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败在战场，心服在餐桌。”1947年，胡宗南率部进犯延安后，连连损兵折将。为了挽回这一失败的局面，胡宗南决定利用武器装备方面的优势，凭坚固守，诱我主力，然后进行围歼。

然而，战斗刚打响没多久，敌军就被我军团团围住，敌军少将旅长张新也被我军俘虏。不久，彭德怀邀张新见面，张新也乐意至极，毕竟他早就想会会这位鼎鼎大名的“彭大将军”了。

满心期待地走进昏暗破烂的窑洞，张新只见到了一个穿着破烂补丁衣服的“老兵”，正当他静静地等待彭德怀时，这位“老兵”开口道：“我就是彭德怀”。

张新惊讶地看着眼前这个穿着破烂、普通至极的老兵，没错，是他在画像中曾经见过的彭德怀，但是这与他想象中那个威风凛凛的大将军却是截然不同，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中午时分，彭德怀邀请张新共进午餐。出乎意料的，一点荤都没有，彭德怀招呼张新坐下后，说道：“我这儿还有一点好吃的。”

彭德怀一边说着一边拿出了一个罐子，从里面夹出了三片羊肉：“这是我自己腌的，只有五片，平时舍不得吃，今天就用来招待你。”

张新夹起一片放进嘴里，一股说不出的怪味，反观一旁的彭德怀却是吃得津津有味，这让张新顿时在心里生起了一股崇敬之意，也瞬间理解了共产党人身上的那种精神和信仰。

在开国元帅彭德怀那波澜壮阔的革命一生中，像这样清廉节俭的时刻时时都在上演，不管是在条件艰苦的延安时期，还是在改革发展的新中国，彭德怀都一如既往。

彭德怀常说：“共产党的队伍里，官兵要有盐同咸，无盐同淡”，所以他对自己一直都有着严格的要求，始终保持着一个劳动者的本色，从不接受一点点哪怕是情理之中的特殊待遇。

革命时期，红军战士们每天都紧张作战，还要忍受着缺衣少食的艰苦生活条件，就算是身为军长的彭德怀也不例外过，经常是日夜颠倒日理万机，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一天深夜，彭德怀正在伏案工作，因为过于饿了再加上劳累过度，竟直接就晕倒在了桌子上。警卫看到这情况吓坏了，赶忙就请炊事员下了一碗汤面，送了过来。

彭德怀刚想动筷，一看到碗里还有着几片猪肝，立刻就放下筷子问道：“哪里来的？”警卫员回答道：“部队昨天打牙祭，买了老乡一头猪宰了。我见军长近日身体消瘦，连日熬夜操劳，怕你拖垮了身体，给你补补身体。”

彭德怀不管那么多，脸色顿时就变得严肃了起来：“谁给你这权力？我不是说过，红军官兵平等，当官的不能特殊！”

没等警卫员解释，彭德怀蹭的一下站起来命令道：“不要说了，你给我送回去！快！”炊事员听到彭德怀的声音，也过来劝道：“军长，面已经做熟了，不吃是个浪费，还是吃了算了，只这一次，下不为例！”

彭德怀一拳打在墙面上：“不能！绝对不能！我彭德怀革命，不是为个人吃好的，要是为了吃好的穿好的，老子就待在国民党反动军队里当团长，吃个痛快！”

两人被彭德怀这架势吓个不轻，都不敢再吱声。过了一会，彭德怀缓了缓口气，向炊事员说道：“老曹，请你将这碗猪肝面送给重伤员吃。”

炊事员悻悻地点了点头，彭德怀又转过头对警卫员说到：“我俩要约法三章，今后谁也不准违规！”没办法，警卫员只得乖乖听命。

彭德怀的严格自律，但凡和他长期相处过的领导、战士们都能深深地感受到，军中也基本无人敢给彭德怀开特例，但是前有约法三章，后有“罢宴”，这种事还是免不了会发生。

1938年，八路军总部转移到了山西省。9月，彭德怀在情报科长魏国运的陪同下要回延安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途经高平县城，县长便为他们接风洗尘。

菜宴一共备有三道，第一道是8个凉菜，专门为彭德怀喝酒准备。菜一上来，魏国运就察觉到了彭德怀脸色的变化，连忙向县长示意：“彭总胃不好，不要搞这些了。”

县长以为魏国运是在同他客气，便连连说道：“不成敬意，不成敬意。”接着8个热气腾腾的菜上来了，香味扑鼻，彭德怀却只是端着手中的饭吃，不伸筷子。

魏国运看着一直在劝彭德怀吃菜的县长，不禁为他捏把汗，生怕彭德怀忍不住当场发怒，所幸，彭德怀并没有。饭快要吃完时，一个水果罐头端上来了，彭德怀理也没理会，当场就离席了。

也许是因为县长是民主人士，彭德怀强忍着怒气没有当场发。但是饭后休息时，彭德怀还是憋不住了，直截了当地就问县长：“你这个县太爷一个月拿多少薪水？”

县长察觉到有些不对，没有正面回答：“给老百姓办事，拿不了多少。”“我看你拿不少吧？今天的饭花钱多少？是你掏呢还是老百姓掏呢？”

县长被彭德怀训得面红耳赤，也不敢再做声。事后，魏国运抱歉地向县长解释道：“请县长不要介意，彭总对自己的生活一贯要求很严，今天要是八路军的干部，批评比这还狠。”

县长看起来并没有很在意，反而坦诚地说到：“我接待过国民党的许多大员，一个个只嫌照顾得不周，像彭总这样的大官要是再多些，我就谢天谢地了！”

这便是共产党的风采，彭德怀的魅力。几十年来，彭德怀每次遇到这样的事，都无一不拒，他知道有些同志这样做是真心实意地尊重他，但是正因为如此，他才更不能接受。

正如他所说的：“我们革命干部在人民群众中，时时刻刻要像扫帚一样供人民使用......不要像泥菩萨一样让人民恭敬我们，抬高我们，赞颂我们，害怕我们。”

新中国成立后，人们的日子过得好了起来，但是彭德怀清正为人、廉洁奉公的优良品格却丝毫没有变化。

他的一件衬衣能穿好多年，打上许多补丁也不舍得扔掉；窗帘布旧了，警卫员提出要更换，彭德怀立刻就说道：“旧了？老百姓用这样的布做衣服，还不知穿多少年哩！”他对自己的严格，甚至可以说到了“小气”的地步。

有一次，国家进了一批吉斯牌轿车，分配给了彭德怀一辆，想让他把那辆旧吉姆车给换下来。彭德怀却说道：“世界上好东西多的是，总不能见什么好就搞过来嘛！配车是工作需要，不是为了图舒服，有个车坐就行了。”

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胜利，从朝鲜回来的彭德怀也和其他领导人一样住进了中南海内。他居住的地方位于怀仁堂的东南角，和其他的院落造型相似，名曰“永福堂”。

这是个又窄又旧的小四合院，西边的两间打通了给彭德怀做办公室和会客室，东头的两间是卧室和他夫人工作学习的地方，当中打了隔断作为餐室，西厢房是工作人员们住的地方。

刚搬来时，这所小院子因为常年日晒雨淋，没及时维修，门窗、廊柱上的油漆早已剥落，尤其是办公室，有一角下雨天还会漏水。

（图|彭德怀和侄女）

管房子的部门看到这种情况，便又在什刹海附近给彭德怀另找了一个大院子，有两层楼，也比较宽敞。秘书说道：“这院子适合办公，离浦安修同志上班的北师大也近些。”

彭德怀看了看院子，没有发言。一旁的小侄女问道：“搬不搬？”彭德怀反问道：“你想搬呀？”

侄女诚实地回答道：“当然了，永福堂那个地方多挤呀。特别是我房后的那个卫生间，大家公用，我是女孩子，多不方便。”

谁知彭德怀听完，立刻就果断地说道：“不搬了。这里房子多，应当给家口多的同志住。咱们家没有多少人，不用住这么宽，再说，住中南海里面，门口有个站岗的就够了，搬到这里，又要搞个警卫班，那不是增加国家负担吗？”

当时的彭德怀已经可以说是位高权重，而且北京当时的住房也很富裕，但是他却满脑子想的都是别人，不愿为自己谋半点私利。

彭德怀不愿搬进新房子，其他人也没有办法，但鉴于永福堂实在破旧，管理部门便想着对房屋进行一次翻修和粉刷，但是一提出这个想法，就被彭德怀拒绝了：“哪里漏补哪里，能住就行了。”

身边人屡次劝说，但彭德怀却语重心长地说道：“你们要把心计用在国家这个大‘家’上，眼睛不要老盯着我这个小‘家’，要把钱节约下来，先用于国家建设。”

1956年春，管理部门对彭德怀的房屋进行了一番检查后，根据房屋的破损情况，又一次提出要油漆门窗和廊柱，还送来了维修计划。

彭德怀听到这一汇报，脸色顿时就沉了下来：“又修什么！这不是蛮好的嘛！更不要油漆！房子是住人的，也不是图好看！你们就是不考虑工人、农民住的怎样，也不考虑国家的困难！”

修缮队得知彭德怀的想法，解释道，油漆门窗廊柱不是为了图好看，主要是为了防腐蚀，延长房屋使用年限，这完全符合彭德怀要求的精神。

晚上工作人员又向彭德怀说道：“彭总，修缮队的同志又检查了一下房子，认为确实该油漆一下了！”彭德怀不高兴了：“看，你又来了，不是讲过不修了嘛！”

秘书指着一根廊柱向彭德怀解释道：“你看，这个柱子因为油漆剥落，木头已经腐朽了，如果现在不修，以后还要换柱子，花钱就更多了，岂不是因小失大？”

围着柱子绕了几圈，动手敲了敲，彭德怀才确实相信了秘书的话，勉为其难地答应了修缮，但是嘴上还是说道：“你们这些人呐，理由就是多......”

后来彭德怀的侄儿侄女们也都住了进来，但是因为房子不够住，孩子们也只能打地铺。

后勤部多次想扩建两间房子，但彭德怀却说什么也不同意：“我们的房子已经很好了，比老百姓住的宽绰多了。北京市的群众要是跟我们一样住上这样的房子，怕20年也达不到。”

后来又有孩子住进了彭德怀家里，对于那个拥挤的房子来说实在无力承受了，彭德怀夫妇仔细商量过后便决定盖两间小平房，但精打细算下来，还需要1000多元。

彭德怀一听这个数目：“1000多元，能买多少小米？能买一万多斤！这要多少农民的劳动？又能养活多少人呀？！不盖了！不盖了！”

彭德怀的“小气”不止对于他自己，对于身边的人、亲戚们要求更是严格，花钱也更加的节省。一次，彭德怀去前民主德国访问，警卫员商量着给他刚参加工作的侄女买块手表。

（图|晚年彭钢）

思索了良久后，彭德怀同意了：“好吧！弄个最便宜的，能看个时辰就行了！”警卫员想着这些国家发出国的零用外币也用不完，就买一块样子好看的，贵一些也没关系。

看着警卫员买回的自行车和两块手表，彭德怀果然生气了，严厉地批评了他不该乱花钱，并说道：“出去办事，尽量骑自行车，少用汽车。”

说完彭德怀看了一眼手表的发票：“这肯定不是最便宜的，赶快给我换掉。”警卫员说到：“这就是最便宜的。再说现在去换也来不及了，你干嘛这么小气呢！”

彭德怀严肃地说道：“不是我小气，我们的国家刚刚开始建设，要花钱的地方还很多嘛！”回国后，侄女收到了手表，一看却是只有两根指针的那种，可怜的侄女没有收到喜欢的大三针手表还挨了一顿批。

彭德怀虽然对自己、对身边的人“小气”了些，但是他的初衷却皆是为了人民为了国家，他对自己严格，但在国家利益、群众利益面前，彭德怀却又十分的慷慨。

国家和军队实行薪金制后，干部子女们上学由家庭负担，但彭德怀的侄女因为是烈士之后，学校便继续对她供给。

侄女十分高兴，但是彭德怀听后却反对道：“不，你上学应该我管。”自此，彭德怀就一直担负着侄女上学的支出，直到她上了大学。

1957年，全国许多地方都兴起了大修水利的高潮，彭德怀第一时间就想到了自己的家乡湖南湘潭乌石寨的彭家围子。这个地方因为缺水，周围的老百姓们总是要跑到很远的塘里去挑水，这也一直是他的一件心事。

现在兴修水利，彭德怀便立刻给家乡的干部们写信，建议在他小时候砍过柴的地方乌石峰下修一座水库。第二年，水库就开始动工兴建。

彭德怀回到家乡，听到干部们的汇报，十分高兴，立刻就自掏腰包捐献了500元钱。三年后，彭德怀再次回乡，特地去看了水库，并建议大队组织劳力将坝基加高加宽，并在库内养鱼。

不仅如此，彭德怀又拿出了300元给大队用来买鱼苗。彭德怀还说：“要回来当一名农民，每年要为生产队出工100天。”

然而因为一些变故彭德怀的这个愿望终究还是没能实现，但他却以钱代劳，每年都从自己的工资里支出100块钱给家乡投资，这些在当时来说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彭德怀去世后，他的妻子按照他的意愿将他承诺给家乡的去世前十年的累计投资款1000元，又如数捐了出来。如今，彭德怀的几笔投资还记录在“社员往来”的账上。

彭德怀的侄女曾回忆道：“伯伯曾向我讲过，他自信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从没有故意浪费公家的一分钱......伯伯在军队中曾有积蓄，加起来七万元，全部用于平江起义后的各项经费了。对于家庭，那时他每年寄钱不足200元，家中始终维持着中下农生活......”

几十年来，彭德怀为了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幸福鞠躬尽瘁、殚精竭虑，他对自己小气至极，却将那份唯一的大气全都投资到了国家、家乡和人民群众的身上。

这份小气与大方的对比，无时无刻不再体现着彭德怀那份伟大的人格魅力，让我们感受到了彭德怀的浓浓的国情和拳拳赤子之心，不禁令人肃然起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