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西遍地都种鸦片，地主军阀嫌一般收税收不多，就要老百姓种鸦片，规定一亩地要缴多少鸦片，老百姓不种，就收“懒捐”。他们从卖鸦片中发大财。由于遍地都是鸦片，人民较普遍地受到烟毒，这就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问题，抽鸦片的准不准当兵？

我们在江西时说抽鸦片的是流氓，当然不要。到湘西，抽鸦片的不只是流氓，很多农民也抽，如果不要，就无兵源。好吧，只要是青年农民，愿意参军的就要。因此补的新兵，多数抽鸦片。

但军队还是要戒烟。开始还定量发鸦片。同时讲清道理，然后逐渐减少烟量，吃点戒烟药，最后以蒸馏水溶化硫苦，静脉注射，个把月就戒了。这项工作是我军卫生部长戴镜华研究出承办的，解放后他任过军委卫生部长、总后勤部副部长，1967年不幸病故。

第四，“左”的社会政策，根据地不巩固。湘西的社会情况有两个特点：一是土地特别集中，地主、富农占人口不到10%，而占有土地却在70％至80％以上；二是游民特别多，游民武装也很厉害。

湘西自民国以来，出现过许多草莽英雄，如汤子谟、周朝武等。为什么有那么多游民？主要是从清朝末年，外国资本主义侵入，自然经济崩溃，土地更加集中，人民没饭吃，活不下去，就大批沦为游民、半游民。

省委对土地革命是积极的，抓得很紧。根据地中心地区大部分都分配了土地。但那时的社会政策，基本上是三次“左”倾路线那一套。划阶级成分，地主和富农超10%，实际上是把有些富裕中农也给划成富农了（地富比例，各乡村虽不一样，但平均应不到10%)。分配土地是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甚至对富农过重地征收粮食（40%)，这是错误的。

还有，对商业征税太多；对游、杂武装、绿林会道门武装没有注意改造他们，至少使他们中立。袁任远对此很有意见。他是湘西慈利人，我军初到湘西，任大庸分区政治委员，奉省委指示费了很大力气去争取游杂武装，来接头的有一千三百多人，还集中了四百多人，带来了好多枪。但是，我们却把他们解除武装，杀掉头头，这就引起游杂武装的敌视，又散为匪。

由于过“左”政策没有纠正，就孤立了自己，把许多可以争取或中立的队伍，推到敌人那边去了。所以在根据地的大半年中，一方面消灭了许多反动的游杂武装，另一方面却产生了许多新的游杂武装，同地主武装结合，一起反对我们，严重影响了地方工作的开展和根据地的社会秩序及政令的实行。

军队由于流民大量加入，政治工作没有相应地跟上去，土地革命也尚未在更广大的地域深入，影响了部队的巩固，带枪逃跑，甚至有成班逃跑的。如果当时的政策不那么“左”，就不会树敌过多，不会成为在强敌包围下非走不可的因素之一。

遵义会议以后，当时全党思想刚刚开始转变，我们还没有认识到过“左”的社会政策的危害，就加重了自己的困难。这个问题，在长征出发前不久接到共产国际提出统一战线政策，特别是我党中央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之后，才开始有感触，直到延安整风才完全解决。

从前述四个因素来看，根据地不巩固是关键问题，敌人不断增兵，形势当然严重。但如果根据地巩固，加上正确的战略战术，可以打破敌人的进攻。

但当时我们还不够这些条件，于是决定退出湘鄂川黔根据地。退出苏区之前，只是想转移一下，摆脱敌人包围，保存有生力量，到湘黔边或黔东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并没有想到渡金沙江，更没有想到长征到陕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