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却既没灭书也没杀人，只是这八个字听起来过于锋锐。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和另两件事虽说都是文化政策，但性质不同。为了您看着方便、我这儿好说，就这么写吧。

先说结论，即“四库全书”和它背后“文字冤案”的破坏力是持续性的，深刻伤害了中华士气——它在“文化恶政排行榜”上稳居第一；“焚书坑儒”大有名，但其酷烈的破坏被汉初的一系列文化重建工作所拦阻，大量先秦经典并未失传，在今已是静态的陈迹。至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它不是坏事亦不为过，近代人对它“垄断思想，失去自由”（易白沙）的批评系求全责备，大而无当。

所学有限，愚才更浅，权做一简单分析，以期辨明基本的是非。

相传是西汉末发掘“古文经”的地方

性质上，“四库全书”和“焚书坑儒”比较接近，“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比较特殊。前两件事都是典型的恶政。

其一，灭书或改书，严重阻碍了文明传承。区别只是“四库”灭书逾万部、改书覆盖前朝及几乎所有少数民族文献（吕思勉），而“焚书”的打击面小太多（没那么多可焚，动机也不同）。其二，严刑或杀人，深刻践踏了文明传承者的尊严。四库文人携手遍地鹰犬，前者负责灭“文”后者灭“人”，受难者以千计，殃及者无算；“坑儒”杀了460多人（司马迁），一说700多人（孔颖达引卫宏）。

四库修书场景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却既没灭书也没杀人，只是这八个字听起来过于锋锐。文景之世，“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武帝遂召见董仲舒、公孙弘等商议文化重建等工作。其实董仲舒的建议很激进，接近“罢黜百家”等八个字的字面意思，“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班固）。——好在汉武大帝最终没重用他（用了更讲实际的公孙弘），也没全听他的。

董仲舒雕像

首先，“独尊儒术”就没全听他的。汉武帝是啥人？一番对策，儒家学说的重点了然于胸。对于公羊学里的大一统、内圣外王、尊王攘夷、伸君抑臣等等，“嗯，很好，我要了”；至于天道不变、法于先王那些，于事不合，“要以‘更化’的眼光看问题”（班固）。武帝的“独尊儒术”绝非“盲从儒术”。宣帝继之，直言教训崇儒的元帝说“汉家自有制度，本霸王道杂之”（班固）。——“独尊”直接砍半。

汉武帝茂陵碑

其次，“罢黜百家”完全没听董仲舒的。两汉不仅是儒学发展的时期，西汉初期及东汉以后，老庄道家亦盛于世；还有我们都知道的汉明帝的那个梦及后来的“白马驮四十二章经”。若两汉真地走“焚书坑儒”或“四库全书”的路子，何来魏晋名士的抱膝长啸和“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所谓“罢黜百家”，较准确的理解是“经费上、人事上，相对倾斜儒家”或“以儒家为主流思想”。

白马寺

到这里，大家一定看得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和“四库全书”、“焚书坑儒”的不同。看他们的历史评价也知道：从古至今，没人说“焚书坑儒”好；近代以来，太多人为“四库全书”感到锥心，鲁迅称之“阴险”、“惊心动魄”，吕思勉称之“狠毒”、“一意孤行”。但正史总把“罢黜百家”作为汉武帝的重要功绩（班固，姚思廉，司马光等）；近代以前，学界亦从此看法（韩愈，欧阳修，顾炎武等）。

此中固然有儒生们的立场问题，但也体现了基本的是非。

总说“罢黜百家”如何如何好，难道“四库全书”和“焚书坑儒”毫无可同情之处吗？没有100%的坏事，何况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

“四库全书”的可称道之处主要是对文献的保存。毁的书多，留下的书也不少。不摆数字了，随便能查到。只是自清代迄今，学者没得选了才选“四库版本”。无他，便是留下的那些书，改得太厉害。乾隆亲自指示了三种改书尺度：1、对于“抵触本朝者”，直接毁了，改都不改；2、有关前朝能臣的文字，写刘宗周、熊廷弼他们的，“改易字句，无庸销毁”；3、写前朝忠臣的，“只须酌改”（《清史稿》）。

现代人参观乾隆画像

只是不知：若乾隆君臣没那么“努力”而放任天下书籍自然传承，我们今天看到的典籍是更多还是更少？更优还是更劣？“四库全书”当然有“保存文献”这一可同情之处，但过于夸大它的话，是否没法应对我提出的问题？换言之，把“四库全书”抬得太高的人，是否需要证明一下“没了它，典籍的传承效果一定更坏”或“中国的学术一定更差”。——话说回来，“保存文献”这一长处还是要承认的。

个人最过不去的坎儿是：没有“四库全书”之前，即宋明之世，中国仍不乏大学者；而在它问世之后，寻常人也看不到，且并不见清代中后期的谁能达到程朱、陆王的高度。所谓“保存文献”，其实无异于“封存文献”。倒是对于今天的学者，“四库全书”已是公共资源，裨益更大。难怪常见现代人夸它（张岱年，任继愈，罗家祥等），而极其少见前人夸它。——这个意义上，福泽后世了。

也算福泽后世

再看“焚书坑儒”。首先，“坑儒”完全不对，不管杀的是儒士还是方士。看“焚书”，其最大的正面作用乃力挺郡县制。始皇34年，齐人淳于越建议恢复分封，丞相李斯反对，但哪种反对最有效呢？即人是灭不完的，“掀桌子吧”，奏谏灭文——于是焚书（司马迁）。李斯与乾隆堪称“逻辑伴侣”！公允地说，虽然始皇君臣的手段坏透了，但郡县制的根基得以进一步夯实，并深刻影响中华文明至今。

总得看，“四库全书”的可同情之处在于“保存文献，泽被后学”，“焚书坑儒”的可同情之处大得多，在于“稳固中华一统的根基”。此处的“同情”，不是真正的同情，而是“了解之同情”（钱穆）。1、不要从动机上考订一件事，主要看其过程的代价及影响的好坏，即尽可能摒弃个人好恶。2、不能把历史事件封存在历史的片段里看，而应赋予其流变的时空，即尽可能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

钱穆文存数种

开头说了，它首先是对“焚书坑儒”的补救。武帝不仅没杀人，还给读书人以名誉和发展机会，“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不仅没毁书，还能“选豪俊，讲文学”，甚至“协音律，作诗乐”，开启孔孟之后又一文化盛世。到什么程度？班固动情地赞美道“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亦即恢复到先秦的文化水平，或可理解为《诗》、《书》里的升平治世都相形见绌。

汉武帝雕像

当然，武帝的问题是秃子头上的虱子，“边庭流血成海水”。但不得不说，他的文化政策，起码到班固的时代，仍为读书人所推崇。上文说了，“罢黜百家”等八个字只是听上去霸道。实际上，百家之学依然可以自由研究，甚至外来的佛教都是被欢迎的，“罢黜百家”言非其实；相比之下，“独尊儒术”更符合事实，“霸王道杂之”非“霸墨道杂之”或“霸黄老杂之”，彼时的政治哲学至少有儒家一半。

两汉之交的货币，为真正“独尊儒术”者王莽所发行。

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可能，即“独尊儒术”而“兼有百家”（非“罢黜百家”）并非只是两汉的现实，而是贯穿于国史的普遍情况？

先秦不必说，百家争鸣。两汉说过了。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政府虽仍然尊崇儒学，但老庄与佛学成社会大风尚，看那些嬉皮士似的“建安七子”或“竹林七贤”。唐代，既有杜甫这样标准的儒士又有李白这样道家色彩的人、王维这样佛家色彩的人，长安更是汇集了彼时世界上泰半的宗教。宋代保守一些，但依然有“鹅湖之会”，致使心学得以启蒙。明初较保守，中晚期又开放，就提一个人：王阳明。

便是清代，“四库全书”以前，我们还有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一批逸民学者在做哲学批评和史学批评，还有金圣叹、纳兰性德、曹雪芹等并不合于主流儒家的大天才。“四库全书”之后，训诂学、金石学等小学学术皆有发展，然思想界“万马齐喑究可哀”，未几，整个中华便急坠入“我劝天公重抖擞”的时代。但沉重的乌云尽头，严复、李善兰、蔡元培及后来的“五四一代”依稀可见。

“独尊儒术，兼有百家”画意

可以说，儒学是中国人最主要的学问，但儒学对百家之学并不是封闭的，爰以成为无比宏大、瀚海汪洋般的文明结构。便是现在，政治家仍能从中选择社会所需，各种专门学者仍可从中汲取智慧和灵感，连最普通的老百姓也能根据它的指导生活。所以我不能认同那种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等于“垄断思想，失去自由”的批评。这八个字应该原封不动地送给“四库全书”，而非海纳百川的儒学。

最后，回到本文的题目，“四库全书”是否能等于“独尊儒术”加100个“焚书坑儒”（原题目《“独尊儒术”和“焚书坑儒”之间，差了100个“焚书坑儒”》，嫌太取巧，最终没用）？

明面上这是一道加法，其实是减法，或称“带负数的加法”。它的真正含义是：“独尊儒术”作为一个很大的“文明成绩”，减去100个“焚书坑儒”，是否还能保持很大的正值而不会被“四库全书”的巨大负值抵消掉（见玛雅文明）？答案应该是乐观的。尽管中华学术的成绩必须扣去这两道大题的分数，但今天的孩子仍然在读《论语》，社会仍然主张“仁义礼智信”，且中国人正在不断捡起失掉的自信。

【主要参考文献】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姚思廉《陈书》，孔颖达《尚书正义》，司马光《资治通鉴》，顾炎武《日知录》，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阮元《四库未收书目》，吕思勉《中国历史常识》，钱穆《国史大纲》、《中国学术传统精神》等。

写于北京家中

2022年5月11日星期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