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克念
1916年九十月间，是黎段“蜜月期”的高潮，也意味着段祺瑞对黎元洪的容忍退让达到了极限。段祺瑞此后，对黎元洪越来越缺乏容忍之心，其原因当然非常复杂，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其既是盟友又是劲敌的冯国璋，已经不成其为对手了。
总统和总理对待张勋的态度很不相同，总统严肃，总理和缓；段祺瑞自身的态度也很不相同，私下姿态严肃，公开姿态和缓。段祺瑞这样做，还是不愿彻底得罪张勋。
按照七月份新颁布的任命，倪嗣冲不再督理安徽军务，转任省长，而张勋则接任督军。那么，倪应该去安徽省会安庆，而张勋则应该去军队驻地蚌埠。
然而，张勋仍然驻扎在徐州。这下冯国璋不乐意了——徐州是江苏北部最重要的交通枢纽，张勋在此，隐然割据，这相当于从他江苏督军身上割一块肉了。
而张勋也振振有词：自己还兼着长江巡阅使，这是可类比前清两江总督的职务，理论上能统辖苏皖两省，开府徐州完全合情合理。这时，段祺瑞就采取两不得罪的方法，能拖则拖。冯急了，就去逼张；张急了，又去劝冯。
这样，纠缠了一阵子，也到了国会该选举副总统的时候了。若冯国璋能够当选，那么，段祺瑞所有的政治压力，就烟消云散了。
袁世凯于1916年六月初去世后，国务总理段祺瑞和继任大总统黎元洪在张国淦的协调折冲下，紧密团结，诚心合作，于七月初提出了一大批名单，其中包括各省各地的军政、民政负责人，也包括除段祺瑞外的其他八名内阁成员——他们正式的官衔应该叫“国务员”。
按照《临时约法》，国务员的任命，应该得到国会的同意。八月初，民二国会复会，参众两院议员开始议事。到九月初国会追认批准。
对此最气愤的是两人，梁启超和张勋。梁启超当时在野之身，却是中国第二大党保皇党/进步党/研究系的精神领袖。这批国务员中，只有范源濂算是进步党；孙洪伊也算，只是现在已经“叛变”，极度倾向国民党了。
不过，梁启超的兴趣大部分还在于西南六省权力重组时进步党人能够占有多少比重。因此内阁布局如何还不太在意。他要到1917年春才彻底绝望，转而投靠段祺瑞，这是后话。
张勋何止对一份内阁名单看不惯？他是事事不如意，到处找出气孔而已。民初，尤其是袁世凯当政时期，对意图复辟清室的宗社党，打击得非常严厉，如果发现军队中有宗社党分子，基本上是集体枪决。然而，最大的宗社党就在军队里，而且还是长江巡阅使兼安徽督军。这位最大的“逆贼”，就是驻军徐州的张勋。
由于袁世凯对于张勋有二十年栽培之恩，因此前者活着的时候，后者不敢造次。等袁氏去世，张勋再无管束，其野心的膨胀，也就一天胜似一天了。
1.
当时掌权的北洋系，其宗主袁世凯去世后，已隐然分成两派：在中枢主政的段祺瑞，和代表北军出镇东南的冯国璋。在这二公面前，张勋照说没什么地位——他宣统元年才做到提督。不过，在1916年，他的官衔却要比冯国璋高那么半级。
军衔来说，张冯二人都是上将军；官位来说，也都是督军。但张勋还有一个兼差，那就是长江巡阅使。为什么他的官位会比冯国璋高一点呢？要了解这其中的蹊跷，先要明白清代的东南舆地。
清初对于明代的南直隶和凤阳巡抚辖区合并，称为江南省，省会江宁府（南京）。后该省一分为二，因西部有安庆、徽州二府，称安徽省；东部有江宁、苏州二府，称江苏省。
清初，设两江总督，总领江左江右军政民政，“两江”是江南和江西，前者又拆分为江苏和安徽。安徽巡抚固然是管理安徽全境，那么江苏又是谁来管理呢？
需要说明的是，管理南京和苏中苏北（即“江淮扬徐海通等处”）具体事务的官员，是驻于南京的江宁布政使，而不是驻于苏州的江苏布政使（全称“江南苏松常镇太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后者只能管理如今的苏锡常镇和上海。
驻于南京的两江总督名义上是管理如今苏沪皖赣的最高官员，其实他的地盘就是现在的苏中苏北和南京，其副手是江宁布政使。而驻于苏州的江苏巡抚，名义上能够管辖江苏全境，但事实上只能管理如今的苏锡常镇和上海。其副手是江苏布政使。
清廷为何把如今的沪苏皖地区的行政架构搞得如此重床叠架？最大的原因是晚明时期这一地区，尤其是苏松二府文化发达、经济繁荣，既有反抗意愿，也有反抗实力，不太可能被北方力量征服。
如今民国建立，但沪苏皖地区仍是革命派的大本营，即使是立宪派，苏南的那帮人也非常同情支持革命。
二次革命后，袁世凯一方面派最得力的亲信冯国璋任督理江苏军务的上将军，驻地南京，代表北洋系控制长江下游；一方面又派自己的嫡系倪嗣冲任督理安徽军务的将军，驻地蚌埠，控制津浦线这一交通要道。
按照惯例，需要有个统管沪苏皖的角色，类似前清“两江总督”。照说，无论资历辈分，这一职务都应该给冯国璋，然而袁世凯却选择了张勋，给予的名义是“长江巡阅使”，驻地徐州。
这可能是因为，冯国璋同革命党关系一直比较怀柔，因此袁氏宁可用“对敌斗争比较坚决”的张勋。而且冯张倪三人既无历史关系，现实关系又很平常，可以防止他们互相勾结。
2.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和段祺瑞经密商，改倪嗣冲为安徽省长，他留下的安徽督军的位子给张勋。这显然有削弱张勋实力的用意。张勋当然心知肚明，虽然不予拒绝，但就是不离开徐州。
他不去蚌埠接班，倪嗣冲也就不敢轻离驻地去安庆接任省长。拖着不是办法。张勋也知道，他再不搞点事，不去闹一闹，自己的政治地位和军事地位，慢慢就没有了。
张勋为人并不拉帮结派。他目无余子，除了袁世凯，对北洋系其他高级将领都很冷淡。然后，为了他的“复国”大计，也为了自己政治名声的上升，他必须要成为领袖人物。
袁世凯去世前夕，全国的军政局面已经是一片混乱。为了确定今后北京政府的出路，也为了明确北洋系的集体利益到底是什么，冯国璋在南京召集了还算效忠北京的一些地方军政主官集体商议。
会议并没有结果。一些心怀不满的将军们于是受张勋邀请，再次集会于其驻地徐州。时人称这些会议参加者为“督军团”。据说他们还组成了小团体“省区联合会”，但在公开场合，无论张勋还是参会者，都竭力否认这一点。
当时，正好袁世凯去世，因此，与会者按照张勋的口径，给中央政府的接班人——也就是黎元洪和段祺瑞——提出了一些政治要求。这些要求并不过分，甚至合情合理。
然而，居上位者，尤其是那些已经做到总统总理高位的领袖们，绝不可能喜欢有人对他们指手画脚，还搞了个小团体指手画脚。不过，当时黎段二公对这些行为还是能容忍的，因为，这些督军很难就某些重要问题达成真正共识。
要说公约数，这些督军的政治立场差别不大。他们大多仇视国民党，蔑视进步党，漠视冯国璋，轻视黎元洪，平视段祺瑞，仰视袁世凯。但论到具体问题，个个小算盘打得噼啪响。段祺瑞毕竟是北洋元老，也是北洋系的核心根脉皖系的掌舵人。
论到实力，段祺瑞虽然既没有根据地又没有基本部队，但门生故吏遍天下，他发出的命令，还没人敢于违抗。而且，他是现任的国务总理兼陆军部长，这些督军的官帽和部下的编制、员额、粮饷，都在他手里攥着呢。
因此，这些督军开起会来叽叽喳喳，一个比一个义愤填膺，恨不得立马操刀子奔赴京城杀了那些“暴乱分子”（北洋系军头对于国民党政客的蔑称）。但张勋正儿八经地提出一些议案，他们要么默不作声，要么顾左右而言他，总是达不成协议。
督军团在六月初就形成了。但张勋看着内阁名单公布，看着全国督军、省长的人选确定，看着民二国会恢复，他仇视的国民党议员一个个重返政治舞台，心里气愤难当，却又无能为力。
正好，此时的上海，破获了一桩贩毒案。
3.
辛亥革命后的上海租界，虽然尚未推行烟土（鸦片）公卖制度，但已经严厉禁绝收容烟民吸食鸦片的任何场所，以及开始打击对于任何毒品的贩运。就在此时，1916年八月初，海关在一条邮轮上的行李中，检查出了大批烟土。
这条船来自香港，而行李属于一位叫孙世奇的云南人。被捕后他招供，他是一名叫张耀曾的高官的随从。显然，这些鸦片也是张耀曾的。
张耀曾是大理人，老革命党，清末在东京就参加了同盟会，一直负责针对其家乡云南的反清宣传。民国成立后，他任临时参议员和国会众议员，参与了一系列基本法和法律的起草工作。
袁世凯死后，继任大总统黎元洪提名他为段祺瑞内阁的司法总长。此时，他正好从云南到上海，准备去北京履新。因为这案子，行程就耽搁了下来。
没几天，租界当局就查清楚了，这位孙世奇和张耀曾并无关系，他的老板叫唐继禹——听名字就知道，此人是云南督军唐继尧的族弟，当时为云南管理财政。
到底是不是唐继禹让孙世奇贩毒的，这已经无法证明，但可以确定的是，张耀曾是清白的。因此他恢复中断的行程，继续北上，于8月25日抵达北京。
五天以后，国会通过追认案，批准他为段祺瑞内阁的司法部长。
这时，张勋出手了。
他自己心里厌恶每一位国民党政客和议员。他知道他的督军朋友们也同样厌恶，但因为考虑政治大局，不便发声。现在，终于来机会了——既然国会同意了任命，那么，连这个国会也可以一并攻击了：
“张耀曾贩土营私，丧权辱国。国务院为一国最高行政机关，岂容有此败类厕足其间？”
然后他声明：“勋敢代表大多数之国民曰，此等阁员，此等议院，我辈国民断难承认。”
过了十天，见政坛没什么动静他又发了份通电，骂得更正义凛然了：“政府隐忍而不言，国会盲从而通过”。其实段祺瑞怎么可能“隐忍而不言”，第一份通电刚刚出来，他就劝告张勋别再干涉内阁人事，也别对国会指指点点。张勋回答说，他这是“监督国会”。
张勋的电文主要在挑拨各省司法机关同司法部的关系：
“国会为立法之地，总长为执法之人。法若不行，何以服众。自兹以后，勋等何能再以禁烟法律强令国民，惟有任其自种自运自吸，不过问而已。勋等料各省法庭引为奇耻，忍无可忍，必有与法部断绝关系之一日。”
张勋还号召，张耀曾于此案为嫌犯之一，“无论有罪无罪，均应停职付诸法庭”，然后又抛出撒手锏：
“如以勋等所言为是，请即日罢斥司法总长张耀曾，即交法庭公开审判，以谢天下；如以张耀曾所行为是，即请立罢勋等之职，以谢张耀曾。倘政府仍有为难，即请将勋等与张耀曾一律罢斥，以平其气。”
张勋一贯以辞职为要挟。两个月前，他刚被任命为安徽督军的时候，冯国璋非常高兴，暗示段祺瑞：张勋既然督理安徽军务，就理应去蚌埠上任，就不要在我的辖区江苏驻军了。
没想到张勋一听这个消息，立即向段祺瑞上书辞职。一旦辞职，他的“辫子军”必然会发生兵变。才当上总理的段祺瑞当然不愿意多生是非，只能安慰冯国璋暂时忍耐，从长计议。
但是，张耀曾不愿忍耐。一个老革命党，怎能容忍被张勋如此污蔑辱骂？他当下就向总统总理递上了辞呈。
4.
张勋的复辟梦想，可谓尽人皆知。因此，当袁世凯刚刚去世，北洋系督军（当时还叫“将军”）们在张氏大本营徐州第一次集会的时候，无论政界军界知识界，还是普通百姓中，都在传言：张勋要造反了。
张勋当然想造反，尤其在恩公袁世凯去世后，其政治伦理和个人道德上已经没有任何羁绊。但是，他的“辫子军”再强大，也无力挑战段祺瑞、冯国璋的联手镇压。
因此，在6月9日的会议上，张勋提出的十条政纲非常小心地回避了意识形态上的战略要求，仅仅在具体办法上说了点建议，非常务实可行，但也显不出自己有多么睿智干练。
然而，其中的一句话得罪了所有人：“绝对抵制迭次倡乱一般暴烈分子参预政权。”
什么是“暴烈分子”呢？从字面上来讲，是指革命党/同盟会/国民党系统的成员。清末孙文刚刚起事的时候，清廷对其正式称呼是“革党”，蔑称“革匪”。
然而，随着“革命”这个词语的正面意义越来越大，清廷及北洋系就随之改口，又蔑称孙文门徒为“暴烈党”，稍为中性的称呼为“党人”。
至于对孙文、黄兴等共和革命的元勋，则称之为“革命伟人”，简称“伟人”。随着“二次革命”后党人退出主流政坛，“伟人”一词越来越具有强烈的嘲讽意味。
对于北洋系的军政高官而言，指责革命党人可谓最安全稳妥的政治姿态，反正在民国前双方就互相厮杀。甚至连非北洋系的军头陆荣廷、陈宧等人，手上也沾满了孙文门徒的鲜血。然而，1916年六月初，说这话可谓时机不对。
何谓“倡乱”？那就是造反，但站在另一立场看，就是“起义”。自去年底为反抗帝制，为四万万国民争人格，在梁启超的策划下，蔡锷慨然从昆明起兵，率三四千护国军在四川力敌数万北军。仅此一点，蔡锷都是一位不世出的大英雄。
川黔鏖战的军事意义并不大，但是，在鲜血和正义的号召下，各地纷纷倒戈，其政治意义令人感佩。
最先是梁启超系统的贵州刘显世；其次是各省不属于北洋系但忠于袁世凯的军事实力派，比如广西陆荣廷，广东龙济光；继而是那些属于北洋旁系又忠于袁世凯的将军们，比如四川陈宧，湖南汤芗铭。
等督理山东军务的泰武将军靳云鹏也通电反对帝制的时候，全国人民都知道，袁世凯大势已去，接下来要讨论的，只是给他个什么结局而已。
靳云鹏从十八岁投军开始，一辈子没离开过北洋系，一直在袁世凯麾下步步高升。连他也参与、至少是赞同“倡乱”，可见袁政权已经濒临崩溃了。
所以，张勋发出通电指责“倡乱”，到底在指责谁？
——是在指责大总统黎元洪背后的国民党，还是在指责枕戈待旦的西南系军事实力派及其背后的梁启超和进步党，抑或在指责靳云鹏背后的恩师段祺瑞？
一句话得罪了所有人。因此，所有人都开始攻击他。
5.
张勋一夜之间发现所有人都在劈头盖脸地骂他，才知道惹了大麻烦。至少，他先要撇清“复辟”的流言。于是，在第一次徐州会议的第二天，张勋又发了一份通电，其中先解释了立场：
“勋在前清受恩深重，而袁大总统二十年知遇之感，尤非恒泛，故居常每对人言，君恩不可忘，知遇之感不可负，第此纯系私感。”
然后又表明了态度：
“至大势所趋，则勋素以国家为重，万不肯以一毫私见属于其间，今者国家多故，变出无常，适勋邀集各省代表在徐集会，并有谣传谓勋主张复辟，实无其事。”
作为政治领袖，一定要有明确而强烈的政治主张。张勋索性揭竿而起，也来“倡乱”一下，公然进京勤王复辟大清，即使失败，无非战死沙场，倒也是一条顶天立地的汉子。
然而，他不敢。因此，后世都赞扬他忠义双全，说什么“千载凛然见生死，九庙于今有死臣”云云，未必如此。
大清之亡，不在于失德失政，而在于没有那种绝境中也敢挑战强梁，同滔天权势鏖战至死的英雄豪杰。梁启超有蔡锷，孙文有蒋中正。而大清，只有张勋。
成小事，看机巧智谋；成大事，看刚毅勇猛。以成大事的作风做小事，即是愚拙；以成小事的心态做大事，则为投机。前者不失为君子，后者诚然是小人。
因此，今天我们可以给张勋下历史结论了：一个小人。
而且，仅就战略上来说，张勋如此大张旗鼓召集徐州会议，也犯了政坛大忌。先别说原本就不在北洋系眼中的黎元洪和梁启超，张氏如此急切地表明政治态度，若不是得到北洋系当家人段祺瑞的首肯，那就是隐然的叛逆。事实上，张勋并没有得到段祺瑞的首肯。
有一个未经证实的传说：袁世凯刚刚去世，张勋就试探性地致电内阁负责人兼陆军总长段祺瑞，说要不要我率领五千精兵北上，来保卫京兆的安全？据说段祺瑞的回电只有六个字：“你若来，我就打。”
此事未必真实，但政治流言的散播，有时候会透露出某些人际关系和个人心态的真相。所以，传说还是事实都已经显示出，张勋无论以什么名义、什么团体来反对国民党这些“暴烈分子”，而反映出的真相，就是他同中央政权的关系，已经剑拔弩张。
6.
国会通过了对段祺瑞内阁的同意案的第二天，张勋即开始攻击刚上任的司法总长张耀曾“贩土营私，丧权辱国”。这显然是一条一石四鸟的妙计。
第一个目的当然是攻击国民党。张氏是老革命党，又是代表同盟会的第一批临时参议员和国会众议员，如今刚当上总长，一定要杀一下他的威风。
第二个目的，当然是对大总统黎元洪打脸。张氏的黎总统亲自提名的国务员，也就是说，黎元洪是张耀曾的后台，国民党是黎元洪的后台，张勋一脚踢了两个人。
第三第四个目的，在通电中张勋就说清楚了。他说道：“此等阁员，此等议院，我辈国民断难承认。”表面看了，是不承认通过此名单的议院，也就是民二国会，这也没什么，反正北洋系军人没人对议会制度有好感。
但这句话还攻击了段祺瑞。因为段祺瑞是国务总理，在理论上，这些阁员都是他选择、至少是他同意的。不承认“此等阁员”，看来也就不承认此等总理了。
黎元洪和段祺瑞，尤其是后者清楚张勋一贯卖直取忠。先让他发发牢骚出出气。
张勋攻击张耀曾的第一份通电发出后，等了十天没反应，又发了第二份。这次，基本内容还是那些绕来绕去的车轱辘话，但有句话让人震动了一下：
“坐衣冠于涂炭，勋等所不屑为；甘缄默以终身，勋等所不忍出。敢援匹夫有责之义，不辞武人干政之嫌。期在必行，伫候明训。”
重点是这句：“不辞武人干政之嫌”——那就是明确表示，我张勋这个武人，一定要干政了！这是张勋第一次明确地透露出政治野心。然而，身为他直接上司的段祺瑞，依然保持缄默。（在体制上，各省督军属于陆军部领导，而段祺瑞兼任陆军总长。）
但是，张耀曾再也忍不住了。见到这份通电的当天，也就是9月13日，他辞职了。在辞呈中，他愤然说道，自己“无罪可言，无责可负”，并认为，“张勋目无中央，威逼政府，请严加惩治以安国本”。
这当然不是辞职信，而是自辩状。总统总理立即非常识趣地慰留。二公也不是假客气。黎元洪安慰他“不必计较”；段祺瑞非常诚恳地劝他“见怪不怪其怪自败”。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7.
然而，只过了一周，张勋又组织了规模更大的第二次徐州会议。看看同意参会的被邀请者的阵容就知道了：
山东督军张怀芝、第五师长张树元、奉天督军张作霖、吉林督军孟恩远、黑龙江督军毕桂芳、江苏督军冯国璋、河南督军赵倜、湖北督军王占元、江西督军李纯、福建督军李厚基、直隶督军曹锟、直隶省长朱家宝、淞沪护军使杨善德、副使卢永祥、第七师长张敬尧、兖州镇守使施从滨、两广矿务督办龙济光、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北京步军统领江朝宗。
我们细细分析这份名单，就会发现问题很大。
自袁世凯死后，张作霖也像张勋一样，去掉了额头的紧箍咒。他的战略意图便是兼并东三省。因此，奉天、吉林、黑省这三位东北督军合纵连横，根本管不到关内的事务。因此，这三位忽略不计。
至于首都的步军统领和警察总监，直接受段祺瑞指挥，并不敢对时局有什么主张。张怀芝、张树元，山东的“巡抚”和“提督”，也直接听命中央。省长之类的文官也同样应该忽略不计。
至于什么镇守使、护军使，仅相当于前清总兵，地位比督抚差了一大截，也可忽略不计。福建督军一向实力萎弱，龙济光在海南岛形同流放，也都可以忽略不计。
那么，这张名单中真正重要的人就显现出来了：江苏督军冯国璋、湖北督军王占元、江西督军李纯、直隶督军曹锟、河南督军赵倜、第七师师长张敬尧。
前三位，人称“长江三督”，无论何种角度看都属于直系小团体中的核心成员。其实，当时所谓的“直系”还没真正成型，但冯国璋在长江下游的宗主地位，已不可撼动。后三位，原本都是忠诚于袁世凯的勇猛战将，如今是握有强大实力的“自由人”，他们偏袒哪一方，哪一方的胜算就大为增加。
而且，有意思的是，这六位同段祺瑞的关系都不过如此。看来，无论是邀请者还是被邀者，都有很叵测深奥的心思。但是，为了避免“军人干政”的嫌疑，也为了保持同名声一直不太好的张勋的关系，这些督军们都没有亲自前来，仅仅派来了使者。
只有安徽省长倪嗣冲从驻地蚌埠匆匆赶来。当然，蚌埠离徐州太近了，他不亲身前来，似乎有点说过不去。而且，省长同督军，虽然没有隶属关系，但终究像前清的巡抚和布政使一样，政治上有上下级之分。
但，似乎还有别样的原因。倪嗣冲对袁世凯极为忠心，他刚开始督理安徽军务，就奉后者密令监视近在咫尺的张勋。袁氏去世后，中央任张勋为督军，自己降了一格任省长。
开始，倪嗣冲心里很不高兴，觉得官职被贬，后来想明白了——被贬的其实是张勋，从总督降为巡抚。这证明，张勋已经失去了中央的信任。
而且现在冯国璋虽然是实质上的“两江总督”，但当时有传言他要竞选副总统，说不定随时就像当年的黎元洪一样，回到中央。
——万一张勋、冯国璋都去职，那，自己不就是“两江总督兼安徽巡抚”了吗？
倪嗣冲还真不是白日梦。一年后，张勋复辟被敉平后，冯国璋北上任代总统。倪嗣冲还真做到了长江巡阅使兼安徽督军，即民国版的“两江总督兼安徽巡抚”，成为皖系插入直系地盘长江下游区域的一颗钉子。这是后话。
8.
第二次徐州会议举行的时间是九月下旬，可能是21—25日，参加者除张勋本人及安徽省长倪嗣冲外，其余受邀者都只派来了代表。
由于这次会议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导致参加者纷纷否认会议的基本内容。而督军们的反对派则添油加醋，将会议的议程和内容加以渲染，似乎张勋已经同督军们形成谋反。
但事实上，谁反谁？当时北洋系内部还算团结，还不可能起内讧。至于如何对付国民党和进步党，北洋系领袖段祺瑞和冯国璋自有打算，也轮不到张勋和这些督军来多嘴。
而且，从事后的个人发展情况来看，这次派代表参加徐州会议的督军们，大多既不擅长政争，本身对政治也不感兴趣。
这次会议，据说形成了很多决议。关于组织化的有两个。一是成立了所谓的“省区联合会”，一是为这个被后人称为“督军团”的小组织设立了章程。该章程有十二条，其中最重要的是前五条：
一、本团体以联络国防、巩固势力、拥护中央为宗旨；
二、本团体为防止暴动分子私揽政权而设。国会开幕后，如有借故扰乱与各省区为难者，本团体得开会集议为一致之行动，联合公讨之；
三、本团体为维护国家安宁起见，如不得已用兵时，关于联合区域作战事宜，得公推领袖一人总指挥之；
四、本团体对于所公推之领袖，认为盟主，凡事经开会公决后，即由领袖通告遵行；
五、本团体推张（勋）上将军为领袖，遇有重要事体发生，应行主持争执。其不及往返电商者，经由张上将军代为列名，但事后应将原电事由电告。
说句实话，说句公平的实话，这份章程，非常像是督军们的敌人（可能就是国民党）所伪造的。
首先，词义过于啰嗦，明明可以用两句话说清楚的，竟然用了两百字之多。
其次，章程中绝不可能出现类似“如不得已用兵时”的字眼。须知，督军们私自称兵，即是叛逆，而再有叛逆心思的督军，也不可能公然留下自己要“不得已用兵”的字句。
其三，张勋凭什么成为“领袖”和“盟主”？张勋此人，练兵带兵的水平都很普通，也没见培养过什么人才，不像段祺瑞是组练新军的鼻祖，门生故吏遍天下。
就说实战吧，同样是辛亥革命时期对阵革命军，冯国璋在汉口势如破竹，他却在南京被打得魂飞魄散。所以，他除了年纪大一点，还有什么优势和魅力使得督军们尊其为首领？
至于其他会议内容，流言中愈加神乎其神。
比如，传说倪嗣冲在22日的会议上首先发言，认为仅仅制定章程而不采取行动是不够的，因此建议解散国会，废止旧《约法》，罢免西南派唐绍仪、孙洪伊、谷钟秀、陈锦涛、张耀曾五总长，并将此项决议通告北京政府，限于三日内答复。
这条消息却不像是伪造的。
9.
倪嗣冲私下很可能像其他督军一样，非常厌恶以民元约法和民二国会为标志的民国法统。然而，若要公开废止，必然会引起同西南系的战争——护国战争的起因不正在此吗？
但是，倪嗣冲倒是不会惧怕战火重启，他统领的“安武军”本身就是一支百战百胜的劲旅。护国军起兵后，倪嗣冲主动请缨，令胞弟皖北镇守使倪毓棻为行营司令，率领安武军出征湖南。
当然，在场的其他督军代表不可能像他那么孟浪。不过，解散国会废除约法固然不可能，罢免几位总长，倒是可以试试。其实，这次会议最主要的目标就是这个。相信许多督军都会这样想：尤其是唐绍仪这个北洋系公认的“叛徒”，一定不能让他当上外交总长。
唐绍仪一生的富贵，都同袁世凯息息相关。他比袁世凯小三岁，二十四岁即担任清廷驻朝鲜大臣袁世凯的秘书和随员，然后随着后者的步步高升而步步高升。唐氏一身富贵，完全赖袁氏提携。照说，唐氏应该对袁世凯忠心效命才对。
但是，在北洋系军人眼中，唐绍仪并没有如此。
比如辛亥革命中的南北和谈，唐绍仪作为北方代表，就过于倾向南方，以致给了清廷和袁世凯许多错误的消息和错误的判断；
比如清帝退位后，唐绍仪其实已经是北京政府事实上的行政首脑，不顾外交大局，一而再再而三地违背袁世凯意愿对外借款，搞得袁氏非常被动；
比如其担任内阁总理后，一直偏向同盟会利益，而忽视北洋团体及袁世凯的权益，以致连袁世凯等起用一些北洋旧人，也要看唐的脸色；
比如唐绍仪才当了三个月国务总理，就受不了压力而辞职，使得第一届内阁垮台，袁世凯也失去了同国民党沟通的管道，后来时事日非，唐氏有大责任；
比如宋教仁刚刚遇刺，唐绍仪就通电，明里暗里谴责袁世凯，给了国民党以十足的弹药；
比如袁世凯称帝和护国军起义，唐绍仪均一再通电谴责袁氏，令北洋旧人都极为愤怒。
旧军人讲忠孝节义，拜关公岳王，对于唐绍仪这一系列所谓“背信弃义”行为，北洋系军人的厌恶和鄙视，是可以理解的。尤其到了张勋这种以忠直为标榜的权谋家嘴里，唐绍仪更加是十恶不赦的混蛋了。所以，任命唐氏为外交总长，从某种意义上，是黎元洪和段祺瑞的失察。
当然，原本段祺瑞确定的外长是汪大夑，被黎元洪换成了唐绍仪。但即使没换，汪氏也干不长。他曾经在袁世凯称帝的程序上有辅佐之功，袁氏死后自然成了“帝制余孽”。黎元洪否决了其外长任命后，段氏调他当交通总长，才十几天就受不了舆论攻击而下台了。
目前已经很难得知黎元洪起用唐绍仪的真实用意是什么，反正段祺瑞也没反对。难道他们不知道北洋系会对其群起而攻之吗？而且，更要命的是，唐绍仪在民国元年，也就是四年之前就的罪过列强——被列强否定过的人，怎么能做外交总长？
10.
1916年九月底，在那些参加第二次徐州会议的北洋系督军的眼中，其人满身窟窿，只要发一份通电，管叫他做不成外交总长。
9月25日，在徐州开会的张勋、倪嗣冲以自己和其他一众北洋系军政、民政地方主官的名义，共冯国璋、王占元、李纯、张作霖，孟恩远、郭宗熙、毕桂芳、许兰洲、曹锟、张怀芝、赵倜等三十四人，发了一份通电，一开口就骂人：
“唐绍仪学识凡庸，材智猥下，素行不检，秽德彰闻。”
然后翻起了四年半前的老账：
“唐绍仪曾借比款，以六百万元之巨款，竟与少数伟人朋比分肥。及其任内阁总理，国会以比款用途相诘，唐恧言结舌，无可为辞，竟至弃职潜逃。”
不过这话也不仅是老账，还指出了唐绍仪在1912年春所借比款到底哪里去了——“与少数伟人朋比分肥”。民初，民间和媒体将创立民国的元勋称为“革命伟人”，一般就是指孙文和黄兴。起先词义充满敬意，后来就有些戏谑和嘲讽的意味了。“与少数伟人朋比分肥”，也就是这六百万比款是唐绍仪同孙黄私分了。
这个流言，在唐绍仪当年辞职的时候就甚嚣尘上，孙文曾公开辟谣，并请袁世凯公布财政部相关账目，也请当时的南京财政总长陈锦涛作证说明。
但这事儿当时就没说清楚过，四五年后就更加说不清了。通电然后指出，唐绍仪当外长的目的，是“要结外援，阴图不轨”。这种说法显得非常突兀。
因为擅借比款，其实唐绍仪在1912年春刚刚做总理那阵子已经失去了列强的信任。无论外交还是金融，都是以信用为基础，事实上唐绍仪也失去了成为外交总长的资格。
这份通电的最后，再三呼吁不要让唐绍仪任职：“务请大总统勿令就职。倘竟不察，使长外交，必至佥壬误国，华夏蒙羞。”
唐绍仪当天已经从上海抵达天津，即将进京履职，看到这份通电，立即辞职。在辞职通电中，唐绍仪对张勋反唇相讥：
“张勋盘踞徐州，形同割据，弁髦中央命令，官吏由其任免，赋税由其征收。近且搜集逋逃，号召徒党，以悖谬不法之言论，干犯国会尊严，以无稽之谈，肆诋司法总长，勒令解职。”
当然，这也没什么意义。从此，唐绍仪便退出了北京政坛。
有消息说，这份意图阻拦唐绍仪就任外长的通电，其实是由段祺瑞的幕僚拟稿，由国务院秘书曾毓隽亲自从北京带来徐州的。这或许是国务院秘书长徐树铮的主意。
但这似乎不可能。徐州会议还有个重要任务，就是讨论内阁问题。张勋主张推举徐世昌组织内阁，段应退为徐内阁中的陆军总长。在这种基础上，段祺瑞又怎么可能同张勋结盟呢？
9月29日，中央政府同意外交总长唐绍仪辞职。当天，段祺瑞以国务院名义，对督军团发出了警告：“近阅迭次通电，热诚所激，间有过情，道路传闻，并有约期集议之举。”
这是先客气一下，点明：中央对你们的鬼蜮伎俩，了解得一清二楚。
“嗣后国家大计，诸公有所献替，幸其各抒所见，剀切直陈；其或关系重要，亦可专员来京申意。苟利于国，敢不拜嘉。”这还是客气一下，点明：你们的建议再正确，方式方法是绝对错误的。
段祺瑞这种用意严厉的警告，很难想象他还会私下同张勋勾结驱赶唐绍仪。段祺瑞有一点好：不管其最信任的幕僚徐树铮如何偏狭鬼祟，阴谋秘计，段祺瑞为人始终坦荡真诚，直来直去。所以北洋诸公中，除袁世凯外，他的事业做的最大，这不是没有原因的。
11.
1916年9月25日，以张勋领衔，在督军团召开第二次徐州会议上发出谩骂唐绍仪的通电，逼使这位候任外交总长立即辞职。这是袁世凯死后，中国发生的第一次政潮，也是军人实力派成为地方军阀的先声。
此时，至少北洋系在明面上仍维系着基本统一，其政治基础、行政基础和意识形态基础还未遭到破坏，因此，督军团这种显然的悖逆行为，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北京政权/北洋系的最高层的集体打压。
首先作出战术反制的是江苏督军冯国璋。原本在袁世凯的地缘版图上，将冯国璋坐镇南京控制苏皖，张勋坐镇徐州控制江北，其本意是令二人互相牵制，互相监督。因此两人的心态原本就是颉颃不下，双雄并立的。
这次督军团的倒唐通电，是将冯国璋的名字也列入的。然而，冯氏一看到通电内容，尤其得悉唐绍仪即时辞职的消息，马上发表声明，否认知道此事。江西督军李纯、湖北督军王占元等都附和冯氏，撤回了代表，表示了“长江三督”同张勋的不合作的态度。
这也是北洋系内部以冯国璋为领袖的“直系”形成的标记。
9月29日，中央接受唐绍仪的辞呈。为了表明怒不可遏的态度，黎元洪发布命令，指责张勋和督军团“假爱国之名，实召亡国之渐”。
他指出，督军团有三大罪名：“或组众集议，凌轶范围；或隐逋逃亡，托言自固；甚至排斥官吏，树植党援”。其中，“隐逋逃亡”指的是张勋公然收容被当局通缉的帝制余孽顾鳌、薛大可等人，任命他们为督署机要秘书。
最后，黎元洪严峻地警告了所有参与徐州会议的督军：“若仍不顾大局，一意孤行，国法具在，公论胥存，本大总统为捍卫国家计，亦不能不筹所以善后也！”
段祺瑞身兼陆军总长，在行政体系上是所有督军的顶头上司。因此，他也以国务院名义于同一天发表通电，很客气地批评了张勋和督军团干涉国会、排斥阁员、威胁政府、图谋不轨种种不法行为：
“至于逾轨之行，举非国家统一所利，诸公躬膺重寄，务乞以身率属，共济艰虞。”
第二天，他向全国的不负地方军政责任的师旅长（相当于前清的提督、总兵）发布了相同内容的通电，也是警告的意思，而用词已经相当严厉：
“各师旅长以治军为专责，于国家用人行政，自不应越权参预。近阅大总统有电，竟有该师长等联名其中，殊背军人之义。各师旅长于整顿军队计划有所建言，尽可到部或派员陈述。至于私约会议，有淆听闻，甚非国家之利，宜切戒之。”
12.
对于督军团干政，段祺瑞私下的态度更为决绝。在当天召开的国务会议上，他向阁员们讲了个故事：
“当项城（指袁世凯）病情险恶的时候，张勋要带五千兵到北京来，我打电报警告他说，你如果敢于带兵到北京，我就派兵打你。同时我还电约华甫（指冯国璋），如果张勋敢于调兵北上，请他派兵和我的军队两面夹攻。”
这就在政治上和政策上，确定了对张勋干政的最后态度：打。
张勋惊骇莫名。他当然知道冯国璋、段祺瑞，尤其是后者同他不是一条心，但也认为自己算是硕果仅存的北洋元老了，他们二位总要给几分薄面，最多虚与委蛇，而绝不会翻脸无情。
而且，段祺瑞手下的几位幕僚还经常来往于津浦线上，一段时间是徐州的常客。张勋还以为，段祺瑞事实上已经站到了自己一方。
没想到冯国璋抵制在前，段祺瑞指责在后。而中央更是总统、总理的命令一道接一道，说的话，一天比一天难听，其态度，一天比一天坚决。
张勋甚至不相信，这代表的是段祺瑞的真意。因此他偷偷打了个电报的去问一下。段氏的回电像其性格，锐利明断：“吾辈私交虽厚，公谊难容。”自此，两人正式绝交。
因此，张勋为此愤愤然地说道：“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张勋此言来自于《资治通鉴》的中唐部分：
“李宗闵言李德裕制命已行，不宜自便。乙亥，复以德裕为镇海节度使，不复兼平章事。时德裕、宗闵各有朋党，互相挤援。上（指唐文宗李昂）患之，每叹曰：‘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
张勋说这话的意思是，他已经认为其主要的政治敌人既不是武装割据的西南系军事实力派，也不是国会、内阁中的国民党，而是在中央执政的黎元洪、段祺瑞等人。
更有趣的是，张勋说这话的立场，已经不把自己视为地方藩镇，而反以中枢最高领袖自居了。当然，此时他的“督军盟主”大梦，也瞬间化为了泡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