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古老的小鹿
曹操的创业经历，向来为人们津津乐道。在相关的记载中，西晋陈寿撰《三国志》卷1《武帝纪》（以下简称“本纪”）虽然对曹操有不少回护与避讳，但仍是研究其生平的第一手资料。
其次是裴松之注所引诸史，如王沈《魏书》、鱼豢《魏略》等曹魏官修史书，对曹操多有溢美修饰之词；而《曹瞒传》《世说新语》等南人所撰小说、传记，又不乏对曹操的刻意抹黑。
此外，汉末文学家陈琳于官渡之战前夕（200年）创作的《为袁绍檄豫州》（以下简称“陈檄”）与曹操建安十五年（200）十二月所颁布的《已亥令》（即《让县自明本志令》，以下简称“述志令”），又分别站在敌我立场上对曹操早年行迹进行了重构。
是以，在考察这段历史时，若只听信一家之言，无异于盲人摸象。以陈琳之立场，自然会将曹操斥为出身贫贱又不择手段的“反派”；但以曹操视角，似乎又能看到一个为生民请命且慷慨无私的“正派”。由此引出两个问题：
创作者如何以自身立场到对曹操早年行迹进行叙述与重构的？面对这些带有主观立场的记载，又该如何在层层迷雾之中一撇曹操的真实面目？
出身难言
孤始举孝廉，年少，自以本非岩穴知名之士，恐为海内人之所见凡愚，欲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誉，使世士明知之；故在济南，始除残去秽，平心选举，违忤诸常侍。以为强豪所忿，恐致家祸，故以病还。——《述志令》
提及自己的出身，曹操轻描淡写地将其略过，只说自己年轻时“本非岩穴知名之士”，不是什么出名人物。
这话不假，却有意忽略了一些关键信息。本纪云曹操少时“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故世人未之奇也”，但年仅20岁，他就能“举孝廉为郎”，就绝非是一般出身能做到的了。
入三署（五官署、左署、右署）为郎，是汉代大多数高级官员的必经之路。虽说功次升迁也是他们晋升的主要途径，但前者依然是最稳妥、最便捷的方式。拜郎官的方式也有多种，如诏除、明经、訾选、才艺、德行、征召、公府掾等。
与明经、訾选、才艺、德行相比，孝廉郎的门槛很低，不需要在学问、财产、特长、品德有突出表现；且含金量也高于诏除郎，起步较高，未来的发展空间也很广阔。
阎步克指出，东汉后期朝政腐败，选官出现了“以名取人”与“以族取人”的现象。因为“孝”和“廉”受地方长官的主观意志影响较大，其操作空间也就更大。出身优越的公卿子弟，往往都通过举孝廉的方式步入这条康庄大道。虽说举孝廉者家世未必一定好，但年轻时“世人未之奇”的曹操能举孝廉，就已经能说明问题了。
司空曹操祖父，故中常侍腾，与左悺、徐璜并作妖孽，饕餮放横，伤化虐民。父嵩，乞丐携养，因赃假位，舆金辇璧，输货权门，窃盗鼎司，倾覆重器。操赘阉遗丑，本无懿德，僄狡锋协，好乱乐祸。——《陈檄》
陈琳这篇檄文，揭示了曹操未能言明的出身，但应当区分事实与观点。
什么是事实？曹操的父亲名曹嵩，祖父名曹腾，曹腾是东汉中期赫赫有名的宦官，无法生育，就从同郡夏侯氏领养了曹嵩，二者虽无血缘关系，却是宗法上的父子。曹嵩有父荫庇佑，入仕后顺风顺水，历任司隶校尉、鸿胪卿、大司农等要职，最后还花一亿钱买了个太尉。可见陈琳说曹嵩“乞丐携养，因赃假位”虽然难听，却也没差到哪去。
曹操祖孙三代人的关系，世所共知且无从更改，这就是客观事实。但这是一篇讨伐曹操的檄文，旨在鼓动人心，制造不利于敌方而有利于己方的舆论，因而陈琳必须要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加以改动，塑造曹操“赘阉遗丑”的形象，从而引起世人对他的反感乃至声讨。于是，陈琳巧妙利用了宦官与士人之间势同水火的关系。
士人不会毫无理由地厌恶宦官，也不是所有士人都对宦官排斥，因而在陈琳笔下，曹操的祖父曹腾就成了一位“饕餮放横，伤化虐民”的奸凶。
说谎的最高境界，是真假话都说。《后汉书·宦者列传》云：“桓帝初，超、璜、瑗为中常侍，悺、衡为小黄门史。”与曹腾同时期的宦官，单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名声最盛，又同日封候，世称“五候”。确如陈琳所说，左悺、徐璜“聚敛为奸，宾客放纵，侵犯吏民”，其子侄辈甚至奸淫少女，引起众怒，是实实在在的妖孽。然而，陈琳将曹腾与此二人并列，就有些刻意了。
曹腾发迹后，谯县曹氏一朝乍贵，由原本的豪强之家一跃成为闻名州郡的士宦大族，家族子弟也多担任地方长官。在此过程中，的确有人犯法，如曹腾之弟曹鼎，任河间相期间贪赃千万，被蔡衍上书揭发。但曹腾并没有以权势压人，而是请大将军梁冀写信说情。
后来，益州刺史种暠弹劾曹腾，曹腾非但没有记恨他，反而对其十分赞赏，“常称暠为能吏”，故时人赞其有雅量。种暠任司徒后，感慨道：“今日为公，乃曹常侍恩也。”受曹腾赏识提拔的士人清流，还有不少。据《后汉书·宦者列传》记载：“腾用事省闼三十余年，奉事四帝，未尝有过。其所进达，皆海内名人，陈留虞放、边韶、南阳延固、张温、弘农张奂、颍川堂溪典等。”又载：“其后孙程定立顺之功，曹腾参建桓之策，续以五侯合谋，梁冀受钺，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从，上下屏气。”
由此可见，曹腾与左悺、徐璜等人虽同为宦官，却不可一概而论。事实上，有一些宦官与士人相处地还算融洽，并没有后来那般争锋相对。如“颍川四长”之一的陈寔，曾参加中常侍张让之父的葬礼，“及后复诛党人，让感寔，故多所全宥”。陈寔与宦官接触，并没有影响自身的清名，他去世后，“海内赴者三万余人，制衰麻者以百数”。
此外，于《吉成侯州辅碑》碑阴所见士人题名，也可证他们对一部分宦官并不反感。曹腾，便是其中代表。记述其事迹的史料，并非曹氏后人溢美之词，而是出自范晔《后汉书》与司马彪《续汉书》。尤其是南朝刘宋史家范晔，对曹氏多有贬损，素有“拥刘反曹”的倾向。在此情形之下，曹腾还能得到范晔如此高的评价，其为人如何也就毋庸赘言了。
陈琳对曹操父祖的贬损，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袁绍要讨伐曹操，又不得不考虑其“奉天子以令不臣”的政治高位，才要将其塑造为奸逆，以“清君侧”的名义，为其后的征伐之举寻求政治上的合法性。
但除他之外，几乎无人再以“曹腾之孙”这个身份对曹操进行攻讦。既然如此，曹操日后在追述自己的往事时，为何会避而不谈呢？
剑指宦官
按曹操自述，他入仕后没多久就担任了一郡长官。但其中艰险，以及他所付出的代价，却并没有提及。再看其本纪记载的三件大事：
年二十，举孝廉为郎，除洛阳北部尉，迁顿丘令，徵拜议郎。
光和末，黄巾起。拜骑都尉，讨颍川贼。迁为济南相，国有十馀县，长吏多阿附贵戚，赃污狼藉，于是奏免其八；禁断淫祀，奸宄逃窜，郡界肃然。
久之，徵还为东郡太守；不就，称疾归乡里。
与《述志令》相比，其本纪所载更加详实，但还是删去了一些事迹。根据裴松之注所引《魏书》与《曹瞒传》，值得注意的有两件事。其一，经由京兆尹司马防（司马懿父）举荐，曹操出任洛阳北部尉。初入官场，曹操就能主管四分之一个京城的治安工作，可以说是年轻有为、前途无量。
但似乎是年少气盛，曹操不久后竟然命人将灵帝宠臣、小黄门蹇硕的叔叔活活打死。其二，曹操迁顿丘令后，被免官，后起复，拜为议郎。随即向灵帝上书，意图为窦武、陈蕃翻案（万胜楠认为，此事发生在曹操15岁入太学那一年（169），余以为不确，聊备一说）。
太祖初入尉廨，缮治四门。造五色棒，县门左右各十馀枚，有犯禁者，不避豪强，皆棒杀之。后数月，灵帝爱幸小黄门蹇硕叔父夜行，即杀之。京师敛迹，莫敢犯者。近习宠臣咸疾之，然不能伤，於是共称荐之，故迁为顿丘令。——裴松之注引《曹瞒传》
曹操起起落落的仕途，要从洛阳北部尉开始说起。蹇硕是汉灵帝最为信赖的宦官，甚至在日后掌禁军，其地位可想而知。曹操初入朝堂，就敢与之斗争，虽说是勇气可嘉，却难免令人疑惑：他难道不怕宦官报复吗？
事实上，得罪了蹇硕，的确很难在朝堂上立足，就算蹇硕不好直接针对曹操，但总有办法对他出手。
不过，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曹操此番出手，虽然得罪了宦官，却令党人对他刮目相看。太尉桥玄、袁绍的奔走之友——南阳名士何颙都对他赞赏有加。甚至在曹魏有意构建的语境下，“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这一典型预言也借桥玄之口道出。有桥玄等人的支持，加之曹操是按章办事，“近习宠臣”虽“咸疾之，然不能伤”，只好将他排挤出京城，下放到顿丘为令。
这一年，是光和元年（178），曹操二十三岁（吾昔为顿丘令，年二十三）。
但宦官并没有打算放过曹操。同年，外戚宋氏失势，宋皇后被废，其父兄亦遭诛戮。而宋皇后兄宋奇所娶之妻，正是曹仁亲妹、曹操堂妹。这层关系，说近不近，说远也不远，因而曹操是否会被牵连，完全看处理此事的人怎么裁决。不巧，主导宋氏之案的恰恰就是宦官王甫等人。
于是，曹操因连坐之罪被免官。曹操与宦官对抗，如今成为“受害者”，这令党人对他更加赏识。所以没过多久，曹操就回到京城，任议郎一职。议郎“掌顾问应对”，能够参政议政。正式踏入朝堂后，曹操等待机会，准备对宦官进行反击。
先是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蕃谋诛阉官，反为所害。太祖上书陈武等正直而见陷害，奸邪盈朝，善人壅塞，其言甚切；灵帝不能用。——裴松之注引《魏书》
想要弄清楚曹操此举的意图，须得了解当时的背景。建宁元年（168），刘宏即皇帝位，是为汉灵帝。他的外公窦武拥戴有功，与太傅陈蕃、司徒胡广共参录尚书事。外戚、宦官同为皇帝侧近群体，双方此消彼长。
外戚势大，则威凌皇权，皇帝自然就更偏向于宦官。是年九月，窦武、陈蕃谋诛宦官王甫、曹节等人，事败，身死族灭。
当时，窦、陈与刘淑号称“三君”，是党人领袖。原本在他们执政期间，遭第一次党锢的士人得以重入朝堂；可随着二人身死，第二次党锢之祸爆发，党人与宦官之间的矛盾加剧，几乎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至光合末年，黄巾作乱，席卷天下，灵帝不得不解除党锢，时为议郎的曹操才能趁机向灵帝上书，请求为窦武、陈蕃翻案，其矛头正是指向那位害宋氏倒台的主要推手——王甫。
曹操大概也清楚，灵帝不可能自断臂膀。所以他这次上书的主要目的，是想要通过这种激烈方式与宦官割裂开来。因为两次党锢之祸，带有“阉宦”标签的朝臣早已成为党人攻讦的主要目标。
尽管党人屡遭禁锢，却依然掌控着社会舆论，一言可决人风评。东汉士人无比重视名节，曹操是曹腾之孙，一旦被打上“阉宦”的标签，纵使曹腾风评尚佳，也难免在日后受到掣肘。
曹操改变不了自己的出身，事实上他也因此受益良多；但想更进一步，就只能选择与宦官划清关系，如此，他才能得到名士清流的认可与拥戴。
徐冲也指出，曹操《述志令》所见“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誉”“除残去秽”之语，表明他“努力把青年时代的自己描摹成一位在思想和行动上都完全认同于党锢名士的士人，且不惜与宦官势力直接对抗”。
养名之路
不可否认，以曹操后来的表态来推断他早年心迹，难免有先入为主的嫌疑。青年曹操是否真的只是凭借一腔热血，就破釜沉舟，要与权倾朝野的宦官作殊死对抗，现已不得而知。但通过几次与党人对抗的经历，他的确名声大噪。可以说，曹操的养名之路，正是从他与宦官对抗开始的。
由此，曹操获得了名士清流的赏识与认可，加之桥玄的题扶，终是使“世人未之奇”的曹操“由是声名益重”。接着，桥玄又给曹操支招，让他去拜访许劭。
许劭与从兄许靖主持的“月旦评”，是东汉末年最负盛名的人物品评盛会，堪称当时的“造星工厂”。凡许氏之评，“所称如龙之升，所贬如坠于渊”，就连出身于“四世五公”之家的袁绍，都对许劭毕恭毕敬。可以预见，曹操一旦能得到许邵的好评，名气和身价都会更上一层楼。亦如诸葛亮得庞德公一句“卧龙”，登时就成为荆襄地区炽热可热的才子。
尽管过程稍有波折，曹操还是得到了许劭的点评。裴送之注引孙盛《异同杂语》说曹操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而《后汉书·许劭传》中则称他为“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不管是“能臣”“英雄”，还是“奸雄”“奸贼”，都证明曹操非同寻常，绝非庸才。这是曹操能蜚声中原的关键一步。
曹操在担任济南国相期间，用实际行动表明了他的能力。如前所见，这段经历是曹操《述志令》强调的重点。他在济南禁断淫祀，稳固地方统治，加强了中央权威。更重要的是，这与陈蕃当年是一脉相承的。
据应劭《风俗通义》卷9《怪神》记载：“自琅琊、青州六郡及渤海都邑，乡亭，聚落皆为立祠……转相诳曜，言有神明，其谴问祸福立应，历载弥久，莫之匡纠。唯乐安太傅陈蕃、济南相曹操一切禁绝，肃然政清。陈，曹之后，稍复如故。”
曹操先是欲为陈蕃翻案，后又效仿他在济南禁淫祀，便再度证明了他在思想和行动上都向党人靠近，是一位才干、名声都足以称道的士人。
后来，陈蕃之子陈逸联合冀州刺史王芬、南阳许攸等人暗中谋划废（灵）帝，便将此等机密告知了曹操。曹操并未参与此事，但可以看出，他的确得到了党人的接纳与认同。而曹操日后能得到诸多豪杰、名士投效，也与此分不开关系。
只是，曹操毕竟脱离不了曹氏，在党人与宦官彼此对立的背景下，曹操只好尽量避免提及自己的出身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