道我喜欢京剧，只要有活动晚会都会让我上台唱上几句。我唱的还是戏迷最熟悉的《四郎探母》：

“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我好比浅水龙，困在了沙滩……”

一声声直入心扉，时间不曾停止，剧中的人变动、成长，却无法摆脱命运的安排。

被困孤岛的希纯，有了爱他的公主吗？他那么英俊，脾气又好，喜欢他的人一定很多。

有时候我自己都分不清，是活在戏里还是戏外。

戏听得多了，两个女儿也成了小戏迷。大女儿把压岁钱攒下来，买花儿和珠子之类的饰品戴在头上，把枕巾当水袖，站在床上舞来舞去，逗得我和她妹妹直乐。

每当这时，我就想，要是希纯在多好呀，我们一家一定是天下最幸福的一家。

这一天，何时才能到来呢？

时间一天天过去，两个女儿也在长大，不少人开始给我介绍对象，但我想着希纯，想着女儿，婉拒了对方的好意。

有一次，湘潭市的副市长夫人亲自给我牵线。说是一位南下干部，到医院来看病，见过我，很喜欢我，拜托市长夫人来说媒。

医院里每天那么多人，我哪里记得住谁是谁。我连“见个面”都没答应，只推说两个女儿还小，我还要上班。

我要跟别人结婚了，希纯回来怎么办？

自从和希纯分开，我们就音信全无。

刚开始我心里一点不慌，因为我知道他就在那里，也知道他不会变心，我们团聚只是时间问题。

可能真的是我的福气好，两个女儿都遗传了希纯的好脾气，从小没怎么让父母操心过，还像小大人一样，处处关心着她们的妈妈。

大女儿中学毕业后不想当老师，直接考进了湘潭市京剧团。二女儿读到高二，恰逢广州军区歌舞团来湘潭招生，我也鼓励她去试试。

初试、复试，整个湘潭市只有她一人顺利通过。有一天，两位军人到医院找我，把我吓了一跳，原来是部队派人来政审。

我当然实话实说，从参加工作起，每次填表我都是如实汇报，况且这么大的事，我想隐瞒也瞒不住。

结果，因为“海外关系”，二女儿最终没能录取，后来她也考进了湘潭歌舞团。

穿戏服的大女儿

到了最难的时候，医院好多医生被批斗。但工友们对我很照顾，没对我说过啥狠话，贴大字报都没说最严重的“海外关系”，只说我11天吃掉了9只鸡。

那是因为我一直不太会做饭，平时都是吃医院食堂，我北京的表亲来了，其他的菜不会做，我每天只会炖鸡给他们吃。

不久后我和两个女儿都被下放了，我到了炎陵县的公社卫生院，基层卫生院缺医少药，我只插了一天秧，老乡们就不让我再下田干活。

我一直在这个卫生院工作到退休，公社上下对我都挺照顾，医生嘛在哪里都是治病救人，我也没有觉得多苦。

到1973年，我和希纯已经分开了24年，两岸关系有新变动了，政府开始来询问希纯的事。

当时湘潭广播电台开办了对台广播，有个栏目叫“亲友信箱”，让大陆的亲人去这个栏目广播，呼唤海峡对岸的亲人早日归家。

统战部也让我带着两个女儿去了，说广播后会制成录音带，送到福建去重复广播，希纯肯定可以听得到。

在电台的麦克风前，我先介绍了现在家里的情况，然后两个女儿轮流对父亲喊话：“爸爸，您在哪里？您听到我们的声音了吗？我们天天都在等着您回家啊……”

大女儿还对着麦克风唱了一段京剧，也不知道希纯能不能听到？

后来才知道，《四郎探母》在台湾曾被禁了很久，因为许多台湾老兵听了都会想起远在大陆的母亲，会哭得很厉害。

当局把结尾修改后，这部戏才得以重新登台。每次戏院里哭声成片，四郎没见到母亲只有15年，而台湾老兵离开大陆已经二十多年了。

“胡地衣冠懒穿戴，每年花开儿的心不开”，那种痛，是刻骨铭心的。

又等了几年，我老家郴州的表弟突然来找我，说他们准备去香港，想问问我香港亲戚的地址。

我如雷轰顶，才知道一个被雪藏的秘密。

原来就在我们向台湾广播时，滞留台湾的老兵纷纷想法给大陆来信，寻找亲人。

封锁几十年的海峡两岸开始破冰。当时两岸没有互通，台湾的来信主要通过香港中转，都是大信封套小信封，台湾寄到香港，拆掉外面的信封，再寄回大陆。

希纯也写过一封信来，但他不知道我在哪里，就寄回了郴州的娘家。没想到，弟弟胆子小，看到“香港”两个子，连信都没拆，就把信交给了组织。

我一听又气又急，和表弟一起赶回郴州，看着也是满头白发的弟弟，我只有一声无奈的叹息：“你把你姐害惨了！”

他要是早一天告诉我，我就能早一天和希纯联系上呀！他不知道我这二十多年等得多么辛苦。

我和弟弟去政府档案处，找到了这封信，信是妹妹写来的，告诉他们和希纯在台湾一切都好，希纯还没有结婚，等着我。

我的妹妹也嫁给了国民党军官，和我不一样，他们是一起去的台湾。

此后，我就按照香港原地址反复写信，但信都被香港邮局退了回来，说“查无此人”，辗转打电话也没有任何消息。

我心里更是冤死了，仅有的一点线索也断了。

好在两岸关系逐渐缓和，无数台湾老兵纷纷返乡探亲，他们如《四郎探母》中的四郎一样，长跪母亲的灵前，心中还是那句：“千拜万拜，赎不过儿的罪来……”

两个女儿也渐渐长大，虽然是大海捞针，他们还是四处托人去台湾找她们爸爸。

1987年的中秋前，二女儿突然拿着一封信走到我身边，她想对我说什么 ，却欲言又止。

我感觉女儿有十分重要的事情要对我说，可又不知道怎么开口。

心里“咯噔”一下，直觉告诉我，一定与希纯有关系，一定是希纯还活着，一定是希纯的来信！

分别38年，希纯他怎么样了……一连串的想法在我脑子里翻江倒海。

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你快说呀，是不是你爸爸来信了？”

女儿支支吾吾，半天不吭声。

我发脾气了，对她吼了一句：“你爸是死是活，你总得告诉我呀！”

可女儿一开口，我的天就塌了。

当时两岸坚冰已破，可以互通书信了。

女儿通过香港的一个远房表嫂，把希纯和我妹妹的情况以及照片发给她，请这位表嫂打听台湾的情况。

辗转多次，在台湾同乡会的帮助下，女儿终于和我的妹妹妹夫取得了联系！

我拉着女儿的手，急切问道：“你爸爸还活着吗？”

女儿眼圈一红 ，哽咽了：“爸爸不在了，已经过世十年啦……”

晴天霹雳！

我“哇”地一声，大哭了起来，那撕心裂肺的痛啊，直钻我的心尖啊！

怪不得这一年多，女儿有意无意会和我说：“妈，那么多年联系不上，要是爸爸不在了？”

每次女儿这样说，都被我骂回去，希纯怎么会不在，我都还活得好好的。

他们看我这样，一直不敢说实话，这次是瞒不住了才不得不告诉我，因为妹妹一家要回大陆探亲了。

我这一辈子的希望忽然就破灭了，眼泪止不住地流，坐着想哭，躺着想哭，说话也想哭。

我成天对着希纯的照片说话，希纯啊，你忘了我们当初的诺言了吗？分别时，我们说得好好的呀，我们要等着团圆的这一天，我们一定会重逢的。

希纯在台湾时的照片

你怎么就这么狠心地撇下我，你一个人奔赴黄泉了呢？分别时，我们不是说得好好的吗？我实在是想不通啊！

我白天对着照片哭，晚上抱着枕头哭，哭湿了半边枕头。

我哭了一个多月，真是眼泪都哭干了。

两个女儿看着我着急，大女儿生病住院要做手术，二女儿让我不能再哭了，再哭大女儿的病好不了。

我只能含住眼泪，可心里还是痛呀。

希纯73年给我来的信，77年去世，这四年间，要是我们能早点联系上，他可能就不会走那么早，也不会走那么孤独了。

我当时真是心如死灰，就连基督在我心里也有点淡了。

妹妹回来后，我们更是说不完的话，流不完的泪，我想知道希纯在台湾的一切情况。知道越多，我心里越难受。

希纯在金门炮击的时候，就震聋了耳朵，早早从部队退役，在高雄开了一间诊所。

希纯是好人，开了诊所也注定不会发财。有病人来，能给钱，他就收点钱；没钱的病人来看病，哪怕给点米，拿几个鸡蛋，他也会给人家看病。

他和我妹妹、妹夫住得不远，两家人相互照顾。因为妹妹的二女儿长得像我，希纯就认这个姨侄女为自己的女儿，视如己出。

希纯在台湾也爱打牌，只是牌技不好，十打九输。我知道他玩牌不是要赢，只是想分散一下心事，和我一个样。

希纯那么优秀，那么乐观，走到哪里都会有女医生、女护士喜欢的。妹妹也希望他能成个家，但他没有再娶，和我一样，天天盼着团聚。

我什么都想到了，就是没想到他离我先去了。

1991年，女儿替我办完了各种手续，我从香港转机飞到高雄，终于可以去见希纯了。

那天，天气阴沉，妹妹一家陪伴我去见希纯，希纯的墓地在市郊的一座陵园。墓地被成荫的绿树掩映，青幽幽静悄悄。

我恍恍惚惚，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朦胧中好像觉得希纯就在前面向我招手，示意我快过去。我三步并作两步，抽噎着，踉踉跄跄，奔到了希纯的墓地前。

坟头青草依依，树木葱茏，陪伴希纯的只有蓝天白云，孤帆远影。我轻轻地抚摸着希纯的墓碑，悲从心涌。

妹妹、妹夫陪我去看希纯

希纯虽然与我只有9年的婚姻生活，但他在大陆的那段日子，与我和孩子们度过了甜蜜幸福的家庭生活。

希纯爱好文艺，会耍狮子，舞龙灯，吹拉弹唱样样行，尤其喜欢拉京胡。家里的艺术氛围很浓，茶余饭后，他拉京胡，我唱京剧，两个女儿一边嬉戏，一边当我们的小观众，一家人其乐融融。

这一切，仿佛就在昨天。而现在岁月留给我的是无限的悲怆，满腹的心酸。

我们之前有一张军装的结婚照，我的被我一把火烧掉了。我原来以为希纯会保留下来，可在他的遗物中，我也没有找到那张照片。

遗物中泛黄的军官证、退役证、开诊所的行医证，上面有希纯不同时期的单人照，孤零零的一个人。

我再苦还有两个女儿，希纯什么也没有，一个人飘在孤岛。

大女儿的秉性很像她父亲，说话办事就和希纯一样，待人体贴，善解人意，从来都是依着我顺从我。二女儿脾气像我，娘女有时为点小事拧着劲儿，可二女婿总是偏袒我，待我比亲娘老子还要亲。

很多时候，我都觉得他们是希纯的化身，是希纯让来照顾我的。

这些儿女之福，我曾准备要和希纯一起享，可是，再也没有机会了。

我从台湾回来后，就写了一份遗嘱，放在随身带的小钱夹里，交代女儿后事一切要从简，然后把我骨灰洒进大海。

或许随着海流，我可以去到希纯的身边，和他团聚，永远不分离。

可一晃，我写的遗嘱已经泛黄，我又活过几十年，成了市里的百岁老人，成了志愿者关爱的抗战女兵。

志愿者们来看我

有时我会梦见，我们一家人在开家庭音乐会，希纯拉京胡，大女儿唱京剧，二女儿唱歌剧，我在一旁只顾乐呵拍手。

希纯和女儿起哄，要我也起来唱，于是我走到他们中间，唱起那段熟悉的唱词：

“杨延辉有一日愁眉开展......”

而最近有段时间，我常梦见希纯，他熟悉的眼睛凝视着我，他总是不说话，但似乎又听到他在说：“淑啊，你一个人把孩子们拉扯大了，你受苦啦。”

一觉醒来，枕巾打湿了。

不知道这是伤心的泪，还是欣喜的泪，我很久没有这么流泪了。

希纯，是不是我们快要在另一个世界见面了呢？

2022年1月3日，陈淑奶奶辞世，享年102岁。

遵照她的遗嘱，后事一切从简。

躺着花丛中的她，面容安详，如熟睡一般，73年，她和她的希纯终于团聚了。

奶奶生前居住的老屋，一尘不染，我和她的两个女儿在那聊了一下午。

她的遭遇，她的青春，她的爱恋，她的坚韧和信念……

那是她的人生，也是一代女人的命运。时代造就了她们，她们展现了自己。

那样的一代人，我想永远不会再有了。因为，历史不会重复。

只是一个女人独立自强的魅力，无论放在哪个年代，放在任何时代背景，都值得我们钦佩赞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