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的8月1日，建军节，市委领导来看望我，带来一枚抗美援朝70周年纪念章。

我看完后，把纪念章认真收到小布包里。

这小布包里面都是我的宝贝，一枚“中国人民志愿军”布质胸章，四枚抗美援朝纪念章，还有一些老照片。

老照片已经严重褪色，人像模糊不清，我忍不住轻轻地用手揩拭照片上的灰尘。

不料，这一擦，照片上的人像更模糊了。

而那70年来，从未遗忘的记忆，却更加清晰了。

那是1953年的春天，我们21军作为战略预备队，奉命入朝参战。

我是61师第341炮兵团测地连的，队里是清一色的南方兵。

当炮兵，除了要会打炮，我们测地连还得做大炮的眼睛，负责进行方位、高程等方面的测量，保障它们命中敌军目标。

部队从江苏的昆山出发，一路往北。经过四天四夜的辗转，行程几千公里，才到达吉林通化。

坐着闷罐火车从辑安鸭绿江大桥入朝时，我坐在车厢里，背靠厢壁，过桥时听见车轮有节奏地撞击铁轨的声音。

虽然是黑夜在封闭的车厢里，但我从声音中可以判断出来，火车正在过桥。

到了朝鲜境内的熙州站，我们下了车。经过八九夜的雪地行军，进到丰松里地区集结。

因为我们是第二批入朝，先前回国的战友见了我们讲，上去就别怕死，冲锋的人反而更不容易死。

可还没上前线，朝鲜的天气就给我们来了个下马威，虽然已经是三月份，但对我们这群南方兵来说，这还是第一次经历这么冷的天气。

好在我们那会已经能穿上棉皮鞋，鞋底很厚，一只鞋足有四斤重。

刚开始时穿不惯，穿着这么重的鞋急行军，夜里赶路，连续走百八十里，脚底磨得起了血泡。休息间隙，卫生员就用针头帮我们挑破，把血水挤出来。

到达集结地，部队安顿在朝鲜老百姓家里分散租住。我们测地连与炮兵团团部被安排在同一个村子的老乡家。

但我没想到，跟我们班一块住的，还有个女兵——陈黎。

当时，其他女兵要么在师部文工团，要么在救护队，陈黎作为我们连唯一的女兵，还是我们的首长，偏偏分在了我们班，要跟我们这群大老粗挤一个屋。

她剪的齐耳短发，个头挺拔，脸和眼睛都圆圆的，穿上军装显得英气，站在兵堆里特别出挑儿。

虽然天天见面，但我们男战士都是些农村兵，不怎么会讲话，平时不敢与陈黎开玩笑，见到都客客气气。

倒是陈黎更主动，她性格随和，从不疏远或躲着男战士。

平时，她负责给我们补习文化知识，教大家唱歌，和一些常用的朝鲜话，让原本不识字的战士，也能够读报写字，和老乡交流。

连长没什么文化，我在战友中算是文化较高的，大部分战士识不了几个字，有的干脆是文盲。

常有战友会找我，问这个字怎么读怎么写，那句话是什么意思，我就一个一个教。

无意中，就这样成了文化教员陈黎的助手。

不上课时，陈黎就会去连部处理一些文案工作，她习惯拉我一块去，让我帮着做些抄抄写写的事情。

陈黎还夸我的字写得工整，有骨力。

来去连部的路上，陈黎会主动与我聊天，聊聊工作外的事情。

我慢慢得知，她是上海人，过去家境优越，是个大小姐。上海解放后，她刚好高中毕业，就直接从学校去参加革命工作。

因为有文化，被部队安排做文化教员，一到部队就享受排级干部待遇。

而我，只有小时候的穷日子能讲。

我告诉她，家里买不起水鞋，雨天为了不踩湿脚，我们就穿木头鞋，鞋底是一块厚厚的木板，有四五公分厚，很重，走起路来木屐打在路面上，卡嗒卡嗒响，就像打快板一样好听。

我以为她会因此看不起我，没想到她觉得很有趣，听后大笑起来，说这是她从没经历过的。

我们平时在工作上接触得比其他战士多，所以她对我的要求也更高。

有一次，我看见朝鲜老乡农舍外的烟囱上晾烤着烟叶，烟瘾一下犯了，越看心里越痒，老乡也不在场，我忍不住干脆摘了一片，偷偷用旧报纸卷来抽。

志愿军在帮助朝鲜人民盖房子

可刚点上就被陈黎撞见了，烟还夹在手上，我低下头，说不出话，脸也火辣辣的。

“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这是我们部队的纪律，小欧同志，难道你忘了吗？尤其在朝鲜，我们更要遵守纪律。”

陈黎不留情面地批评了我，我知道她说的都对，更说不出话来了。

她又接着问我，年纪轻轻，怎么烟瘾这么重？

我没有隐瞒，烟是在老家干农活时学会抽的。十三四岁的我，读完小学，看父亲每天起早贪黑，干不完的活，我就休学了，留在家帮着父亲种烟叶。

在家干活的两年，农活学会了，烟也学会抽了。后来，父亲还是逼着我考学。虽然考上了中学，但我的烟瘾始终没戒掉。

陈黎没有责怪我，好奇问部队不是每月发了8块钱津贴吗，为什么不去买烟？

我告诉她，家里困难，兄弟姐妹多，津贴我全部寄回家里去了。说着，我从衣服口袋里拿出家里寄给我的合影给她看。

照片中，拖儿带口，一大帮的小孩子。

陈黎看着照片，竟然又笑了，哈哈哈哈，大娃带小娃，人丁蛮兴旺的嘛！

我看得出，她的眼神透着同情。

我的家乡在江西省龙南县城郊的农村，濂江河北岸的百福坝欧屋。整个屋场都姓欧。

家里七口人，就我一个男孩。家里只有两间小小的土坯房，土改时分到三亩地。

好在父亲有种烟、打烟秧的本事，全靠他卖烟皮和烟秧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计，还供我读书。

从我记事起，母亲就没有做过田事。在家带孩子，年纪轻轻就已经是五个孩子的妈了。

虽然孩子多，但她很少打骂我们。家里有点什么好吃的，恨不得全都分给我们。

父亲母亲都是大字不识的文盲，但他们舍得让我去读书。

可家里缺劳力，姐姐干不动，那年干旱严重，要从濂江河里取水灌田，别人家多少都有两三个男丁搭手，可我们家只有父亲一人。

取濂江河水，办法很原始，很费气力。在河岸边打两个木桩，用一根麻绳拴住大大的挖水斗的两耳，固定在木桩上，然后一边站一个强劳力，不停地晃动挖水斗，往河里舀水后，再倒到岸上的水圳里。

动作要连贯，很费手劲，女娃没这种体力。看到父亲一人累得吐舌头，我跟父亲说，我不读书，还是帮着你耕田种土。

但是父亲不同意，叫我一定要有文化。转而却“唉”地一声，一脸的沮丧。

我心里一直想，怎样才能帮到这个家？

机会终于来了。

那是1950年10月，我们文通初级中学全体师生被通知到操场集合，听县里来的干部作抗美援朝宣传动员报告。

刚解放一年的龙南，什么设备也没有。报告员做演讲时，全凭一张嘴皮子。好几百人的会场，只有放大嗓门喊。一场报告下来，声都哑透了。

报告员说，对于参军参战军人的家属，人民政府会给予优待和照顾。还现场公布了具体的优待措施和照顾政策。

师生们听得群情激昂。校园里“保家保田”“参军光荣”的口号一浪高过一浪。

我也当即决定：参军去！

如果我去当兵，政府就会派人来帮我们家了。对军人家属，政府有补助。我在部队，每月还能领到津贴。

我把当兵的好处全都打听得一清二楚。去当兵，家里就不用这么苦了。

但那时家里就我一个男丁，父母一定不会同意我去上战场，我心一横，干脆瞒着他们得了。

当征兵人员问到我时，我就说18岁了，家里同意去当兵，他们就给我进行了登记。

那时报名不用给户口本，年龄由自己报。其实我1935年出生，实际年龄还不足16岁。但我个子长得快，已经超过了一米六。征兵人员并没有怀疑。

就这样，体检合格，我顺利地成为了一名新兵。

送兵时，全部300多名新兵在县城集中，红鞭炮炸开后的纸花落满了大街。街道两旁，站满了欢送的人群。还有姑娘组成的秧歌队，都在为我们送行。

我的心情说不出来的复杂。人群里不会有我的父亲母亲和姐妹们，等他们晓得了我招呼都不打就去当兵，他们会多难过……

来不及与亲人告别，我和这群新兵被送到300公里外的赣州。

到赣州后，我才给家里写了一封短信，告诉父母，我当了兵，叫他们把学校里的东西拿回去。

我之前读书是在学校寄宿，一直很懂事，从没让家里费过神，所以父母一直很放心我。

现在，我人已经在部队，生米煮成熟饭，父母着急也没办法了。

了解我家的情况后，陈黎每个月都拿出自己的津贴，买一两包香烟送给我。

当时我们住的这户朝鲜老乡家，跟大多数朝鲜人家一样，男主人上了战场，只留下老人、妇女和三个孩子在家。

大孩子比我小不了几岁，我们刚住进去不久，就有种天然的亲切感。陈黎则像个大姐姐，关心着这家三个孩子的生活，跟两个女孩的关系处得尤其好。

就连房东邻居家的五个孩子，也常跑来串门，与我跟陈黎的关系很好。

朝鲜农家每户都有一个大炕，晚上全家都挤在上面。我们住到他们家后，也和他们一起同睡一张炕，我们睡里边，他们睡外边，各盖各的被。

为了防风保暖，朝鲜农家的房子都是单层，门洞很矮小，像我们老家屋子的窗户一般大小，要勾头弯腰才能进到屋里。门上挂块厚厚的布帘子，能有效保温。

大炕下有条砖砌的烟道，从后墙通到屋外，用来排烟。朝鲜的冬天，屋外温度可以冷到零下二三十度，没有炕床取暖，是很难过冬的。

住在朝鲜老乡家，我把阿妈妮烧炕，劈柴，挑水的零碎活都揽过来，有空就干。

志愿军战士们在帮助朝鲜人民推磨捣米

吃饭上我们也能帮就帮。

当时部队的给养，是从国内运过来的，能吃上大米饭，而且菜里有肉。部队食堂开饭时，我和陈黎都会用饭盒多打些饭菜回来，分一些给他们吃。

朝鲜老乡家吃的是苞粟、高粱饭，菜是辣子、马铃薯，他们也总会叫我们一块吃。

我的勤快和关照，很得朝鲜阿妈妮喜欢。有次，她在山上挖到一棵野生高丽参，那可是补身体的好东西。

阿妈妮切成片拿给我，用手朝我比比划划，我看懂了她的意思，她是叫我吃掉。

我按照阿妈妮的意思，把几片生参放在嘴里嚼碎，嚼着嚼着味道就出来了，甘甘的，带点苦味，和着渣一块咽了下去。

我下意识回过头，忽然发现陈黎正在看我，我们的目光都有些慌乱，我赶紧把目光移开。

这次，陈黎没说什么。但我能感觉到，我们之间，似乎有什么不一样了。

在老乡家住了有两三个月，部队调防，这两家的孩子舍不得我们这群哥哥姐姐走，还送了他们的照片给我们做留念。

朝鲜房东家的三个孩子

调防后，我们61师作为志愿军预备队，负责担任抢修东海岸防御工事的任务，为春季反登陆作战作准备。

闲时陈黎仍负责教战士们学文化，战时她要不在连部帮忙，要不就在炮兵团的杨副师长身边协助处理一些文件资料。

我们连到达指定地域后，就开始执行守备，构建工事。

一方面，为加强朝鲜东海岸防御力量，奉命进至咸兴地区协同朝鲜人民军担负东海岸守备任务。

另一方面，构筑以坑道为骨干、结合野战工事的反两栖登陆防御阵地。

经过近两个月的艰苦作业，完成挖掘坑道、壕沟、开口、各式掩体的任务，其中挖掘堑壕和交通壕将近150公里。

5月13日，接到参加东线反击作战的命令。我61师旋即进到谷山地区集结。我们炮兵团也积极跟进。

傍晚时分，部队还在加固工事，三人一组，各管一段。我这组三个都是赣南籍的老乡。

我们正埋头挖筑防御掩体，突然，天空响起轰鸣声。我抬头望去，是一架美军战机正向我军阵地飞过来。

不远处还站在刚来视察的首长杨益三，是61师的副师长兼我们炮兵团团长。

我随手抓起身边的油布，冲过去把首长扑倒。当我们刚趴下的霎那，一枚炮弹落在了我刚才挖战壕的地方。

一声巨响，沙土石块混着浓烟和热浪，雨点般落了下来。一块拳头大的石头飞过来砸到我的脊背上，剧痛从一点蔓延全身。

我翻身掀起油布，好在身下的杨副师长安然无恙。

这块油布我随身携带。行军时用来包背包，被子不会淋到雨，晚上睡觉时铺在地上当席子防潮，下雨天还可以支起来做雨棚。想不到今天，它还救了杨副师长的命。

回头一看，我的两位老乡战友还在壕沟里卧着。

王德旺是龙南县城下南门人，离我老家很近，见他趴在沟底一动不动，我过去拍拍他的肩背，喊他快起来，莫装死！

他还是一动不动。首长帮着把他翻过身来，发现他头颅流血，已经咽气了。

我又急忙奔到另外一个老乡战友黄三球身边，他老家就在我们邻县，我也很熟悉。

他躺在沟里，微眯着双眼，嘴里发岀轻轻的呻吟声。我一看，他的左手掌没了，是被炮弹弹片削掉的。

弹片从他的左手腕处削掉了左巴掌，鲜血从断臂口汩汩流出。

我赶紧喊卫生员来给黄三球包扎伤口，好在止住了血，保住条命，留下了右手掌，以后还能写字。

卫生队开始在一边负责处理死伤战友，任务不能停下，我又开始继续挖战壕。

杨副师长走过来，询问我的情况。他使劲拍拍我的肩膀，问我叫什么名字，还夸我的名字取得好，够响亮。

保护了杨副师长，意外叫我躲过一劫,还荣立了三等功。这让我跟陈黎的距离终于缩近了一点点。

1953年7月13日，金城战役爆发。

在一周前，部队就奉命到达集结地区，陈黎被提前派去团部负责上传下达、收发文件的工作。

我所在的炮兵第341团负责608高地的坚守，做好了一切战斗准备，包括牺牲。

每个人的帽檐、衬衣领子上和裤头上都写有部队番号和自己的姓名。每个人的左手腕上都用针筒打上两滴黑色的液体作为记号，方便牺牲时辩认。

这两个黑点到现在都还保留在我的皮肤上，至今没有褪色。

见不到陈黎的日子里，我会在作战间隙给她写信，讲战场上的事情，讲自己的心情。信写好后，放在贴身的口袋里。

当时对我们来说，守高地时的第一大难题就是缺水。

附近只有山沟里才有水，炊事班隐藏在山里，可又不能生火，一生火就会暴露目标。战士们都吃不上饭，只能勉强吃几块压缩饼干充饥。

敌人的焦土战术，地毯式投弹，把高地炸得到处冒烟，寸草不生。缺水的问题越来越严重，时刻威胁着战士们的生命。

上阵地时，每个人都背了一壶水。但夏季炎热，打了一天仗，没到下午，水就被喝得底朝天。

大家渴得唇干舌燥。有的战士实在是渴得难受，就接战友的尿来喝。这时，指导员命令我们活动小分队的几个战士，联合炊事班的战士一起，到山沟里背水。

前方打仗的战友急需水来救命，我们心里着急，天不亮就背上一桶水往高地上赶。

天上不时有美军的飞机在空中扫射，追着扔炸弹，我们得豁出命来赶路，赶得全身上下都被汗浸透了。

衣服湿了干，干了湿，最后穿在身上的衬衣变得硬梆梆的，就像家乡的“烫皮骨”（一种米制小吃）。

背水上山时，耳边不断响起嗖嗖声，那是子弹穿过林子的声音。我们只能抓紧时间以最快的速度把水送上高地。

放下水后，又立即在大炮前各就各位。

那会我的个头已经窜到了一米七五，手劲也蛮雄的，被派去推炮弹上膛。

当时，每开一轮炮，敌人就能判定我们的方位，会迅速组织炮火向我们反攻。所以每向敌方阵地炮击一轮后，就必须马上转移阵地。这样也能消耗他们的弹药。

金城反击战中，除进行大规模火力反击，我们师还组织了冷枪冷炮，小股出击，抓俘虏的战略战术，我部又接连夺取了两处高地。

在15天的战斗中，我61师歼敌千余人，缴获了一批机枪和自动步枪，击毁一批坦克装甲车，还俘虏了一些南朝鲜军人。

志愿军对待被俘的南朝鲜军人，采取的是宽大教育的政策。做饭给他们吃，让他们吃饱后再接受教育。在确认他们口服心服后，放他们一条生路，让他们回去。

金城战役，我方的伤亡也不小。一开始我也不清楚确切的数字，直到我退伍时才知道，一起去朝鲜战场的300多老乡，回来的只剩三分之一了。

金城战役结束之后，美国被迫在停战协议上签字，志愿军官兵在阵地上欢呼胜利。

我终于见到了陈黎。

大庭广众之下，所有人都在欢呼，没有我们说话的机会。

但我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她，看她要走时，我赶紧过去，悄悄把信递给她。她愣了一下，伸手接过来，朝我点点头。

停战协议生效后三天内，我们打扫完战场，从军事分界线后撤2公里，转入防御守备，负责“三八线”的警戒。

我们的任务也变成帮助驻地人民重建家园。这时，我才有机会再与陈黎一起执行任务。

朝鲜的少男少女们

一天，完成了手头的任务，陈黎主动约我去杨益三副师长的住处，我有点忐忑，但她说杨副师长很平易近人。

杨副师长的家也安置在一户朝鲜老乡家里。去了我才知道，杨副师长的爱人李传惠大姐也一同入朝了，在师炮兵团司令部任管理员。

他们两夫妻是老乡，都是安徽六安人，李大姐把我们迎了进去。一支烟工夫，杨副师长才回来。

刚进到屋，他就吸吸鼻子，“嗯”地一声问道：“谁抽了烟？”

陈黎向师长报告，是她拿了根烟给我抽的。那是师长放在屋里的中华罐头烟，香味非常浓，我是第一次抽这么好的烟。

停战了，大家的神经才稍许放松下来。杨副师长提议，晚上打打扑克牌，轻松轻松。他们两口子搭档，我和陈黎搭。他还定下惩罚规矩：谁输了谁挨刮鼻子。

一晚下来，我们双方各有输赢。陈黎手下毫不留情，刮得杨副师长直叫唤，鼻梁上是红红的印子，把我们都逗笑了。

打牌间隙，见杨副师长喊我抽烟，坐我对面的陈黎看着我，捂着嘴笑起来。

“笑啥呀，小陈，男人会抽烟很正常嘛！”杨副师长说着，嘴里吐出烟圈。

陈黎指了指我，说：“这是个大烟虫。”

打完牌，在我们告辞时，杨副师长还专门从柜子里取出一包香烟送给了我。

打这之后，陈黎跟我成了杨副师长家的常客。有次临近饭点，我们还被留下一块用了饭。

没多久，我们有了一次单独外出执行任务的机会。

1953年停战后，部队派人回国内去接新兵。接过来的新兵是给志愿军部队补员的，战争中损失了多少名战士，就补回去多少名。

我们炮兵团的兵员在四川成都。等接兵队伍到达成都后，团部又来命令，叫我和陈黎立即出发前往成都接兵。

我们穿着军装，每人提着一个帆布军包，从朝鲜上火车，回国后再转火车往成都。

本来我设想，我是男同志，这一路上得照顾好她。没想到，陈黎办事灵活，不管是该倒开水，该吃饭，她都抢先去落实了。

她把事事都安排得那么周全，一路像大姐姐一样照顾我，让我心里又高兴，又怪不好意思。

没事的时候，我们面对面坐着，陈黎不时侧过脸望向窗外，看沿途风景。

也是在这次出差的路上，陈黎向我提出了一个令我想都不敢想的问题。

她看着我，突然问我退伍后愿不愿意跟她去上海，做她家的上门女婿？

陈黎没有兄弟，底下只有个妹妹，她知道我家在乡下，兄弟姐妹多，生活困难。

听完这话，我一下懵了，以为自己在做梦，愣了几分钟都没发出声音。陈黎用手指轻轻敲了下桌面，问我怎么了，我才反应过来。

我告诉她，我愿意。

我们的家庭出身相差甚远，没想到这层窗户纸就这样被捅破了，叫我既庆幸又感激，真不知是我哪辈子修来的福分。

下火车时，人多拥挤，我怕与陈黎走散，下意识地朝她伸手，那也是我们第一次牵手。

陈黎说，等我们退伍后，就在上海成家立业。但她特别嘱咐我，现在不能暴露我们的关系。

当时，部队有明确规定，在驻扎朝鲜期间，一是不准乱砍乱伐树木，二是不准与朝鲜姑娘谈恋爱。第一点执行起来比较好办，第二点却让不少官兵遇到了纠结事。

一场战场后，朝鲜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后方留下老人、小孩，未婚女青年和战士遗孀。

停战后，一些志愿军战士安排住在朝鲜群众家，日久生情，就有朝鲜妇女向志愿军表白心意，有的甚至拼死要跟定志愿军战士。

我就有一位同乡，房东的女儿无论如何都要嫁给他。两个年轻人也彼此产生了感情。

就在撤离朝鲜的那天，同乡为把朝鲜女子带回国，把她装在一只麻袋里，扛在肩上企图蒙混过关上火车，结果被发现，把朝鲜女孩截住。回国后，同乡被开除军籍，谴送回家。

不仅朝鲜姑娘，作为志愿军战士，战友之间也不允许谈恋爱，我和陈黎只能私下交往，但这对于我也很满足了。

到成都后，我们办好接兵手续，就带着新兵的队伍一起乘火车，再次回到朝鲜。

顺利完成了接兵工作，我却病倒了。

当时朝鲜战后重建的工作进行得如火如荼，我们修水渠、建砖窑、架桥梁，还建起了一座电影院。

可就在热火朝天开展生产建设时，我突然腹部绞痛不止，吃什么吐什么，吃药打针都不管用。

再拖下去怕出人命，卫生队只能把我转到后方医院——设在辽宁丹东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医院。

总医院里住满了从前线战场转移过来的伤病员，有残肢断臂的；失去眼睛的；插管呼吸不能说话的，周身绑满绷带的各类重伤员。

什么样的伤都有，那情景真让我心惊又心痛。

医务人员就是病人身边唯一的亲人。挂吊瓶打点滴，我腾不出手来自己进食，护士同志就一点一点喂流食给我吃，牛奶，葡萄糖水，粥，一晚上七八次。

住了不到半个月，我的病情好转了不少，杨副师长来看望我，看我坚决要求回部队，医院才同意我出院，我坐着杨副师长的车回到了61师炮兵团。

其实，我想快点回部队，还因为我心里老惦记着一个人。

回去的时候正值金达莱花盛开，那是朝鲜的国花。一天早饭后，李大姐邀陈黎和我到不远的山岭上赏花。

我们在房东家借来几身老百姓的便装，换上后就出门了。

到了山头，李大姐似乎是故意在前面越走越远，我看出来了，她是想给我俩创造点独处的空间。

我抬起头，发现陈黎正看着我，我偷偷牵起她伸出的手，暂时脱下军装的我们，就像是一对普通的恋人。

有次陈黎忽然约我去一趟平壤，同行的还有驻地老乡家的两个女孩。

我们穿着朝鲜老百姓的便装，到了火车站，陈黎向乘务员出示志愿军证件后，不用买票就直接上火车。

下了火车，我们走在平壤的街市，走走停停。午饭时间找了家中国餐馆吃饭。老板一听我们说话，就马上猜到了我们是志愿军。

老板告诉我们他是湖南人，走日本的时候从中国来到朝鲜的，老父亲还留在老家。见到祖国的同胞，更是格外热情。

热情的朝鲜人民跟志愿军一块剥土豆聊家常

吃过饭结账，陈黎拿出朝鲜币付给老板。我在边上心里纳闷得很，部队发的津贴都是人民币，陈黎怎么会有朝鲜币呢？

回来的火车上，我好奇地问陈黎哪来的朝鲜币？

她有些调皮地眨了眨眼，故作神秘地说，这次来平壤，她已经准备了好几天，用攒的几包配给香烟跟老乡换了今天的饭钱。

原来，陈黎这趟约我出来，主要是为了给我打牙祭。叫上两个朝鲜老乡，更多是掩人耳目。

这一趟去的时候很顺利，没想到回来却摊上了大事。

不知从哪里走漏了风声，我刚回来，排长就狠狠地批评了我一顿，说我目无组织纪律，不请假就擅自外出，要处分我。

好在陈黎已经提前跟杨副师长请了假，这件事才就此平息。排长没抓到我与陈黎谈恋爱的把柄，也拿我们没办法。

那是我最美好的时光吧。

1954年的8月，我们即将回国。

陈黎找到我，说我们两个人有可能安排在第一批离开朝鲜，但不一定能乘同一趟车。

她从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和一张照片，递到我的手上，说：“这是我上海家里的地址，你回去后给我写信，可以寄到这个地方。”

我点点头，说“好”。

因为还有其他事要办，陈黎说完转身走了。我站在原地，不知道为什么，看着她的背影有些心慌。

陈黎调动了工作部门，不在我这个连队了。她先我一周回国，我们没能乘同一辆车。

走时匆匆忙忙，都来不及告别。

火车跨过鸭绿江回国后，火车转成汽车，途经一个三岔路口，左边的指示牌显示：上海方向。可是，汽车偏偏往右边的公路驶去。

返回祖国后，我们驻扎在山西的大同。等部队安顿好后，我赶紧给陈黎写了一封信，跟她讲了自己的情况，还告诉她，我很想念她。

过去一个多月，我终于等到了陈黎的回信。她告诉我，她在准备办转业回上海的手续。她要我退伍回到家乡后，第一时间给她写信，寄到上海的家里。

到了年底，我也退伍回到了老家龙南，分配在里仁区公所，当通讯员。

离家四年，能够活着回来，全家人非常高兴，也不再怨我的不告而别。最高兴的，还是我的母亲，她说自己晚上常梦见到我，现在回来了就好，又能经常见着我了。

感动之余，我又感到为难——我怎么跟家里人说跟陈黎的事呢？

区公所离家有二十多里路，我们赣南是山区，路很难走。因为工作忙，我就住在单位，很少回家。

当时通讯员的工作是很辛苦的，除了送通知、拿文件，还要接送人。区公所的交通工具就只有两辆单车。区委书记一辆，我一辆。

记得有一次，区委书记叫我去一趟东坑，把区长接回来开会。

东坑离区公所大约有三十多里路，我一气不歇地骑到东坑，已经汗流浃背了。等找到杨区长，就又得马上载她回区里。

这条路上坡下岽，沙石路面，滑趟趟的。牛高马大的杨区长往后座架上一坐，感觉单车轮子都缩了一圈。

上坡时，她坐在后面，我掌握不好单车重心容易跌跤。下来走路时间又赶不及。

杨区长干脆挪到了前面的横杠上，可刚坐上去，铁塔般的身体就完全把我的视线挡住了，只好又坐回后架。

就这么折腾了一路，我终于把杨区长驮回到区公所，总算完成了任务。

通讯员工作辛苦，但工资能高些，一个月有38块钱。当时小学老师的工资才不到20块钱。

第一个月领到工资，我送回了家。第二个月还没来得及送，父亲就走到单位找我要钱。

我原本是想把一部分工资攒起来，找个机会去上海见陈黎。

现在看到父亲来找我，没有其他事，只是要钱，我心里有些恼火，把两个月的工资都给了他，也干脆摊了牌。

我把与陈黎交往的事同他讲了，还告诉他，我打算去上海与她结婚。父亲听了，沉默了几分钟，他说不同意我去上海。说完就走了。

我不知道，更难的还在后面。

又过了一个月，等发了工资，我回了一趟家。看我母亲的表情，明显是她晓得了我要去上海的事。

母亲见了我就哭起来，她用哀求的口气对我说：“定崽，你走了，这头家怎么搞？老弟老妹都还细。”说完她竟呜呜地哭了起来。

站在我跟前的母亲，表情痛苦，挺着个大肚子，一只手叉着腰，一只手抹着泪。

我到部队后，她生了个老弟。到我退伍回家，母亲又怀孕了。

屋里的大姐和三个老妹，还有老弟，看到母亲哭，他们也哭了起来。老弟老妹边哭边喊叫：“大哥莫走！大哥莫走！”

母亲是个性格坚强的人，我自小到大，从来没有见过她哭过。老弟老妹一定是被母亲的痛哭吓住了。

见母亲流眼泪，我的心疼得不比她轻。

父亲蹲在屋外门口的阶沿边，佝偻着身子，勾下头，一口一口地吃着闷烟。他猛吸一口，浓烟把他呛得不停地咳嗽。

我看一眼耸动着肩膀咳嗽不止的父亲，猛然发现，他苍老了许多。

我的心软了，不晓得该不该去上海。

好好思考了一个星期后，我给陈黎写了一封信。信里告诉她，感念父母的养育之恩，我不能扔下他们不管，只能放弃这段感情，留在家乡，担起这个家。

写完最后一个字，我已经泪流满面。

不久，陈黎回了一封信给我。她说理解我的选择，但她舍不得。

陈黎希望我能再次慎重考虑自己的前途，如果想通了，可以来上海找她，半年之内她会等我。若两人真的无法结合，那以后就不要再联系了。

我不甘心啊！可是，无可奈何。

父亲母亲怕我反悔，这年的新年刚过，就赶忙发动亲友四处给我物色对象，夏天，便匆匆忙忙地给我把婚事办了，让我彻底死心。

结婚后，那张写有陈黎家庭地址的纸条，我一直保存着，与送我的照片放在一起。

只是，1965年家乡发了一场大水，房屋倒塌，当我把照片和纸条从废墟中抢救出来的时候，纸条上的字被水化掉了，照片也都看不清了。

我小心地擦拭，朝鲜房东家的两张还算清晰，而陈黎的那张完全看不清了。

这就是天意吗？

我把朝鲜带回的物件，都统一放在我的小布包里，很少打开。今年我已经87岁了，陈黎90岁了。

她，还健在吗？一切可安好？还记得那个18岁的大烟虫吗？

与作者萧牧牛在桥头偶遇时，他为我照的相 与作者萧牧牛在桥头偶遇时，他为我照的相

发这篇故事，有些纠结，既希望陈黎奶奶看到，又不希望奇迹发生。

我们每个人的一生，都会有很多错过，很多遗憾。

但不是所有的遗憾都能诉诸于口，有讲述的机会。

欧爷爷这么多年，从没向家人提起过这段往事，只是所有的一切，都深刻在他的心底。

这世间，就是有许多温恭善良的人，他们守住许多秘密，漫长一生，匆匆此别；这世间，也有许多谦卑负重的人，他们藏住许多热情，等待一生，不舍那时。

我们身边，总是隐藏着许多故事，身外冷暖，喧嚣尘世，总是爱听的不听、爱说的不说，于是生命匆匆流落，直至无可寻觅。

无论什么样的爱情，隔着70年的时光，回头看去，早就褪去了世俗绚丽色彩，而是生命中不舍，又不得不舍的温暖。

编辑：赵斯卡 罗伯特刘

（文中照片由作者提供）

#人到中年,什么最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