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年初，蒋介石调集六个纵队，向我建立不到三个月的湘鄂川黔根据地发动进攻，这是敌人对我们的第一次“围剿”。敌人为保障其追击我中央红军的侧后安全，企图趁我军在湘西立足未稳，迅速将我军孤立、限制和消灭于湖南、湖北的西部边境地区。

敌人的战略方针基本上还是堡垒主义。在军事上，采取分进合击、严密防堵、攻堵结合的手段；在政治上，一方面对人民群众进行反革命的欺骗宣传，同时收买土匪，加强地主武装，在根据地内部实施破坏；在经济上，进行封锁，断绝我根据地与外界的贸易，禁盐、禁布匹入苏区。

面对敌人的“进攻”，我们积极进行反“围剿”的准备，制定了作战方案。军委在得知湘鄂敌人联合作战的计划后，于2月1日来电， 要求我们“应利用湘鄂敌人指挥上的不统一，与何键部队的疲惫，于敌人离开碉堡前进之时，集中红军主力，选择敌人弱点，不失时机地在运动中各个击破之。总的方针是决战防御，而不是单纯防御；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辅助力量是游击队和群众武装活动”。

军委的提法和过去不大一样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就打电报问中央，中央就把遵义会议决议摘录电告我们，这时我们才知道有个遵义会议。从塔卧撤退前，贺龙、关向应要我在部队中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 通过传达学习，把运动战、游击战提到战略高度上来认识，抛弃了“左”的军事原则。

两军会师之初，我们的战略方向和战斗行动，都是根据敌我实际情况确定，实际上也就是游击战、运动战的方针。《遵义会议决议》收到后，战略思想更明确了，认识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在军事上犯了单纯防御和短促突击的错误；今后战略上要采取积极防御的原则，选择有利时机，集中兵力，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过去那种“搬家”式的行动，避战和不放下包袱不打仗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这样，我们就自觉地为二、六军团争取反“围剿” 的胜利定下了总方针，并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决定利用湖南何键和湖北何成睿、徐源泉两个派系步调不一致，指挥不统一的矛盾，先集中主力打击从湖南方面来的敌人。

3月，我们发现湖南敌人一部由王村向永顺城前进。六军团去迎击，消灭了敌人一个团，取得了反“围剿”的初战胜利。

4月中旬，敌人深入到根据地的中心地区——永顺一带。当时我们的思想很明确，机动灵活，有机会就打，时机不成熟就转移，在内线没有歼敌可能，就转到外线去寻找战机。

队伍从中心区向北走了一天多路，到达桑植县陈家河，发现东面离我们十五里地新到敌人两三个团。这股敌人是来袭击我们，但动作不灵敏，我们认为这个敌人不强，可以打。第二天早上占领阵地，我看了一下，那个阵地对我们很有利。正在这时，敌人向我发起攻击，我们稳住阵地，打退了敌人的第一线兵力。在敌人刚溃下的时候，抓住时机，突然反击，一直打到敌人阵地的纵深，两三个钟头就把敌人一个旅打掉了。

打掉这股敌人，就把情况摸清楚了。驻桑植的敌人是陈耀汉的58师，我们打掉了他一个旅，还有一个旅和一个师部驻在桑植。我估计，桑植的敌人会撤退，因为一个师打掉了一半，剩下的势孤力弱，不会继续控制桑植了。我就同任弼时和贺龙商量，认为桑植城的敌人会向南退往塔卧，以便与那里的敌人靠近或集中。任弼时和贺龙都赞同我的意见，就由我带两个团去截击。

那时，刚打完仗，队伍都散开了，一下子调不拢，我只调齐了49 团和51团，马上出发，走山路，一口气跑了八十多里。走到离桃子溪八里路的地方，发现小河里的水有些浑，就问老百姓。他们说，上游刚有大队人马过去。

我判断是桑植的敌人撤退下来了，立即决定打，虽然不知道他们有多少，但估计最多是一个旅加一个师直属部。他们刚到，而我们是从距桃子溪八十多里的陈家河赶来的，马上打，正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在离桃子溪八里的岔路上，把两个团展开，一下子冲到敌人的师直属队和前卫团。敌人措手不及，很快就溃败了，残部退到后山。我军乘胜继续攻击，一直打到晚上八九点钟，把陈耀汉的师部和另一个旅也歼灭了。这一仗，战术上是以稍劣势的兵力击破优势敌人。以前我们从来没有缴获过炮，这次缴获了两门山炮（日本造的），立即建立了炮兵营。

由于敌58师的覆灭震撼了敌人，各路“围剿”之敌纷纷后撤。这样我们就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并为转入反攻创造了条件。

5月，敌人又增加兵力，集中八十个团对我们进行第二次“围剿”。这时，湖北徐源泉的43师、48师和谢彬的85师都来了。湖南敌人虽不积极，但数量多，三个正规师（一师六个团）加七八个保安团。

我们决定采取东守西攻的方针，在东南对湖南取守势；在西北对湖北、贵州取攻势。从5月起到8月初，三个月内，我们转到湖北靠贵州边界地区和敌人作战。在忠堡战斗中消灭了敌41师师部、师直属队及第121旅和特务营，俘敌中将纵队司令兼师长张振汉；8月初又在板栗园消灭了敌85师，击毙敌师长谢彬。这样就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