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本上，中国文学有一种共同的出厂设置，即“中国”。

随处可见一些生活小妙招，如：不按“出厂设置”使用某种东西，反而更得其宜——有人买来食堂里盛粥盛饭的大桶做洗脚盆，既便宜，又保温，洗完了放水也方便，还不怕食品级的金属伤害皮肤……观之，熟悉而亲切。稍一想，不同的文学也有不同的出厂设置，却也多的是作者不按它们的出厂设置写——且写得很好。最显著者，“词”这一文体。词体的出厂设置是什么？“小词”、“诗余”、“长短句”……

——总之不是用于“言志”或“载道”，娱乐性强，使用场景自不如诗、文那般严肃。

明人王世贞总结得甚好：“词须宛转绵丽，浅至儇俏挟春月烟花，于闺檐内奏之。一语之艳令人魂绝，一字之工令人色飞，乃为贵耳……”（《弇州山人四部稿》）就是词体重“好玩”，一，内容宜轻松；二，应用场景宜放松，以香闺暖阁为最好；三，一字一句，刻意追求工巧上的意外，如文学的玩具——真正的“文玩”。是的，这就是词体的出厂设置。然而，彼王世贞自己，似也不大在乎这一设置。

——“歌起处，斜日半江红。柔绿篙添梅子雨，淡黄衫耐藕丝风，家在五湖东。”

看看这阕《望江南》的天大地大，哪里来的“闺檐”？又哪里来的“宛转”？分明已到达了王国维先生所谓的“不隔”之境，豁然入目，“语语都在眼前”（《人间词话》）。至于苏辛开启的“豪放词”一系，更不须说，更不在词体的出厂设置之内。岂止是词？诗就一直恪守它“兴于《诗》，立于礼”、“不学《诗》，无以言”的出厂设置吗（《论语》）？明清小说即常常以诗装点、渲染或归拢情节……

——文也一样，史也一样，民俗也一样，出厂设置归出厂设置，常也随着人走。

甚至可说，我国全部的文化，乃都有一种显明的“一体性”——忽而以诗入词（北宋词人），忽而以曲入词（元明词人），忽而以诗词曲赋入小说（四大名著），忽而把严肃的史书写成“无韵之离骚”（都知道是谁）……《论语》又是个什么体裁？“智者乐水，仁智乐山”、“一箪食，一瓢饮”、“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是诗吗？《坛经》又是个什么体裁……似有极坚实的东西缀起了这种一体性。

——具体这种东西为何，想必人人都感受得到，待到说出来，角度若有不同而已。

可以是我们一直用着同样的汉语言文字，纵然有兵祸阻隔、六国异文之时，但汉字的根早已刺穿了历史的流沙层；可以是我们早早形成了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且政治、伦理、宗教亦早早地不必区分彼此——投射于文学，则文亦是史，亦是哲，诗亦是词，亦是曲；可以是我们一直以来最主要的生产方式乃都是耕耘，天人谐和，天心即人心，天心与人心，共此心——投射于文学，“一切景语皆情语”……

——太多角度都说得通。根本上，中国文学有一种共同的出厂设置，即“中国”。

【主要参考文献】《论语》，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王国维《人间词话》，张毅《词林观止》等。

写于北京办公室

2024年2月22日星期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