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情况发生变化，徐强认为去商城这条路线已经暴露，必须另走一条路。我们找到一位老乡，请他带我们沿着潢川城外直奔张钫司令部所在地光山，这是敌人决不会想到的。

我们花了10块大洋跟着这位农民沿着潢川城外走向光山，大约下午四五点钟到达。俟带路的农民走后，我们继续慢慢地向前走。傍晚时，找到一家小客栈，住了下来。半夜有军人来查夜， 徐强告诉他们因为妻子发病，要带她就医，查夜的看了一下，也就走了。

天亮后，我们再经光山走向信阳火车站，走了一天，才到达车站。准备购买赴开封的火车票，但好像还差一块钱，原想把身上的一支钢笔折成一块钱。当我将二十块钱交给售票员时，却不料她除给我两张火车票外，还找给我一块多钱，后来我才知道夜车要比白天的便宜一些。

当晚我们坐上火车，第二天到达开封，当时我们因情况不明，不敢随便乱走，就在一间空屋里暂时休息。这是一间老百姓在这里磨麦子、小米、高粱的地方。歇了一会儿，徐强要我去朱升谦家了解一下情况。朱升谦是浙江人，此人思想进步，是惠东升的好朋友。惠的儿子由惠妻嫂嫂带着，和勤务兵朱某都在朱家。

不料，我刚走到朱家门口，碰上了勤务兵朱某，他见到我时，很惊讶地说：“你怎么来了？”他告诉我：“原来在惠公馆巷口的黄包车夫都被派出去到处找你们，你赶快走吧。”并说：“明天上午十时左右你再来，我给你一些衣服和钱。”说罢，他转身进了屋里。

我见状赶快离开，回到磨坊时，见屋内空无一人。老徐为了预防万一，离开了那间磨房，在斜对面蹲着，好像在休息。他看到我时，见后面没有人跟踪，装作偶而遇到我似的，走了过来。我们走到一个墙角落里说了朱家的情况后，便一前一后地走了一段路，在一个小摊上吃了一碗苞米粥和只烧饼，吃完走到一个人少而静的地方，商量怎么办？为防止出意外，决定明天不再去朱家。

傍晚时，徐强带我去找惠东升的朋友王子清，他是河南省绥靖公署的高级谘议，平日同情我们。估计惠的事情他也知道，而且他不会出卖我们，准备去他那里，借钱回上海。加上他的住处，又在刘峙的绥靖公署对面，不会引人注意，反而好。

就这样，大约在下午五六点钟光景，天快黑而又未黑时，去了他家。敲门进去，徐强自报姓名，并说明是惠东升的朋友，要求见王子清先生。不一会儿出来一位年青人，自称是王子清的弟弟，他说：“家兄不在家，有什么事情尽管对我说好了，我会帮助办理的。”

徐强提出借钱回上海的路费，同时提出借宿一夜，他都答应了，并带我们到厨房里去用餐。厨房很大，

桌子饭茶都准备好了，我们用过餐后，正在休息，王子清的弟弟拿来了两张赴上海的火车票，是明天清晨的，另外又拿出二十块钱给我们，并在厨房旁边一间房间，临时搭了一张床，让我们赶快休息，明晨设法送我们走。其实两天来确实很累，但我们一直惦念着其他同志的安危，心神极不安定，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恨不得一步能飞到上海，向组织汇报。

第二天一早，我们用完早餐后，外面下着大雨，想不到昨天天气晴朗，充满阳光，今天竟下着倾盆大雨，对我们来说，还是很有利的。王子清的弟弟叫了两辆黄包车，预付了车钱。因为雨大，上了车后，车夫用油布将车子围起来，一直送到车站。由于下雨，行人中许多人拿伞，有人把油布披在身上，手里拿着大小包袱。我们跟随着人群一起上了火车，我们按照原来商量好的，彼此分开坐，装成不认识，如果发生问题，那么只逮捕一个人，另一人可以回上海向组织汇报。

火车沿着陇海铁路，到了徐州转车。我们坐上京沪线的火车时，徐强才同我讲话。到达上海后，我回到家中，徐强与组织联系。

徐强写信到联络点，很快接上关系。党中央派秘书长李竹声与徐强会面。他代表党中央除对获取的第四次“围剿”红军的计划等重要情报加以口头表扬外，并告诉徐强，惠东升出事后，梅治超怕出事，请老傅到司令部，送了他数十块大洋，要他赶快离开。所以老傅比我们早到上海。在许昌学兵营工作的李文德和陈家兴因为生活不习惯，在学兵营工作不久已回到上海。至于学兵营工作的徐振甲和老王情况不明。

几个月后，朱升谦来到上海，见了冯三昧，因为是朋友，他把河南发生的情况一一向冯谈了。原来河南省的党组织派人在许昌学兵营开展工作时，有一人叛变，向国民党告密，因此学兵营中的中共地方组织全部被破坏，牵连到惠东升这个营长，认为他勾结共产党，惠东升连同徐振甲和老王一齐被捕。徐振甲和老王被活埋。刘峙与惠东升关系好，一直想救他，但由于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的电示：“就地枪决”，刘没有办法。行刑前，先请医生给惠打了一针，然后枪毙，以减少痛苦。惠妻已怀孕，释放回家，不久生一子后，回到浙江老家。又谈及惠妻在潢川北门外被叫回光山司令部，当他们得知老徐等二人向商城方向走的，立即派出马队追赶，因我们改走了另外一条路，他们当然一无所获。

我在河南的军事情报工作中担任机要的时间不长，但印象十分深刻，几十年过去了，仍记忆犹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