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丨杨宏
作者简介：
桡哲，独立学者。10余年来，致力于东岳哲学的革新、研究、传播和发展。
著有原创哲学理论：“外在生存结构论”、“群团化分工论”；《三大起源通论》（含生命起源、意识起源、社会起源）；心理学基础理论《心理学原理》、《人格学原理》；哲学通史《物演哲学史》；美学基础理论《物演美学论》。
第九十章 感知结构的起点：感性与直观
感性与直观──感性在最切近处接续着感应性。所不同的是，感应之“感”以“应”为其直接结局（即“感应一体”），而感性之“感”以“直观表象”为其直接结局（即“感应迟滞”）。
注释：感性生物通过感性逻辑的感知属性与客体可感属性耦合后的结果是感性直观表象，但是感性与感应一体的理化感应不同，感性直观表象并不是在“感”的瞬间就同时实现为“应”，而是有一个“感应迟滞”，或者说形成了主观的对客体的媒介“表象”；也就是说，感性指的是已经从感应的感应一体分裂到感、知（象）、应，其“感”就仅是以主体获取到客体的“直观表象”为止，此刻也就是“感”“知”一体，而不再是“感”“应”一体。就好比感性的腔肠生物“感”到其自身的依存对象，就会在形成有关对象的“象”，但是“感”到对象并不意味着同时会摄取对象。于是，从感性生物开始，“感”的过程、“应”的过程逐渐拉长，也就是感应达成越来越迟滞，但无论哪个过程感应始终是对应的，感中带应、应中带感，两者不可割裂。
诚然表象并不限于直观，它将在不同程度或深度上发展出各种非直观的辨析关系式或理想模型式的表象（如几何构图或数学坐标等等），因此可以这样看待表象并赋予其在代偿系统中的存在意义：
注释：所谓表象就是形式逻辑对应的“世界体系”，就比如说人类形式逻辑下的“理念世界”就是人类的表象，也就是人类“世界体系”，而蝙蝠形式逻辑下的“理念世界”就是蝙蝠的表象，也就是蝙蝠的“世界体系”，所以说基于不同的形式逻辑就会有不同的“表象”，表象随着后衍主体的感应层级越来越多而不断升级。感性直观表象，也就是针对单一对象所形成的表象；知性辨析表象也就是针对局部区域的多个对象所建立的辨析表象；理性模型表象，就是对整个世界乃至整个宇宙所建立的理念模型表象，而所谓现象则是基于感性逻辑与客体可感属性耦合而产生的观念“产物”，人类的直观表象就是基于其感性逻辑下现象的总和。
表象的出现就标志着生物再也不是非生命阶段感应一体时简单的针对某个触点而应。
它是后来一切超“感”性的思维逻辑终究不能摆脱感应性或感知性之统一规定的联系环节和恒久依据。
注释：直观表象是一切超“感”性的思维逻辑不能摆脱感应性或感知性之统一规定的联系环节和恒久依据，也就是说，超“感”性的思维逻辑必须要以直观表象为基础，或者说最终得依靠直观表象才能被证明，无论是知性辨析表象，还是理性逻辑阶段高度变塑的模型表象都必须以其固有感性直观表象作为联系和依据，或者说必须依靠感性直观现象作为联系和依据，否则其超“感”性的思维逻辑就必然陷入空洞，由此说一切超“感”性的思维逻辑终极都不能摆脱感应性或感知性之统一规定；比如说，超“感”性思维逻辑的相对时空观的证明最终还是得依靠人类的感性直观表象才能被证明，否则就成了纯粹的逻辑推演而无法落实到现象上，于是既无法证明也无法证伪。也就是说，对于同一主体而言，最后层级的表象是对前衍层级的表象进一步整理后的最终表象，而且任何层级的表象都必须遵循感应属性代偿规定中的简约原理，且每一步整理的目的都是为了更有效的“应”。
所以，感性逻辑的对象是单一的，知性逻辑的同一律是复多对象中的多选一、理性逻辑的简一律也是以“一”统多，目的都是把越来越复杂的世界体系化繁为简，以实现和主体最简单的如理化感应般的一一对应。总之，任何超“感”性的感知或思维逻辑都需要建立在“感性”基础之上，这是任何存在者的基本规定。
但表象必须将感应之点扩展为感性之面（进而还要扩展为知性和理性之立体），才能使之形成某种全景式的图像，所以，表象之感令感应者面临一个“世界系统”去“应”，而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仅仅针对一个“外界触点”为“应”了（即“感应分裂”）。
注释：表象必须形成某种全景式的图像，才能使得感应者面临一个“世界系统”去“应”，所以无论是感性直观表象、知性辨析表象以及理性模型表象都是以对应阶段存在者形成的对应“全景式图像”，也就是对应的“世界体系”，使得主体自身能在这个“世界系统”内获得对应的依存条件。即便其表象不再仅仅是以感性直观所建构的表象，还包括依据感性直观之上的知性辨析表象、或者理性逻辑阶段下高度可塑的理性模型表象，其本质都是为了使得感应者面对一个更大的世界体系或世界系统去“应”，因为越是后衍的存在越是残弱，也就越需要大量的前体条件和横向条件才能实现自身的稳定存在。就好比说，蝙蝠是通过超声波而形成的“世界系统或世界表象”，人类是通过五感形成的“世界系统或世界表象”，但无论是人类的世界系统还是蝙蝠的世界系统都是满足人或蝙蝠的稳定存在，也唯有通过这个主观的对象世界系统才能最好的维护人类或蝙蝠的存续。
【可见，以对象或理念形态而存在的“世界体系”并不像柏拉图所说的那样是恒定不变的存在根据，恰恰相反，它也必须从零维的“触点”逐步演变为多维的“体系”。
在柏拉图看来，理念世界（即人类的理性模型表象）是恒定不变的，可以说是宇宙一开端就存在的，但事实上并不是一开始就存在的，而是随着物演的进程而一步一步跃迁而来的，也就是从零维的触点逐步演化为多维的体系的，而且会随着整个物质衍存及后衍感知主体衍存位相的变化而变化，且越变越快，就比如人类的宇宙观。
如果物理学上的逻辑推导所给出的“非理念的前宇宙存在”具有某种“探真”性质的话（这“真”恰好是一片空白或“感知上的虚无”），那么“真存”与“伪在”之间就会呈现为这样一种如影随形般的同步跟进情形：
宇宙的起始“分化点”先在于并对应于原始感应中的“外界触点”，而宇宙的膨胀“大系统”又先在于并对应于后衍感知中的“世界体系”
简言之，物质态“起始粒子”最开始都是针对一个“外界触点”为应，然后这些起始粒子再组成更大的结构体粒子，而这更大的结构粒子同样是以针对一个“外界触点”为应，然后形成更大的粒子的粒子结构。直到感性生物出现，因为感性生物感应分裂，于是感性生物不得不面对一个更大的表象“世界系统”去获取对应的依存条件，由此自感性生物开始就不是针对一个“外界触点”为应，而是面对一个“世界系统”去寻求依存条件从而实现“应”。
所谓世界系统，也就是感性生物阶段其感性生物已经相对于非生命的粒子已经极为残化弱化，所以必须通过自身的感性去抽象对应大量繁复化的客体，然后将可识辨的对象作为依存对象，以及得依靠自身的某些能动性在更大的范围主动获取依存对象，所以必须建立起一个更大的主观世界系统，而在非生命阶段，因为其存在度极高，所以仅依靠自身的被动的理化感应属性就能获取对应的依存条件，也就是以一个“外界触点”为应，而不需要像生命阶段的个体必须建立庞大的“世界系统或世界体系”才能实现耦合依存。
而所谓宇宙膨胀“大系统”先在于并对应于后衍感知中的“世界体系”指的是在非生命阶段之前，其不同阶段的粒子都有一个对应的“依存粒子”大系统，而这个粒子相对于“依存粒子”大系统就相当于生命阶段的个体相对于他感应属性造就并对应的世界体系。就比如说质子面对的大系统就是其他质子，中子和电子组成的大系统，是基于质子自身的电磁感应而造就的大系统，从而使得质子能在这个大系统内与对应的粒子耦合从而稳定存在，而感性生物的单细胞则面对的是基于自身感性所造就的世界体系，使得自身能在这个世界体系内寻找到对应的依存条件使得自身稳定存在，再比如蝙蝠则面对的其超声波所造就的世界体系，这个世界体系是为了让蝙蝠在其中寻找到对应依存条件实现自身的稳定存在。所以。对于后衍生命阶段的世界体系就是前衍非生命存在的大系统进位状态，是先在于并对应与后衍生命存在的世界体系，而且随着存在度的弱化后衍存在的世界体系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也越来越缥缈。
总之，客观自然存在的物演体系和主体感知中的“世界体系”是预定和谐的，因为主体本身就是这个客观的自然体系中的一员，和其他万物共同遵循物演统一的存在性规定，即都是递弱代偿存在性的产物，其代偿都遵循简约原理；也就是说，我们的感知、表象世界虽然非真，但与客观世界是预定和谐的，同时也可以说客观的宇宙膨胀大系统是先在于主体，而且也是对应感知中的世界体系的（也就是对于递弱代偿自然律的宇宙演化）。
（这里提示：宇宙维度的扩张与康德时空的形成之间所具有的某种先于经验〈即“先验”〉并规定着经验〈即“超验”〉的自然对应关系或预定和谐关系）。
注释：所谓的宇宙维度就是指的“客观的物演”是从奇点到基本粒子、原子、分子、细胞再到人类，有一个客观的自然演化序列，这是宇宙自身的维度扩张而与任何主体的“知”无关，而所谓康德时空就指的是人类的先验时空观，也就是人类出生之前就已经被规定好了的世界体系或时空观，而这个时空观的呈现是与宇宙维度的扩张对应或预定和谐的，而且也唯有在对象存在位相下有对应的“世界体系”才能使得人类能稳定存续或存在。就好比说蝙蝠能在他的“世界体系”稳定存在，而蝙蝠和人类的“世界体系”必然是不同的，但丝毫不影响蝙蝠的稳定存续，同样前衍非生命的粒子依据自身电磁感应或某种力所造就的某种对应“大系统”也必然使得自身能稳定存在。也就是说，自然存在（宇宙维度）和精神存在（康德时空），即“在”与“知”，两者是预定和谐的，也就是自然存在的演化（存在性）预先规定了人类的先验（能知），而纵向观念下的人类能知中的主观世界演化是和客观自然存在的演化是预定和谐的。
康德的“先验性”指物演通论体系下主体的感知方式和精神本体，即“能在”规定的“能知”；而康德的“超验性”（及其“彼岸的自在之物”）可以理解为物演通论体系下的存在本性或存在度。
而且，由于感知载体本身是自然物质的弱化先行者，它的自变加速度远远大于对象载体（即“客体”，此处特指感知者的前体存在物）的流变速度，即感知主体自身反而成为可塑性最大的一项变数，因此柏拉图的“理念”（也就是某种“表象”）其实一定越来越不如那个非理念的对应物稳定，这一点现在很容易证明，譬如，天体运行大致还是哥白尼以前的那样一种状态，可是观念或“理念”中的托勒密体系早已变得面目全非了
注释：感知载体的自变加速度远远大于对象载体的流变速度，因此理念表象（基于理性逻辑模型建立的自然观）一定不及非理念的表象（基于固有感性逻辑建立的世界观）稳定；因为非理念的表象（基于固有感性逻辑建立的世界观）是主体的最本真的客观规定，而客观世界本身根本就没有太大的变化，仅仅是因为属性本身的变化而导致的“理念”表象发生变化，使得新的理念成为新的“本质”，也就是说理念表象是因为其主体无法稳定存在，以及客体信息更为繁复从而不得不进一步抽象后的产物，所以理念表象必然不及非理念表象稳定。
而所谓感知主体自身反而成为可塑性最大的一项变数，就指的是人类理性逻辑阶段形成的世界理念，因为理性逻辑模型的高度可塑使得人类理性阶段的“理念世界”也变得高度可塑；就好比说人类眼中的世界始终是天圆地方，而人类的理念表象（理性逻辑模型）却历经地心说、日心说、绝对时空观和相对时空观，但是理念（理性逻辑模型）中的地心说、日心说、绝对时空观早已经变得面目全非，而感性直观的天圆地方仍旧是还是天圆地方，没有任何变化，极为稳定，而且大多数人类的生存仍旧是依靠这个层面；再比说太阳系100亿年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但是人类的宇宙观从天圆地方说到地心说、日心说、绝对时空观、相对时空观不过万余年，客观世界变化了多少？几乎没变，变得都是因为存在度加速衰弱导致感知属性增益而产生的结果。
（这里提示：感知上的“经验”或“理念”的流变发展并不仅仅是感知者在“认识”上的单方面进展，而是感知者自身的“非认识素质”所发生的流变进度的同步指标）。】（1）
注释：感知上的“经验”或“理念”的流变发展并不仅仅是感知者在“认识”上的单方面进展，也是感知者自身的“非认识素质”所发生的流变进度的同步指标。也就是说。感知上的“经验”或“理念”的流变发展并不仅仅与认识相关，就好比说人类的理性阶段，其理性逻辑下的科学实践中获取的感性经验产物（诸如原子、分子等经验产物）和理念的理性模型表象（地心说、日心说等等）其不只意味着人类“认识”的进展，同时还表达着人类存在位相“即非认识素质”同步流变进展。所以说，感知上的“经验”或“理念”的流变和发展是人类认识发展以及人类存在位相对应流变的同步指标。
由此不难看出感性固有的如下特点：
a．它像物理感应过程一样必然处于感应者与被感应者之间的二元格局之中，也就是说，它必须有所直面，尽管一成直观即令被观者为之改观也罢。因而感性成像一定是客体的对象化摹本，尽管与此同时观者自身的物性或属性也一并重叠在这摹本之中了。【所以，“直观”其实一开始就是“曲观”，只由于这“曲观”乃是被观者之一观本身所“曲”，故不易为观者自觉之，更不易为观者求证之。
注释：感性成像是客体的对象化摹本，比如说人眼看到一个红色的苹果，就是苹果“光波波长”这个可感属性与人眼的感应属性发生耦合，然后人类的视觉系统将这个耦合产物整顿为苹果的颜色，或者说扭曲成“象”，所以所谓的苹果的颜色既不是苹果本身，也不是苹果反射的光波波长，而是视觉系统扭曲苹果波长的产物。于是，先有发生在眼球上的理化感应耦合产物，然后视角系统将这个耦合产物整理成“象”；所以感性的“直观表象”既不是对象本身、也不是属性耦合产物、更不是客体本身，而仅仅是对“属性耦合产物”扭曲后的对象化摹本。
同时，摹本同时也已经包含主体自身的感应属性，但无论理化感应的耦合，还是视觉中枢将耦合产物整顿成“象”都是人类无法直接触及的，但是这个过程必然是存在的；所以，正是因为无法触及，以及任何的感知都不可能触及客体的本身以及本真的可感属性，所以即便直观是“曲观”，同时人类无法察觉，也更不易求证，因为你一旦去探察“知”本身的形成就必然立马陷入形而上学的黑洞之中，即你用“知”中的“在”去探究“知”本身，那不就已经是扭曲之上的扭曲了？所以说，感性直观表象本身就是一种武断，即不自觉认真，所谓认真就是把本来扭曲的感性直观误以为真，也就是所谓的直观，一开始就曲观。
为此，我们不但可以谅解康德对“先天直观形式”所曾进行的蹩脚论证，而且应该惊叹他以并非是直观薄弱之处的时间和空间作为撬动点，居然能够较系统地揭示“感性直观”甚至“知性纯粹概念”的先验规定性，尽管他在这一点上至少犯了两项错误：一则所谓“先天直观形式”并不限于时间和空间，而是一切直观都无例外地内涵着某种先天禀赋且呈现出某种扭曲形式；二则直观甚至知性并不是纯粹先验的，而是必须在后天的感应属性耦合过程中达成。换言之，像其他所有作为对象而存在的东西一样，时空一定是一种客观属性或客观维度，但它的“客观状态”一定又与“感性直观”（即处在“主观状态”）中的时空维度有所不同，这一点目前已被爱因斯坦给出了旁证。】
注释：错误一：先验规定不是时空。人类对时空的感知形态是感性直观下的武断，也就是主体感性与客观时空可感属性耦合的人类时空观，在康德那里称为“先天直观形式”，也包括感性经验，就比如说康德认为感性要素都是杂多，而唯有在对应的时空下，这些杂多才会整顿为具体的经验事物，但是感性直观与时空无关，而且时空本身就是一种属性，所以康德的“先天直观形式”，尽管存在，但是其先天并不在于“时空”而在于对应存在位相下主体的感性硬件结构；比如人类的眼睛、鼻子、舌头、皮肤等感性器官就决定了人类会有对应的经验，而与所谓的时空无关，也就是说，康德没有意识到感知结果所蕴含的主客体二者的耦合关系，主体的感知结果会随着主、客体衍存位相的变化而变化，而不是纯粹时空下的“先天直观形式”；而康德没意识到“先天直观形式”不限于人类所形成的时空观念以及感性经验还包括一切直观的现象和表象；也就是说，感知主体的任何感知都有其先验规定性，而且主体的感知结果不仅仅与主体感知的先验规定性（即能知）有关，也与感知的对象本身有联系；
如人的认知结果与先天基因和后天环境（时代环境）都有关系；
错误二：客观时空与主观时空不同。时空的“客观状态”与主观状态中的“感性直观”时空维度不同，就比如说如果康德的时空是客观的，那么为什么人类在短短两千年，其时空观从地心说、日心说，再到最后的相对时空观？人类的时空应该一直不变，所以主观状态中的“感性直观”下的时空并不是客观时空，于是康德的先天直观其前提就错了，尽管感性逻辑确实是被规定了的，被什么规定？被存在位相下的能在规定。
所以，康德是时空观是绝对时空观，而时、空、物本质是一体的，时空是物存内涵的体现，感知中的时空不仅是主观的，还会随着主体衍存位相或存在度的改变而相对变化的。
b．由它达成的直观表象（或直媒表象）必然远比由后衍知性所达成的辨析表象（或分辨表象）以及更后衍理性所达成的模型表象（或模式表象）来得稳固，因为，按照递弱衍存法则，即便是虚存属性的演进也照例不能摆脱愈进愈衰的厄运。【所以，我们虽然觉得自己总是面对着亘古未移的同一个大千世界（“直观表象”的体现），却又不得不常常改变对其构成关系的理解（“辨析表象”的体现），而且尤以更费神的理论原理翻新得最快（“模型表象”的体现）。
注释：随着物演进程中自然存在主体的弱化，以及客体的繁复化，后衍弱化的存在不得不层级化对应代偿出感性、知性、理性这一系列的感知结构；而知性辨析表象是直接建立在感性的直观表象上的，必须是以直观表象为基础，否则辨析表象无法建立，理性模型表象尽管不是直接建立在直观表象上，但最终还是得依靠感知直观产生的表象去验证。
由此可知，越是前衍的代偿属性就越是稳固，越是能直接维护存在者的稳定存在，反而是越后衍的代偿属性就越来越不稳定、越来越远离本真，越不能维系存在者的存在；所以，即便客观世界没有太大任何变化，但是人类对客观世界的理念却高速变革，而且其逻辑模型的变革速度越来越快，也就是导致我们理解的“世界体系”快速变化。也就是说，人类直观表象即目之所及的天圆地方世界观，而人类的知性辨析表象则是基于不同的地理模型形成不同的天圆地方的世界观模型，比如早期中国的东边是太平洋、北是西伯利亚冻原、西边是青藏高原，南边是横断山脉，由此中国早期就形成了中国之外其他地方全是不可触及的荒漠般的天圆地方世界观，而地中海的古希腊人则刚好相反，所以说基于不同的地理地貌就会形成不同辨析表象的天圆地方世界观模型，辨析表象不会改变天圆地方的整体模型，但是会有不同的天圆地方辨析表象。
但理性模型表象则会改变天圆地方的感性直观表象，诸如地心说、日心说、绝对时空观、相对时空观的模型表象已经完全不是天圆地方的宇宙观模型。
这也是有关形而上学的问题特别难以说清的原因之一，因为要想说明形而上学的本原，必须首先揭开那个最为稳固的直观表象之壳，而你借以撬开那个坚壳的用具却恰恰只能是最易折弯的柔弱理性。】
注释：形而上学之所以难说清楚是因为只有理性才能自知，感性和知性是不自知的，而且要说清理性，你就得脱离直观表象，必须层层追本溯源说清知性和感性，但说清知性和感性，必须要运用更为不稳定的理性，而理性远没有知性和感性稳定，导致即便是追问最稳定的感性，到头来也是理性模型的一种，而这怪圈是无论如何出不来的，你以一个不稳固的模型表象去说清直观表象，这当然是最为麻烦的，而这也是人类感应属性代偿有效力越来越低的表达。
所以，既往哲学横向观照世界的观念终究是行不通的，因为找不到自然存在和客观存在的连接点，也没有纵向的演化视角，由此就不可能知道直观表象是如何一步一步跃迁到理性模型表象，从而说清直观表象本身。
c．基于上述，感性直观必然是整个感知结构中最贴近于本真的东西，尽管那“本真”早在原始感应阶段就已不真。换句话说，感性直观的失真程度一定小于对感性直观再加以主观处理的知性和理性产物的失真程度，尽管就人类而言（更准确地说，是就人类生存度的弱化发展而言），它若不经过知性和理性的再处理，则可能连上述那种“失真之真”也无从把握。
注释：这里的“真”指的是主体基于感应属性耦合达成依存的“求存之真”，而不是纯粹客观之真（即纯粹客观规律或客观存在、客观属性），而仅仅是因为感性主观处理的层级少于知性和理性，所以相对更贴近“真”，也是最容易达成“真”的，所以说感性直观是最贴近本真的感应属性。而随着世界体系的复杂化，主体渐渐暴露出了自身的矛盾与混乱，需要知性、理性来层层整顿，但尽管知性、理性的整顿加剧了感知的层层失真，但唯有如此，才能维护感知主体在物演序列下不断递弱的真存；也就是对人而言，感性直观必须经过知性和理性的再处理，因为人类自身极其残弱，就不得不对万物抱有最大程度的依赖，怎么办？
只有不断的在感性直观现象之上的加重抽象，使得自身能更大程度的依赖万物，所以就必须经由更重层次抽象的知性和理性的再处理。所以，越来越失真的层级化的“知”正是为了维护越来越弱的作为真存的“在”。
【不过这里所谓的“本真”仍然是逻辑因果链中的“无本之真”，因为如果追本溯源的话，即便是最原始的基本粒子感应也仅仅是对处于后分化阶段的分化属性有所感应，却到底不能对前分化阶段的无属性存在发生感应。可见本真并不蕴含在某种结果的“前因”之中，而是体现在包括感应发展在内的整个存在序列得以序列化存在的“自因”之中，亦即体现在整个存在序列上任一位点的存在性规定之中。
注释：这里的“本真”即达成求实或求存之真，而不是对客体或客体可感属性求取的绝对本真，所以也可以称为“无本之真”，无本就无本在不是对客体或客体可感属性求取绝对本真，因为无论是任何感应属性都不可能感应无属性或纯粹客观的存在。“真”是在主观逻辑下对具体的相对存在“求存”而导出的逻辑假设，这个“本”只是一个逻辑极点，会随着人类的认知拓展而前移。
于是，作为“奇点存在”的“本真”（即“真存”）始终不是真正纯粹客观的“本”，因为真正的“本”在不断前移的逻辑奇点中，是任何存在永远不可追问的；所以，本真只能体现在自然演化的“自因”和“存在性规定之中”，即求存存在，求生存之规定；那么，“本真”其本质不是对作为衍生出后衍存在的前因（前衍存在）的绝对真知的表述，而是任何存在求存规定之自因，即是说任何存在都必须有这样的求本真之因，才有得以稳定存在之果，所以任何存在必须以此求存之本真作为自身的存在性自因之规定才能使得自身得以暂时稳定存在。
万物发生、发展的原因就是客观世界系统得以序列化的“自因”，递弱代偿存在性这个自因，它体现为具体的相对存在与整体存在的递弱代偿规定性，所以，尽管作为主体的人类无法直接抵达包含了人类的客观世界系统，但因为人类是这个客体系统中的一员，其诞生与感知都和万物一样遵循客观世界系统法则，所以其感知内容虽然非真，但与客体世界系统预定和谐。
从这一点出发，则“本真”必然与整个感应或感知进程始终保持着等距离的照应（参考第三十四章和第七十章的坐标示意图，相当于代表无属性分化奇点的基干横坐标与代表属性代偿恒量的存在阈平行线之间的等距离运动），即任一感应或感知内涵中的“本真”成分永远都是等量的或等价的，因为那“失真”的感应或感知本身就是“本真”的直系产物和直接体现──这才是贯穿在“盲存的本真”与“感知的失真”之间的通约关系。】
注释：基于此，才说“本真”必然与整个感应或感知进程始终保持着等距离的照应；也就是说，任一存在者都必须达到存在阈常量，万物无论处于分化进程的哪一步，都是同一存在标准下的存在，此为“等距离的照应”，只不过在这个标准下，存在度减少多少，代偿度就必须增加多少；也就是说，任何阶段的感应或感知都是为了达成求存或求实之本真，或者说达成对存在度对应的弥补，而随着存在度的弱化，其感应或感知的逻辑形式也就更为复杂，获取的信息也更多，实现的难度也更大，但无论如何本真是不变的，也就是达成存在阈普适常量的数值是不变的。
于是，衍存位相越靠前，属性（包括感知属性）越少；反之，衍存位相越靠后，属性（包括感知属性）越多，作为“知者”，其感知过程因为感知层级的越来越多，所以感知结果愈发失真；但正是愈发失真的“求存之本真”的感知代偿成就了作为“在者”的感知载体的真存。
所以，“本真”只是为了达成对存在度的弥补，是求存求实之真，由此就造就了失真的感应或感知本身，也就是说感应和感知本身并不是为了获取客体或客体属性的“真知”，而仅是为了达成求存求实之本真，所以称为失真的感应或感知本身；而这才是“盲存的本真”与“感知的失真”之间的通约关系，其通约在盲存的本真是为了求存求实，而感知失真也是为了求存求实，两者都不是为了达成绝对客观的“真”，只是为了达成求存求实之真。
d．因此，相应地，对于处在狭义感应（广义之感应囊括从原始感应到理性感知的全过程）之最高阶段的感应者来说，感性直观必然是感应进程中最易发生混淆和迷乱的东西，尽管站在感知代偿的末端回顾，它又呈现为感知结构中最底层、最明晰的东西。唯因如此，知性和理性才会代偿性地相继发生，尽管由此导致我们对本真的日益趋远也只好在所不顾，因为这正是我们把握“本真”的唯一可行的“真理之路”或无可挑剔的“先验规定”。
注释：从感应到感性阶段，是感应逐渐量化嬗变的动态过程，而感性则是这个过程最末端的产物，所以相较于最末端感应者来说，感性直观无疑是最为迷乱混淆的东西，因为如果仅仅只是拥有感性直观的感性必然是很难选择出对应的依存条件。所以感性直观只能最实用与最初的感性生物，对于更为弱化残化的后衍存在而言，必然需要代偿出知性、理性才能使得自身稳定存在，因为后衍残弱的存在其所需的条件越多；而从大尺度的整体纵向来看，因为知性建立在感性直观之上，而理性有建立在知性之上，所以感性直观又可以说是相对最为明晰的东西。
可见，尽管感性直观本身即是脱离本真，但是相对于知性、理性而言又是最为明晰的真理之路，或者说无可挑剔的先验规定。
【在这里，“感性”被视为介乎于“感应”和“感知”之间的过渡性临界点，于是，上述所谓的“迷乱”就只具有某种位相性的意义，即相对于“知性”和“理性”的后位代偿才显得迷乱（其实是后位代偿的迷乱）。也就是说，对于那些尚未发展出知性和理性代偿的感性存在者而言，感性直观本身必是最澄明的“知”。而且正是由于那格外简明的感性之知，导致感性载体得以依照远较知性载体和理性载体更稳定的存在方式而存在。
注释：随着衍存过程中依存条件的增加，感知主体相应代偿出感应、感性、知性、理性，而任一感知层级的代偿发生都是因为对象增加后，前一感知层级无法处理其信息的增量；于是，后衍知性生物的知性是为处理纷繁而迷乱的感性所得而生，后衍人类的理性是为处理纷繁而迷乱的知性所得而生。
但是，迷乱是相对于后衍更为残弱的存在而言的，因为存在者的弱化残化，对象的逐渐复多化，对应的存在者无法简约高效的寻求对应的依存条件，此刻感性自然相对来说就显得迷乱，于是不得不代偿出知性乃至理性，但要明白，其迷乱本质不是感性的迷乱，而是知性、理性存在者的残弱导致其认为感性是迷乱的。所以，相较于前衍没有知性、理性的存在感性无疑是最明晰的求存方式，使得感性生物其稳定性远远高于知性或理性生物；如扁形动物，它的感性的就是最澄明的“知”，能感知到的即是食物，于是就能直接达成依存，这比衍存位相更高的存在稳定的多。
所以，在认识史上，人类总是不由自主地坚守着“眼见为实”的基本准则，尽管我们并不知道“眼见”到底是否“真实”，也不能证明“眼见”一定等于“真实”，然而我们却无论如何都没法彻底抛弃感官的自欺。结果是，虽然出于对“眼见”的“事实”抱以疑虑，科学家才有必要钻进实验室里去另起炉灶，到头来却不过是演了一场借助于“观察”来否定“眼见”的闹剧，而且那“观察之所得”一般尚未立稳脚跟，就被越来越迅猛的下一轮“实验观察”予以否定或修正。在这种情况下，谁又能证明所谓的“认识过程”最终不是在走向迷失呢？不过，自然代偿演化本身就是在走向“迷失”──即为了存续而不得不“迷于失存”的那种迷失。
注释：人类高层级理性所得的各种理论总需要低层级的感性所得来验证；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需要爱丁顿通过全日食的观测来论证，否则人们会永远把他作为一种理论而不敢确认。由此可知，人们本能的觉得处在原始逻辑位相上的感性所得即“眼见的事实”或“经验事实”更可靠些，这种潜在的本能就是基于越原始越前衍的认知层级越稳定，越高级越后衍的认知层级越动摇的原理；所以说，实践虽然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却是检验理论能否实现广义逻辑融洽的标准，也就是高端逻辑（即理想实验达成的理性逻辑）建构的理论体系不仅需要狭义逻辑自洽，也需要需要低端逻辑（即感性逻辑）的证明，即广义逻辑自洽。
总之，一方面，我们需要通过“逻辑比事实更真实”理性逻辑代偿求存；另一方面，理性逻辑代偿越来越无效，认识过程越来越迷失，而这正表征着理性载体存在度越来越低、越来越趋于失存；也就是说，一方面，人类在理性的有效代偿中自觉澄明；另一方面，人类也在知识爆炸的越来越快的理念更新中越来越迷失，或者说在理性的无效代偿中趋于失存。
故此一切简明的东西虽然终将一概被日益迷惘的东西所取代，然而“迷惘者”却认定唯有自己处于“澄明”之中──这正是贯穿在“不明的定在”与“迷失的澄明”之间的通约关系。】（2）
注释：认识进程就是迷失进程，因为感应属性的目的不是为了求真而是为了求存，所以所谓的“澄明”是越来越迷失的，而不明的定在指的任何的“在”都是无法通过“知”来达成的，所以“在”其实也是迷失的，于是迷失的“在”和迷失的“澄明”必然是通约的；也就是说，迷失的“在”的存在程度必然对应着对应迷失程度的“澄明”，而这对应迷失程度的“澄明”就刚好使得这对应存在程度的“在”实现稳定存在，所以“知”的代偿增益程度就是“在”递弱衰减程度的表达，“不明的定在”决定了“迷失的澄明”。
所以，人类和其他低等生物一样，是不自觉认真的感知澄明中的盲存者，但其盲存的“知”的状态正是其衍存位相或“在”的程度的表达，这就是“不明的定在”（即隐性的存在度，即“在”）和“迷失的澄明”（即感知代偿度，即“知”）之间的通约关系。
说到底，“感性”及其“直观表象”只不过是感知属性演化过程的一个前存阶段，它因其“前”而逼近于真，也因其“前”而靠近于稳，虽然它同样因其“前”而不免要被后位代偿作为“无序的乱源”而予以重整。（3）
注释：总之，“感性”及其“直观表象”只是物演进程中整个感知系统结构化的相对前衍的阶段，只最适合感性生物，所以相对稳定、相对靠近本真。但随着存在度弱化，后衍代偿属性的繁复，也就是随着感性信息量的增加，需要越来越多条件的存在，就需要更为简约化的感应属性，于是前衍的感性及其直观表象越来越暴露出自身的各种弱点，从而不得不代偿出知性与理性针对感性所得予以归类和层层整理，虽然经由知性、理性整顿出的逻辑模型可能更飘摇、更不稳定，但是为了获得短暂的稳定存在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