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52年初，我们几个护士都感到医院的气氛有些不对。

跟大战前的紧张气氛完全不一样。

起初，铁道兵一师医院开展了大范围消毒工作，将周围五十米以内的杂草、垃圾都清理掉了。

随后，医院迎来了一批神秘病人，五官都被遮住，避免被其他病人看到，有几个负责护理的男护士看到他们的脸时，吓得都怔住了。

这些病人被单独安置起来，来一个死一个，来一个死一个，遗体要立刻就地掩埋。

最后剩下两个重症病人，医院讨论要隔离治疗，因为传染实在太厉害了。

可这冰天雪地中，怎么隔离？谁去看护？

都是问题。

这天，院长对我们说，那两个病人病得很重，而且很容易传染，万一把其他伤员感染上，造成更多死亡，事情了不得。

现在呢，医院准备把病人送到几里外的病房，进行隔离治疗。隔离病房在一个山沟沟里，两间朝鲜老乡的房子，距离医院总部一两里路。

介绍完情况，我还记得院长说：“美帝国主义搞细菌战，咱们不怕。可万一从医院传出去，到了前线，造成死亡，那就是给铁一师脸上抹灰。”

领导接着强调，我们医护工作者要践行革命人道主义精神、救死扶伤。

领导一番苦口婆心的动员后，准备安排两到三名护士，轮流去照顾病人，一个人去照顾两个重病传染，也顾不过来噻。

去照顾病人的护士，领导说了可以轮流休息，但是，不能回总医院，还是怕感染。

结果，根本就没人报名。

组织上又动员了一通，就是没人站出来。

没办法，组织上就只能点名，一共点了两个人，都是男护士，而且都是1949年前就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一个是党员，另一个跟我一样，是共青团员。

院长说，你去。

他们就说，不去。

院长说，这是命令。

他们就顶嘴，是命令也不去。

有一个说着还一股劲往后面躲，又害怕，又害羞的样子。

他们知道去照顾危险，但不去，总显得自己胆子小，怕死，况且直接顶领导，让领导没面子，多少有些不好意思就只能低着头往后躲。

领导没法，连“党员要发挥先锋作用”这种话都说了，还是没人去。

这种事和扛枪打仗还不太一样，打仗上去一阵冲杀，是死是活也有个痛快。天寒地冻去看护两个重度传染病患，何时是个头，也都没个准。

场面一度僵住了。

我在一旁看不下去了，就站出来，说，“我去，我去。”

护士长汤德章见状，半开玩笑说：“罗圣清，你一个女同志，照顾病人不太方便，万一传染上，好了也是一脸大麻子，不好看。”

说我傻也行，说我单纯也可以，我当时确实管不了这么多了，为了战友，宁可牺牲我自己。再说，我这人最看不惯扭扭捏捏的事。

都来当兵了，还前怕狼后怕虎的，那怎么行。

这一去，就待了四十多天。

两个病人都还在重度昏迷中，我一个人无法把他们带走。

出发时，院长组织四个男兵用担架帮我一起送到隔离病房。

北朝鲜的山区非常冷，雪很深，有些地方能没过膝盖。

我戴着大皮帽，穿上大头鞋，揣着必备的棉球和消毒水，跟在担架后面。

总医院跟隔离病房中间，还隔着一道冰河，我因为是成都人，不会滑冰，只能在冰上慢慢溜着走，稍不注意还要摔跟头。

一点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悲壮也没能体现出来。

男兵们比我快，先一步进了隔离病房，放下两个病人拔腿就走了，只留下我一个在外面。

说是隔离病房，其实就是两间简陋的茅草屋。我在茅草屋外认真戴好两层棉口罩，穿上两件工作服，这才推开了门。

只见屋里面黑黢黢的，没有一点生气。我摸黑踩着台阶向下走了几步，这才接触到地面，这里就是厨房，有一个灶台。

朝鲜的民居最大的特点就是有一个很大的炕，两个病人就躺在炕上面，要一直烧火，才能保证屋子里温暖。

我在黑暗中摸索着点燃马灯，小小的灯火一下照亮了房间，透过火光我看到两个病人躺在炕上，他们就是我的看护对象了。

两个人从脸到脖子，密密麻麻的脓包像黄豆大，脸肿得像一个小盆一样，根本看不到眼睛。

你问我怕不怕。

事情过去七八十年，当时的真实感觉到底是怎么样我也描述不准，但不管怕还是不怕，我都来了，就得给他们看护好，不能让他们在我的手里没了。

这种病很奇怪，病人从出现症状到死亡，有时只要三四天，很快，像山崩一样。

最早送到我们医院的几个战士，死的时候全身光溜溜的，一个脓包都没有，只在皮下有大块瘀斑。

院长告诉我们，这种“不出痘”的病人，才是最绝望的，看着没有伤痕，其实早就因为内脏大出血死掉了。

所以，只要病人“出痘”，长出满脸的脓疱，反而还有一丝希望。

然而，照顾这种病人也是最凶险的。

要定时给他们用消毒水擦拭皮肤，这个过程必须非常小心，万一脓包破了，很容易导致感染，战士的命就保不住了，而且自己也有被传染的风险。

所以大家都不愿意照顾这样的病患，除了害怕传染，也不想病患死在自己手上不是。

而这工作，将成为我的日常。

看着眼前两个面目全非的铁道兵战士，心里恨死那些背地里使“阴招”的美国人了。

美军在朝鲜战场接二连三败退后，不甘心就这样失败，开始向志愿军驻扎地投放生化武器。

他们先是投下了很多空壳炸弹，雪地上出现了很多苍蝇、跳蚤、蜘蛛等毒虫，这些毒虫在雪地上密密麻麻的一片。

美军投下的四格空心“细菌弹”

我们房前房后，五十米以内的杂草都清除得干干净净的，就是为了防止这些毒虫靠近。

幸好当时是冬天，毒虫的活动性不大，没有给志愿军带来很大的困扰，彭德怀总司令接到通知后，还专门找来了专家，对昆虫样本进行检验。

据说，美军使用细菌弹的事情上报到中央，毛主席得知消息后十分生气，表示：“要在世界人民面前控诉美国， 动员舆论进行反对细菌战。”

中朝双方对美国的控诉，得到了以苏联为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但美国对于这样的控诉根本不放在眼里，继续密谋下一次行动。

这就是散布天花病毒。

天花跟霍乱、猩红热、鼠疫并称为中国四大传染病。

这种病毒一旦感染，发病率几乎100%，因为以当时的医疗条件很难治愈。

天花病毒散播后，导致朝鲜北部的一些地区开始出现大规模传播的现象。有个叫李湘的军长就是死于天花传染，当时消息被封锁了，后来才解密。

所以那时，我们铁一师医院都在忙着要怎么预防天花，怎么消毒，全是这些事情。

气氛很紧张。

但还是防不胜防，不久医院就送来感染天花的铁道兵，最早一批是贵州兵，来一个死一个，来一个死一个。

医疗条件有限，也没有对症的药，只能靠精心护理，天花病人能活下来是奇迹。之前感染的都死了，就剩下这么两个。

虽然两个都不能说话，又是重度昏迷，但他们的生命力是旺盛的。不管结局如何，此刻我眼前的，怎么说也是两条活生生的人命。

我拿起棉球，蘸着消毒水小心给他们擦脸上的脓疱，轻轻地，全神贯注盯着那么密密麻麻的脓疱，生怕弄破了。

慢慢我也掌握了窍门，就是要顺着皮肤纹理擦，这样就不容易刮破脓包。

我擦拭完一个，换另外一个，虽然两个都还没有任何反应，但我相信有一天，他们会好起来的。

擦拭完，就要给他们打针，用的是青霉素，那时还叫盘尼西林。

这种药当时我们中国还不能生产，要从香港辗转才能买到，我还记得给病人用的是液体青霉素，不像现在是冻干粉状的。

我身体好，不怕传染，是真的。

可我毕竟只是个20岁的女孩，要说我什么都不怕，那是假的。

刚去没几天，一个晚上，外面北风呼呼地吹，我在外屋，不关门，为的是防传染，那时候年轻也不知道冷，忽然就听到外面传来一阵怪声。

哎呀，那个声音说不出来。“咔吧、咔吧”，像是什么东西碎了的声音。

我从来不怕鬼，但听着这个声音还是觉得汗毛直竖。

这时候，只见院长打着手电，来查房，询问我病人的情况。

我就把当天的工作汇报了。

院长看我神色有点不太对，还以为病人出事了，我给瞒住了，就问怎么回事。

我说，院长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我们院长参加过解放战争，见的事情多，胆子大，说哪有什么声音。

我说，你仔细听。

院长听了一阵，说你别怕，那只是晚上气温低，河面上的冰被冻裂的声音。

我一个南方人，不知道还会有这种声音，院长这么一说，我心里才踏实。

当时，院领导怕我一个人在隔离病房会出事，就派了战士在门外站岗，每一小时换一班。

我不知道外面站岗的人是谁，他们也从未踏进病房一步，我也从来没有和他们说过话。

除了这件事，我从来没害怕过。

前半个月，两个战士一直在发高烧，昏迷不醒，有时即使醒过来，也没法说话，因为他们嘴里也都是脓疱，吞咽都成问题。

每天早晨喂饭也是个大工程，我要先把他们的身体扳过来，侧着身子躺着，这样不容易呛到，再用勺掰开嘴，把温度适宜的米浆浆，一点一点喂给他们。

每天要能多吃一口，我心里都高兴，说明情况在转好。

吃喝拉撒，人能吃，就得拉，大小便当然也由我负责打理。

一开始，他们两个人躺在床上，说不出话，想大小便只能乱比画，时间长了，我们三人有了默契，只要一抬手，我就知道他们要做什么。

你说心里咋想？做医护工作的，首先就是不怕苦不怕脏，这些事根本没多想都得做，还要想怎么做好，帮患者解决痛苦。

什么叫人道主义精神，这就是。

当时美军轰炸厉害，这些朝鲜老百姓都逃难去了，这个隔离病房也是家徒四壁，什么都没有，连个盆都没有。

没有便溺器，怎么办？我看到平时吃的空罐头盒，突然有了主意，就用空罐头盒代替接屎接尿，然后端出去，挖个坑就近埋掉。

哎！现在回想起来，我都不知道那半个月是怎么过来的。

虽然只有两个病人，但我一个人连轴转也忙得很，一天根本没有空闲的时间。

困了、累了，只能倒在炕边休息一会。其实忙起来的时候还好，闲下来，我就想起我的两个弟弟。

参军的时候，最小的弟弟才四五岁，还是个“奶娃娃”，拉着衣服不让我走。

想起这一幕，就鼻子酸，想哭。

有人问，怎么不想父母？那时我还真不想。

1932年，我出生在成都，父母都是回民。小的时候，四川军阀派系林立，相互之间打来打去，我父亲一开始还是四川刘湘手下的一个团长，后来可能是他所属的军阀派系失势，只能回老家成都谋生，生活很困苦。

母亲心疼我，就带着我去重庆生活。

我母亲马蜀岚祖屋在重庆江北马家大院，是一个大家族，这里四世同堂，和谐生辉。

踏着石板路走进去，曲径通幽，有花园、有假山，枝繁叶茂的绿荫向四处伸展，绿树掩映中的西式洋楼，在万花丛中格外醒目。

院子里植被很多，每当花开的时候 ，我和几个表姐捡着落地的花儿，追着蝴蝶在院子里跑来跑去，我们一帮小孩子，从小一起在重庆马家大院长大，孩子们当中，我年纪最小，我极受三代马家人的喜爱，大家亲切地叫我罗妹妹。

五岁的罗圣清与母亲的合影（1937年摄）

我爱唱爱跳，性格开朗活泼，走到哪儿都是一片欢乐的笑声。给大家印象就是一个天真美丽的小公主。

后来抗战爆发，重庆作为陪都遭到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到处硝烟弥漫，残砖碎瓦。为了躲日本飞机，我又住到了二外公家，在重庆江北宝胜寺上小学，但日本飞机轰炸越来越频繁，为了躲警报，我不得不离开重庆回成都。

亲人们告诉我，母亲接我回成都的那天，我穿了一件湖蓝色的小旗袍，就像一个小公主，一步一回头地去寸滩乘轮船。

印象中的记忆很美，记得轮船远去，水里荡起了涟漪，望着那一圈圈的波纹渐行渐远的时候，我是那样地依依不舍。

回到成都后，我们就跟着父亲住在四川清真寺附近的回民区，家里没有什么财产。母亲身体又不好，经常咳嗽，一咳就吐血，应该是肺痨。

在我12岁那年，母亲就撒手人寰了。父亲没太管我们小孩。我勉强读完初中后，就留在家里照顾两个弟弟，大的弟弟用手牵着，小的弟弟用背条条绑在我身后，一家子就这么生活的。

好日子我过过，苦日子我也尝过，所以上了战场，我什么都想得开。

1949年12月，成都解放，解放大军进城，老百姓都跑到街上去看，我听到外面很热闹，也跑去看。

哎呀！我一看在大街上走过的一队队解放军战士，他们都好精神啊！

战士全是北方大个子，个个红光满面，穿的是布鞋，态度还很好，跟在他们后面的是卡车、大炮，很威武。

想到我之前见过那些当兵的，要么是军阀兵，军纪很差，还抽鸦片。要么是国民党抓壮丁来的，又瘦又矮，穿的是草鞋。

反正都比不上解放军。

我当时心里想：“解放军真好，我也想参加解放军。”

那时候，我其实并不懂共产主义，就是看到解放军真好，当时我们成都街道两侧都站满了人，就看到解放军还带着大炮、卡车，一长串，我们都没见过。

我很想就这样跟着解放军走。

后来，我们几个女孩，就去四川军区报名，正好护校招人。当时父亲起义还在集中训练，天天学习，家里一点也管不了。得知自己可以去参军了，我又担心起两个弟弟怎么办。

带队的政委就说，你参军了就是革命军人，两个弟弟有国家管，你放心。

多亏了这个政委，我参军后，两个弟弟就去了解放军子弟学校，才有了他们的人生。

我是在1951年2月正式进了四川军区的护士学校。几个月后，部队来学校挑人，我跟其他四名女护士，被挑选入朝参战。

志愿军时期的罗圣清

离开家时，幺弟弟扒着我的膝盖，哭着不要我走，长姐如母，我心疼他呢。

入朝的时候，我们坐的是装货的“闷罐车”，中间只有一节是绿皮客车厢，就住着我们团长、政委和卫生队的几个女兵。

每到一个站，就有人敲锣打鼓来迎接，这时候，我们这些女兵就跟杜青平政委他们一起休息聊天，我就问他：“杜政委，你多大参军的？”

“十二岁。”

“你那么小，红军要你吗？”

杜政委说，当时他正在老家湖北黄安县（今红安县）乞讨，饿得没饭吃，红军来了就给他喂活了。

之后，红军要转移，他就拉住红军不放，其中一个老红军就把他抱上马，带上他走了，就这样当上了红军。

嘿，听着怪好玩的。

刚入朝的时候，我们分在第四野战军四野卫生队，就跟着团部住在山洞里。这个山洞在半山腰，里头很潮湿，我们就把背包放在地上，然后背靠背，就这样睡觉。

住了几天，美国飞机不停地来轰炸，一起入朝的两个女兵太害怕，就被送回国了，还有一个也被吓哭了，领导说害怕就回去，她坚决不回，慢慢也习惯了战场的炮火。

我是一点也不害怕，后来想，可能是小时候经历过重庆大轰炸，这些算不得什么。

不久，我们这个卫生队就整体被编入铁道兵，当时还叫“铁道兵团”，一共四个师，后来扩大到十个师。

我之前就非常仰慕志愿军，现在当然得铆足了力气干。

说起铁道兵，你们年轻人可能觉得奇怪，修铁路可以找工程队，干嘛非要铁道兵噻？

其实，铁道兵太重要了。

铁路对志愿军来说，是生命线。

依靠北朝鲜的铁路，我们才能在短时间内把粮食、弹药运到前线，没有铁路，光靠人背马驮，能运多少东西？

所以，美国空军就专炸铁路线。

运输线路被阻断了，前线的战士没有食物，枪炮没了弹药，还怎么打仗。

他们美国人炸铁路，我们铁道兵就负责抢修。

那些战场上的铁道兵，他们的工作才是最艰辛的。白天要躲避美国飞机的轰炸，一到傍晚，战士们就抢修被炸断的铁路，不能正常吃饭，要没日没夜地干。

美国空军非常狡猾，他们会投下很多定时炸弹，落在铁道附近的草丛中、雪堆里，很难被发现，有的几分钟爆炸，有的几小时才爆炸，真是防不胜防，给铁道兵带来了不小的伤亡。

这时候就会明白，战争年代上哪里找工程队为军队顶着轰炸修铁路，只能靠咱们自己的铁道兵。

我们“铁道兵”这三个字还是毛主席题的词，可见中央有多么重视。

毛主席亲自题写的“铁道兵”

我们铁一师医院就负责抢救被炸弹炸伤的铁道兵。说是医院，其实就是七八间朝鲜民居，分散在几个山沟沟之间。

战地医疗工作压力很大，常常是我们正在吃饭，就送来了几名被炸伤的战士，我们就立即放下饭碗，背的背，抬的抬，组织抢救。

我作为护士，要换下战士的带血衣服，在零下30几度的寒风中，敲开结冰的河面，给伤病员洗衣服，双手关节都冻破了。

那时候跟现在不同，没有奖金，跟钱一点也不挂钩，都是供给制，每个月发给我的津贴费换算到现在才一两块钱，我跟另外一个女兵就买了一块香皂，切两半，这样用。

但我热情很高，一点也不觉得苦。而且我的身体还特别好，在朝鲜战场上，得夜盲症的战士很多，我也没有蔬菜吃，偏就没有得过夜盲症。

很多前线战士受伤流血过多，在抢救时，需要及时输血，我参加过三次献血。头一次抽完血的时候，只觉得心里发慌，来不及休息，就要继续抢救伤员。

后面两次，我有了经验，就好了很多。

由于献血身体虚弱，组织上给我一脸盆的鸡蛋，让我补身体，我一个都没舍得吃，全都端到厨房，给了那些受伤的战士。

现在回想起来，我都觉得奇怪，自己的热情怎么这么旺盛，领导表扬一下，干劲足得很。

我这个人天性乐观，再苦再难，我也是人到哪里，笑声就到哪里，大家都打趣叫我“文艺部长”。

也正是这种乐观的革命主义精神，让我毫无怨言接下看护两个天花病人的任务。

是任务，就得完成好。

熬过最艰难的前半个月，第二个周期开始了。

两个病人脸上的脓疱出现了变化，之前亮晶晶的，现在干瘪了下去，烧也退了，但还是不能自理。

每天除了消毒、打针、吃喝拉撒的工作，还有一件事也是雷打不动，就是烧好炕，因为隔离病房不关门，外面零下几十度呀，没炕过不下去。

所以早上天亮后，我第一时间就要先去摸炕，探探温度，如果冷了，就要赶快上山拾柴，回来把炕烧热。

屋外冰天雪地，但山上的柴火倒是不愁，到处都被美军轰炸过，全是没烧尽的断木，黑黝黝的在雪中很显目。

美军燃烧弹轰炸过的朝鲜山地

我踏着齐膝的白雪，大步向山上走去，边走边大声唱歌，除了苏联歌曲《共青团员之歌》《纺织姑娘》这类的老歌，还有就是刚学会的志愿军军歌：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

歌声在雪山间回荡开来，全当给自己壮胆。

当我扛着几十斤被烧煳的柴火回来时，头脸、肩膀、脖子也都被木炭染得黑乎乎的，成了大花猫。

还好隔离病房两个都不能说话，也没人笑话我。人是很奇怪的生物，我也渐渐适应了隔离医院的工作，孤独呀、寂寞呀这些都没有，每天忙得很。

到了第三个周期，也就是最后十五天，情况终于有了起色。两个战士脸上的脓疱开始结痂了，神志也基本清醒，只是身体还很虚弱。

院长来查房，听了我的汇报，估计这两个小伙子很快就能出院了。

我的护理工作强度还是很大，每天还是要拾柴、烧炕、消毒，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我差点闯了大祸。

有一天，我蹲在灶旁烧炕，不知是不是太累了，烧着烧着就睡着了。

那时候，我穿的工作服、军服都是棉质的，火星子崩到腿上，衣服立刻烧着了，我硬是没察觉。

火烧穿了裤子，一直燎到了膝盖，我才被烫醒，赶紧把火踩灭。还好、还好，没有闯祸，这个隔离病房都是茅草屋，要是燃起来，后果不堪设想。

那时年轻，膝盖的烧伤一个多月就好了，但这个疤痕跟了我一辈子。

就当是奖励我的一枚勋章吧。

四十多天后，我跟两名痊愈的战士，小心踏过那条即将融化的冰河，回到铁一师医院。

几个男护士见了我，给我开玩笑：“罗圣清，你活着回来了！看看你脸上有没有麻子？”

脸上倒是没麻子，脚上多了一个疤，真是万幸。

医院跟我去隔离病房前一样，一点也没有变，还是忙忙碌碌的，只是听养病的战士们跟我说，美军的细菌战被我们打退了，志愿军战士们正在前线战斗。

几个月后，上海慰问团来朝鲜慰问我们铁道兵一师，我作为铁一师唯一立过三等功的女战士，上台给大家做报告，还被战友们称作“小天使”。

铁道兵团立功战士合影，我（前排左二）是唯一的女兵

说到这里，我还想起一段插曲：

当时上海慰问团给我们铁一师每个士兵，都发了一瓶葡萄酒，我就把酒放在自己屋里。

过了几天，我跟另一个女兵就说把葡萄酒拿出来，尝尝什么味道。

我们都没喝过葡萄酒，倒出来一看，黑乎乎的。

一尝也不甜呀？那个女兵就说，可能是糖放少了，加点糖再尝尝。

那时候，我们啥也不懂，就真的加了点糖。

这下就甜了，可喝到最后怎么有沙子呢？

这下轮到我来圆场了，说可能是糖里面有沙子。

到了第二天，我们才知道，是隔壁的男兵恶作剧，偷喝了我们的葡萄酒，在里面灌的是喂牛的牛槽水。

你看，那时候我们多傻，什么都不懂，就知道干活、工作。

至于，那两个痊愈的战士，一个回了部队，另一个我只记得姓黄，留在我们医院做了卫生员，本来一个漂漂亮亮的小伙子，现在满脸的大麻子。

我也不知道，是医院要求他留下，还是他自己想留下。我这四十多天无微不至的看护，应该让他对医护工作有了不一样的看法。

那时候，大家都很单纯，都忙着工作，也不觉得我就是他的救命恩人，我自己也从没这么想过。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如今我已经是一个90岁的老人了，回想起在隔离病房的四十多天，我觉得自己干了一件很大的好事，救了两条命呐。

医务工作者是要有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的，在战争年代更是如此。

那时候很落后，不像现在有B超、彩超，这个化验、那个化验，当时物资很匮乏，只能靠人的护理，说了你们不信，连张手纸都没有，我还不是给他们照顾得好好的。

现在这两个人在哪里？还在不在？也不知道，真想见一见。

可惜名字什么的全忘了，根本记不得，只记得他们都是中等个头，不胖，长得很结实。

要是真的见了面，该说点什么呢？也不知道，就是想看一看。

哪怕都是麻子脸也没什么，就是想看一看。

我们在回忆往事时，习惯性要给很多事去赋予意义，或者寻找合适的理由去解释它存在的合理性。

但和罗圣清奶奶交流时，你就会发现，很多选择，于她，不需要理由，就是她的本能。

比如，雷厉风行；比如，吃苦耐劳；比如，乐观积极。

她20岁如此，90岁也一样。

于私，奶奶是个粗线条的人，我们预设的好多问题，她都不记得了，因为之前压根没在乎过。

但一说到工作，就会发现，奶奶超级细心，我相信，职业的责任感会帮她战胜一切困难。

奶奶目前生活在湖北的一家养老院，状态非常好，一点不像90多岁的老人。

祝福奶奶。

她永远是我们的小天使。

编辑：西周 霞姐

（文中照片为作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