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终于度过了这场爱情危机，前后约有一个月。风平浪静之后，《奔月》写成。如果非要把现实中的这对恋人对号入座，鲁迅正是那天天念叨着为妻子改善生活的大英雄后羿，许广平正是那随时有飞升危险的大美人嫦娥。

鲁迅谈女人的次数并不少，结合他本人的生活经历，他对女人的感情是极复杂的。其实我们一般人对女人的感情并不比鲁迅简单，只是没有他深邃的思考和准确的批评罢了。换言之，鲁迅对女人的情感最接近他平凡人的一面，有感激、有憎恶，有期待、有破灭，有冲动、有淡漠……这是他作为人间的鲁迅，而非天界的鲁迅的重要一面，也是鲁迅思想、鲁迅精神比较独特的一面。

鲁迅创造的女性形象千姿百态，但实则教我们喜爱不起来。从创作风格和创作技术上讲，鲁迅易于为我们造成他敌视女人或至少对女人不够友好的印象。鲁迅尽管是美学大师，却很少有审美之心态。与沈从文、废名相比，鲁迅笔下少有静美的人物和充满诗情画意的场景。他试图在作品里还原——而非粉饰——一般人最一般的生活，但读着这些雕刻庸人、小人的文字，平常的读者是不舒服的——毫无疑问，鲁迅要的就是这种不舒服。

此绝非一种悲剧情怀的不适，而是两眼紧逼生活、继而紧逼自我的不适。无可否认：我们的生活是需要一些谎言的，鲁迅连哪怕一层谎言的糯米纸也用开水浇掉，令你品尝原滋原味。鲁迅的重要创作方法就是“俗化”，如曹文轩教授所认为，他的笔下“既无英雄，也无美人”。

《呐喊》、《彷徨》自不必说，《故事新编》写的是古代的英雄美人、帝王将相，而在鲁迅的笔下矮墩墩、脏兮兮，光辉散尽不说，比一般人还要狼狈。如大禹王的妻子居然骂那个“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英雄是“杀千刀的”，活脱一市井悍妇。若说这一形象可回溯他过去对“杨二嫂”之类的创作，至少有两个女性形象对鲁迅而言是全新的——一个是《补天》里的女娲，一个是《奔月》里的嫦娥。

在鲁迅创作出的这些女人中，她们作为女神诡异地伫立着。写人间的豪杰也就罢了，鲁迅居然写起了神仙，至少从选材这一点上——和他公认的现实主义创作风格是不是背靠背呢？我们都知道：当然不是，至少从阅读体验上没有从现实的硬地飞升浪漫的轻云的感觉。为什么？还是“俗化”，但不是一般的俗化了，我杜撰一词，称“去神化”，而且有深有浅。

鲁迅还基本承认女娲是神的，对她谈不上热情讴歌，起码是称赞的态度，我们可称之为“一般性的去神化”；鲁迅压根儿不以嫦娥的神性为然，把她写成一个满腹牢骚的“大小姐”，虽没像“禹太太”或“杨二嫂”那样跌到谷底，但仍令人一点也爱不起来。我读他写的嫦娥，还是有很大理解的成分在里面的，她是被逼成神的，既不认同地上的生活，也不认同天上的生活，是个虚无主义者。

这一点上很像鲁迅本人的化身。

《奔月》写于1926年12月，正是王晓明教授所谓鲁迅“从悲观到虚无”的阶段。这一年或许是鲁迅生命里最跌宕坎坷的一年——

1月16日，他控告章士钊成功，恢复了教育部佥事的职位，即使是胜利的结果想必也会扰乱他的内心，增加他对人间的恶感；3月18日，“三一八惨案”，拉开了此后一系列笔战的序幕，成为20世纪中国文坛的重要事件；3月底到4月中旬，自从《京报》披露了段祺瑞政府在学界通缉鲁迅等五十人的密令后，他一直在避难，辗转了好几个地方；7月底赴厦门大学，本以为可以开始新生活，但这段时间偏偏充斥了各种不如意；年底，鲁迅离开厦门赴广州，后来也没在广州呆下去。

那时的鲁迅，估计只剩下“无聊”在心里。他怀疑世界上的所有价值，当然连自己也怀疑进去。这虚无感不同于绥惠略夫式的绝望，绥惠略夫毕竟是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者起码充满激情，鲁迅连这些激情也没有了。嫦娥也是个虚无主义者。

对周围的生活失去了全部的激情和期待，把生活某一方面的悲观扩展为对整个人生的失望。这里面深层次的原因是：一个虚无主义者的前身都是理想主义者。鲁迅何曾没有宏伟的理想？嫦娥何曾没有巨大的抱负？但当他们都成为生活里的失败者，理想一件一件破灭，最积极的反抗也无非是：不寻死路；不合污。

如果把嫦娥和鲁迅换一换，让鲁迅去奔月，嫦娥来写鲁迅奔月的故事，恐怕谬之不远。作为女神的嫦娥体内住着一个男神的鲁迅。我倒更以为：鲁迅这不是在写女人，就是在写女神，写他自己同样作为神的无奈。如果说女娲是“一般性的去神化”，作为小说的线索和女主角，所有配角都要围着她转——不仅围着她转，还要围着补天的故事框架转；嫦娥就是“换髓式的去神化”，换的正是鲁迅本人的髓。

有人要说：每个人物不都是小说家的自传吗？自传是不错的。我以为：和换髓还不一样。

自传是带一些原作者的影子，而换髓是带入了原作者对灵魂和人生最基本的解读。嫦娥和鲁迅都是抵抗生活而不得的人，被生活堵在墙角里一顿爆踹。假设鲁迅在《奔月》里要含一些希望的东西，如《药》里加在夏瑜坟上的花环，奔月的结果可能就是那希望吧。鲁迅不会把希望画成一张明白的蓝图，在下面密密麻麻地做注：这个主义、那个主义，他单会告诉你：有希望，至于希望如何到达？到达后又能怎样？——“我不知道”。

这是鲁迅非常诚恳的地方，也是他换髓式去神化的本质。他也奔月了，但月亮上的生活究竟如何？即便是被人当做垫脚的梯子，他也要奔月。——和鲁迅相比，同时代其他的作家和学者关注的是“月”，只有他在乎“奔”。

鲁迅和许广平从热恋到同居, 历时约两年。在这期间, 他俩是否闹过“爱情危机”？ 有学者认为至少是闹过一次的。而且，这场爱情危机和小说《奔月》的写作不无关系, 或者可以说《奔月》的创作冲动和艺术灵感正是来自这场危机。

1926年8月26日, 鲁迅和许广平同车南下。鲁迅往厦门，许广平往广州。他们本来商定：分手后一面为社会工作,一面也积点钱，以便创造新生活；两年以后再见。后来怎样呢？分手后第一天，许广平就伏在闷热的船舱里给鲁迅写信：

临行前之预约时间，我或者不能守住，要反抗的。

鲁迅和许广平一样——南下途中就着急着打听由厦门到广州的最佳路线。刚到厦门，他又在写给许广平的信中期望着“合同的年限早满”，否则，“总有些无聊, 有些不满足，仿佛缺了什么似的……”他们真实的期望是早日相逢。

但是，到1926年11月间, 正当鲁迅收到广州中山大学的聘书准备就职之际, 许广平却因与校中某些学生关系紧张,欲于学期告一段落时离开广州。 她在1 1月7日写给鲁迅的信中表示：届时如果汕头还缺教员, 便赴汕头,还请鲁迅“勿以别人为中心, 而以自己为定夺罢,”并说“你暂不来粤，也好，我并不一定要煽动你来。”鲁迅这时偏偏情绪不佳,特别是由于高长虹的攻击使他深深感到了受人利用的悲哀。

11月11日,他收到这信后惴惴不安。往常他总是当日就复信, 这次却一直压了四天。到11月15日, 他才写了一封长信给许广平, 信中一反常态地表示：“我的行止, 一时也还不能决定。” 其理由之一, 就是“我的一个朋友(指许广平) 或者将往汕头, 则我虽至广州, 又与在厦门何异。”试想：急切盼望重聚的恋人, 一个人突然要离开广州, 一个人却不想再去广州——他们何时才能重相逢呢？问题无疑变得复杂和严重起来。

鲁迅在这封长信中还说：

借自己的升沉, 看看人们的嘴脸的变化, 虽御及有益, 也有趣, 但我的函养工夫太浅了，有时总还不免有些激愤, 因此又常迟疑于典后所走的路：(一)死了心，积几文钱，将来什么事都不仇顾自己苦苦过活； (二)再不顾自己；为人们做些事，将来饿肚也不妨，也一任别人唾骂；(三) 再做一些事，倘连所谓“同人”也都从背后枪击我了，为生存和报复起见，我便什么事都敢做, 但不愿失了我的朋友。第二条已经行过两年了，终于觉得太傻。前一条当先托庇于资本家，恐怕熬不住。末一条则颇险，也无把握(于生活)，而且又略有所不忍。所以实在难于下一决心, 我也就想写信和我的朋友商议, 给我一条光。

——鲁迅把这些年内心的凄苦和挣扎毫无掩饰地述说给许广平，它的挣扎里当然也包括着许广平。他很担心许广平会离自己而去，像嫦娥抛下后羿那样，抛下自己独自升仙去了。鲁迅信中开列的这三条路，仿佛是三枝再表爱心的神矢, 将它们射出去, 倒要看看许广平如何应对。

许广平收到信后，毫不迟疑地做出回应。她在表示对鲁迅的理解之情的同时，更坚定地表示与爱人同进退。回信到达鲁迅手中，鲁迅大感安慰，他一面称赞：“HM(许广平)比我有决断得多”； 一面又检讨自己的“脾气实在坏”。还表示“但愿明年有人管束”，也“ 甘心被管”，庶几“不至于再闹脾气”。

最后，他决定年底离开厦门到中大任职，许广平也决定不再去汕头，而要去中大做鲁迅的助教。他们终于度过了这场爱情危机，前后约有一个月。风平浪静之后，《奔月》写成。如果非要把现实中的这对恋人对号入座，鲁迅正是那天天念叨着为妻子改善生活的大英雄后羿，许广平正是那随时有飞升危险的大美人嫦娥。

上文谈到，鲁迅对嫦娥是换髓式的去神化，而结合他的实际经历，嫦娥又更像是许广平，岂非矛盾？非但不矛盾，还非常合理，尤其对鲁迅来说。鲁迅给嫦娥换的是他虚无主义的骨髓，把灵魂层面的嫦娥变成一个虚无主义者。换言之，重塑嫦娥的灵感来源是鲁迅本人“从悲观到虚无”的心灵变奏。

深陷爱情危机的鲁迅一个人呆在厦门，周遭的人和事常常令他反感。更要紧的：他对自己一贯以来的工作以及这事业的前景产生怀疑。1926年7月，他说：

革命时代总要有许多文艺家萎黄，有许多文艺家向新的山崩地塌般的大波冲进去，乃仍被吞没，或者受伤……

——他的意思很明确：革命是必然要给知识分子和作家造成痛苦的。1927年春天，谈及北洋政府的统治，他又重复在北京说过的话：

文学文学，是最不中用的，没有力量的人讲的；有实力的人并不开口，就杀人。

——这也是在强调必然性：文学本来就没有对抗专制的力量，它在黑暗中的命运，不过是被“杀”而已。直到1927年，他并没有形成一个对知识分子和文学的比较完整的新认识，这个问题太大，他一时也不可能想清楚。但是，就从他对痛苦的必然性的强调，便不难想象他将要形成的那个新认识会裹挟着怎样厚重的阴暗。

鲁迅在虚无感中沉溺得太深，他竟不得不用这样极端的方法来振拔自己。将来、自己、知识分子、文学——他一律地浸入泥水，弄得它们黯淡无光，“鬼气”横秋。而鲁迅的这场爱情危机，正发生在他内心鬼气最重的时期，不仅考验着他世俗的一面，也考验着他圣贤的一面。结果还不错，鲁迅在现实生活中“战胜”了它，但在鲁迅作为圣贤的那一面，这场危机仍然留下深刻的痕迹，以致催生出《奔月》。

可以这样说：嫦娥这个人物，是鲁迅的灵魂，许广平的外壳。他固然把这场爱情危机丝丝缕缕地扣入故事情节，但嫦娥和许广平本质上还是不像的。通过这场危机化解的过程，我们也可以轻易体会到：许广平并不是一个虚无主义者，她不仅信念明确，内心还非常强大。处理具体问题也有条不紊，准确解读到鲁迅的本意，漂亮拆招。这些都是嫦娥不具备的。

嫦娥的形象更像一个批判者，甚至显得絮絮叨叨。她和许广平唯一的交集就是把男方时时处于被抛弃的威胁中——更何况嫦娥知道后羿的灵药在哪里，许广平根本不知道鲁迅的灵药在哪里。鲁迅压根儿没有灵药，有的话先救救他伤痕累累的灵魂。如此一来，许广平相对鲁迅的被动比嫦娥相对后羿的被动还要大。

（参考文献略）

初稿写于2012年5月30日，英国伦敦

改定于2022年5月20日，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