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霞姐。

今天分享的故事，是关于爱如何在战争中幸存。

芭芭拉梅姆瑞一生中从没有离开过美国，但她最近的梦中却总是出现东方的景象：

在一条蜿蜒的乡间小路上，一个男人牵着一头水牛向她走来。

芭芭拉的家里，有118封信是和东方有联系的，这些信是60年前父亲从中国战场上寄给母亲的。

当然，芭芭拉从不认为这些信，真的会把她和中国扯上实际的关系。

但是，事实上就在芭芭拉梦到中国的乡村时，一群素不相识的中国人也正在试图找到她。

把碟片放进播放机的时候，邓康延觉得，“他们能看上10分钟就不错了”。毕竟，这只是一场房地产商的私人聚会，饭局也马上就要开始了。

但接下来发生的事，让这个50岁的纪录片制片人颇为意外。

这群大老板，从头到尾安安静静地看完了长达70多分钟的片子，还多次推迟了上菜的时间。

片子播完后，他们不约而同地鼓掌，邓的朋友、一个国内房地产的领头人物说：“康延，以后再拍这样的片子，你缺多少钱，我都给你想办法找上。”

意外还在不断发生。

2009年12月23日，邓康延收到中国纪录片学术委员会寄来的信，称这部片子获得了2008~2009年度中国电视纪录片长片“十佳作品”。这是国内官方最为权威的纪录片奖项，多由数家公立大型电视台或电视制作中心获得，极少颁发给像邓康延这样的民间制作者。

这部名为《寻找少校》的片子与商业无关，也并非宏大叙事。它静静讲述的只是一个关于遗忘和寻找的故事。

从一幅意外发现的美军葬礼老照片开始，几个研究中国远征军的中国民间学者耗时3年，沿着当年远征军的反攻路线穿过怒江和高黎贡山，还远赴美国国家档案馆，拜访老兵家庭，终于找到美军少校梅姆瑞在中国的埋骨之处，也考证出远征军中一支代号“Y部队”的美军顾问团的前世今生。

“历史总是在反反复复中丢失了许多细节，但有时候，细节却决定了我们怎样去记录历史。”邓康延说，“我们既是在寻找故人故事，也是在寻找内心的安宁，与历史的公正。”

如果不是一次偶然的聚会，邓康延的生活本不会和“远征军”这一个历史名词发生太多交集。2003年年初的一个黄昏，时任《凤凰周刊》主编的邓康延和另外几个朋友，在深圳为刚从云南归来的朋友章东磐接风。

章东磐是这个圈子里公认的传奇人物，早年当过炮兵、侦察兵、文物鉴定家、出版社编辑，后来又做起了生意。从2000年开始，他前往云南一带，走访远征军中的抗日老兵。

那天晚上，饭局成了章东磐一个人的“独角戏”，他讲述了在云南耳闻目睹的许多远征军老兵的悲壮故事。一桌子人都悄无声息，泪流满面的邓康延突然站起身来说：“我要去为他们拍纪录片，哪怕辞了现职。”

几个月后，邓康延果真搁下了主编职务，与章东磐一起前往云南，准备拍摄一部关于远征军的10集纪录片。片子的大纲都已经写好了，可这个时候，因为投资合作等方面出现问题，计划就此搁浅。

没有资金，也没有播出平台，片子还拍不拍？拍什么？“犹如一支部队正在冲锋时突然失去了目标”，问题被摆在了整个纪录片团队面前。

“我想起一个故事。”团队中的云南作家孙敏突然冒出这么一句话。

故事来自一张60年前冲洗出的老照片。2002年，为了调查滇西抗战的历史，孙敏在云南腾冲一带进行田野调查。在距离腾冲城3公里的和顺乡，她结识了当地一个乡村图书馆的馆长、已逾70岁的张孝仲。

在一次闲聊中，张孝仲顺口问了一句：“我家里有一些老照片，要不要看一下？”

他取出一本镶嵌着92张黑白照片的相册，照片保存得很完好，“就像当天早上才从暗房里取出来一样。”

相册的主人，是张孝仲的父亲张溶。作为民国时的一个摄影爱好者，张溶在和顺乡开着方圆百里唯一的照相馆。1944年初秋，正是远征军收复腾冲城前的最后时刻。一名远征军军官来到店里，要求冲洗一堆胶卷。

当晚，在远处炮声的陪伴下，张孝仲和哥哥连夜冲洗出了这批胶卷。父亲张溶擅自主张，多加洗了一份，想作为这个家庭的“收藏”。

翻看着照片，孙敏发现，这些照片记录的是腾冲激烈的战争场面，以及一批美国军人的影像。其中一张照片吸引了她的目光。

那是一场军事葬礼：一棵巨大的榕树下，站立着十几位全副武装的中美两国军人，照片左侧，一个手持《圣经》的美国军官正在主持葬礼，一口中式的棺木，正被放入墓穴。

美军葬礼老照片

当时，孙敏并不太明白这张照片的意义，她只是进行了翻拍。随后，这些照片又一次被收藏了起来。她至今还记得张孝仲脸上很不好意思的神情，他喃喃地说：“其实，没有经过人家的允许，就加印了一套，有些不对，是吧？”

然而，历史就多亏了这次未经授权的加印，才不至于被湮没得干干净净。

与孙敏发现照片的时间相隔不久，一天清晨，美国得克萨斯州冷泉镇的居民芭芭拉·梅姆瑞突然从梦中惊醒。

一段时间以来，芭芭拉反复梦到同一个场景。在梦中，这个从来没有到过东方的女人，来到东方的一片亚热带田野，在一条蜿蜒的乡间小路上，一个男人牵着一头水牛向她走来。

这个梦让芭芭拉整个早晨都不能释怀，她走进母亲菲生前的卧室，打开衣柜最底层的抽屉。抽屉里珍藏的118封信，是60多年前父亲从中国寄给母亲的，也是家里和东方唯一的联系。她觉得，梦中的那幅景象，也许来自心灵深处对父亲的怀念。

8岁之前，芭芭拉·梅姆瑞很喜欢漂亮的康乃馨花。但在那之后，她一点都不喜欢了，因为这种花会使她回忆起参加父亲葬礼的那一天。

芭芭拉·梅姆瑞的父亲威廉·梅姆瑞，出生于1910年6月20日。这个性格温和的美国男人是德州农工大学的优等生———这个学校的毕业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牺牲人数，在美国高校中名列榜首。

1941年7月，威廉·梅姆瑞接到了兵役通知。那个时候，妻子菲刚刚生下芭芭拉，可芭芭拉后来听母亲回忆，当时，“父亲兴奋得竟然忘记了刚刚得了一个女儿”。

两年后的秋天，威廉·梅姆瑞离开美国，到了印度的孟买，帮助中国远征军训练士兵。1944年5月，远征军开始反攻云南，怒江战役开始，他也随着部队进入了中国。

到达印度的时候，梅姆瑞少校的第二个女儿贝弗利刚刚出生。妻子随信寄去了母女三人的合影。收到信的那天晚上，他打开了一瓶价值90美元的樱桃白兰地酒，和战友们一起庆祝。前来庆贺的军官们，给这个新生命取名为“伯玛”（意为“缅甸”）。

少校妻女的照片

这张照片一直伴随着少校的战地生活，直到1944年5月20日他在中国牺牲那天为止。人们在他遗体的上衣口袋里，发现了这张照片。

1946年，美国军方在中国找到了梅姆瑞少校的遗骸，并将其部分移葬回家乡冷泉镇。所有家庭成员都出席了这场葬礼，少校的棺材上摆满了鲜花，有士兵鸣枪致敬。身穿制服的军官将国旗叠起来递给菲，然后递给每个人一朵粉白相间的康乃馨。

那时，芭芭拉只有4岁。如今，她已经成了鬓带白发的老妇，母亲菲也已于1996年离世。芭芭拉和妹妹只能通过这118封家信，来怀念自己的父母。

此时，她并不知道，在遥远的中国，一次与她父亲密切相关的寻找，即将开始。

中国远征军中有美国陆军？

不只是邓康延，就连长期关注滇西远征军抗战历史的孙敏和章东磐，对此也知之甚少。在以往，提到抗战历史上的美国人，人们总会想起陈纳德和他的飞虎队。但美国陆军直接参与中国抗战，在相关文件中几乎没有记载。

在随后对腾冲国殇墓园的拜访中，这个问题得到解答。

这个国家公墓，是抗战胜利后，云南省政府在腾冲来凤山为反攻中阵亡的远征军将士修建的。从来凤山小团坡的山脚至山顶，依编制密密地排列着9000多块阵亡将士的小型墓碑，碑上刻着每位烈士的姓名军衔。

邓康延一行人看到，9000多座墓碑以“一种卑微的形式”整齐地排列着，看不见任何祭奠的痕迹。

在墓地的一个角落，他们发现了一块墓碑。据当地人说，原碑是为纪念在这次反攻中牺牲的盟军将士修建的，1966年被毁，现在这块是复制品。

墓碑上写道：“民国三十三年夏，滇西战役进入反攻阶段，盟国军队来华助战，在收复腾冲战役中，美军中尉夏伯尔等14名官兵壮烈牺牲，兹特立石以慰英灵”。

在翻阅史料和询问学者后，他们惊讶地得知，在滇西战场上，除了陈纳德将军的第14航空队以外，还有一支规模庞大的美国陆军部队。

这支有4000多人的美军部队，代号为“Y”，由步兵、炮兵、工程技术人员和野战医院的医护人员组成。他们被分配到中国军队的营一级编制，协助中国军队进行反攻。

反攻一战，“Y”部队的14名将士把生命留在了这片异域的国土上，可只留下了夏伯尔一个名字。随后，他们的名字被历史长河冲刷得干干净净。

其他的13个人是谁？他们在中国发生过怎样的故事？孙敏提到的照片上那场葬礼，究竟是为谁而举行？邓康延等人产生了无数问题。更重要的是，他觉得“有美国人为中国付出了生命，我们却对他们一无所知。这怎么行”？

从此，他们对远征军的调查，不再关注宏观的大视角，而成了一个具有“象征性意义”的举动。

他们开始寻找那张照片背后的故事，并决心把完整的盟军阵亡将士名单，重新刻在这块墓碑上。

“中国人永远不会忘记朋友，我愿意帮助你。”约翰·伊斯特布鲁克——一个二战退伍上校，微笑着对江汶说。

江汶是孙敏的朋友，一个移居美国的云南籍学者，她熟悉并喜欢中国远征军的历史。听说孙敏正在寻找那份阵亡者名单后，她毫不犹豫地答应帮忙。“我觉得这是我的责任。”

通过种种努力，孙汶联系上了约翰·伊斯特布鲁克。伊斯特布鲁克是美国将军史迪威的外孙，史迪威将军是中国远征军的总指挥，1944年远征军的滇西反攻也是他策划和指挥的。

起初，调查进行得很顺利。在斯坦福大学哈佛研究所的档案部，约翰找到了一份文件，其中一页列出了“Y”部队美军阵亡人员名单。

经过一系列的确认，江汶和约翰确定了“Y”部队在远征军反攻期间牺牲人员名单，总共19人，比墓碑上的人数还多出了5人。

但江汶还想做更多：“我很想知道这些美国军人从哪里来，是否还有家人健在。如果有，我们可以告慰他们，60年的岁月，并没有抹去中国人民对帮助过他们的异国军人的怀念和感激。”

然而，想通过一页薄薄的名单获知每个名字背后的故事，却并不容易。美国军方的保密工作十分严格，因为担心不必要的骚扰，也担心会引出阵亡人员亲属的伤痛回忆，所有阵亡军人的详细资料都属于“绝密”级别，只有直系亲属才能够查阅。江汶多次查阅资料，都碰壁而回。

最后，还是靠约翰·伊斯特布鲁克与军方的特殊关系，军方才给他们开了“后门”。约翰甚至对管理这些档案的工作人员发了火：“中国人查这些名单，是为了刻在纪念碑上的，几十年过去了，除了中国人，谁还会记得他们？”

拿到伊斯特布鲁克寄来的厚厚一叠阵亡人员家属的详细资料，江汶并没有在第一时间打开。她到海边去跑了一圈。对她来说，这些凝结着历史记忆的资料，“实在太沉重了”。

按照资料上的电话和地址，江汶开始了联系工作。可由于资料过于久远陈旧，她竟然没有联系上任何一名家属。

正当她陷入绝望时，事情突然又有了转机。江汶曾联系过的一个美国远征军“Y”部队老兵阿扎尼亚，偶然在网上发现了一个与阵亡名单上的梅姆瑞少校有关的人，经过确认，此人是梅姆瑞少校的远房表侄。

在电邮中，此人告诉阿扎尼亚，梅姆瑞少校有两个女儿，还住在德州。

寻找过程中的最后一个死结，就这样被打开了。

2004年7月4日，美国国庆日，芭芭拉和妹妹贝弗利参加了每年一度的家族聚会，这是梅姆瑞家族的传统。

但姐妹俩没有想到，这个惯常的聚会会给她们带来一个不寻常的消息。表弟将阿扎尼亚的邮件交给了芭芭拉，她非常激动。

“想到有人知道父亲在中国发生了什么，中国又有人在找我们，这真是令人兴奋。”她说。

她和妹妹重新整理了母亲留下的所有信件。此前，姐妹俩虽然翻阅过这些信，但并未细看，只是把它们当作母亲的秘密。

江汶很快就和芭芭拉取得了联系，在电子邮件中，她这样写道：“……腾冲人民……正在考虑……举行一个仪式，将勇士们的名字重新镌刻在纪念碑上……我很感激你的父亲为中国所做的一切，我想对你的父亲了解更多，他的背景、服役前的生活……”

三天后，芭芭拉给江汶回了信，并寄来了少校年轻时一张英俊的军官标准像，还有一封他阵亡以后，他的上司斯多德上校写给他家里的信。

信是斯多德上校于1944年5月21日写给梅姆瑞太太的。信中，他详细描述了梅姆瑞少校牺牲时的具体细节。

1944年5月20日，在攻击高黎贡山一处叫做“大塘子”的日军阵地时，梅姆瑞少校暴露在一个显眼位置，日军一发炮弹落在离他很近的地方。他受了重伤，在被抬上担架后不久就牺牲了。

当时还处于战斗状态，第二天上午，梅姆瑞少校被就地埋葬。他的墓地是一个美丽的山间台地，旁边有一棵高大的榕树。在没有牧师的情况下，斯多德上校主持了葬礼，所有能参加的美国官兵都出席了，葬礼结束后，战友们在墓地上空一齐发射了三轮子弹。

通过电邮，江汶把这些事情告知了远在中国的孙敏。孙敏突然间想起了那张老照片。信中描述的所有细节，都符合这张照片的场景。

历史果真有这样的巧合？

根据芭芭拉的叙述，梅姆瑞少校年轻漂亮的妻子菲没有再嫁人，她独自将两个女儿养育成人，并于1996年病逝。她被葬在丈夫的公墓边。

“如果我们的寻找早几年开始，菲看到丈夫得到中国人的怀念，将足以告慰她孤独的大半生。我们希望能够帮助她完成生前的心愿。”章东磐说。

于是，2005年初春，他和邓康延、孙敏、摄像师牛子、编导钱喻等人，沿着当年远征军反攻的路线，翻越高黎贡山，前去寻找梅姆瑞少校的埋骨之地。

如果不是亲历，邓康延怎么也不会想到，世界上还有如此艰险的战场。

高黎贡山是二战中海拔最高的战场，它巨大的山脉紧贴在怒江西侧，在腾冲一带海拔达到3000多米。1944年中国远征军反攻滇西的第一役，便是渡过怒江，分别从南、北两处攻占这座高山。2000多名日军，利用险峻的山势和精心构筑的工事，以逸待劳，山上每天云遮雾罩，厮杀声和枪炮声终日回响。梅姆瑞少校参加了这场战役，并在此牺牲。

摄制组所走的路，正是60年前中国远征军走过的路。一米多高的石磴数不胜数，假若在平地，人可以一步蹿上去，但如果从早爬到晚，从海拔数百米处爬到3000多米处，“就算四条腿一起用”，到最后都很难再上一级。

摄制组翻越高黎贡山

这样的路，摄制组是在高黎贡山最好的季节走的，而60年前的中国远征军，却是在雨季踩着湿滑的路面，冒着密集的炮火，穿着破烂的草鞋，一路厮杀上来的。

根据美国新闻处的记载，反攻开始的第一个月，有260多匹驮运弹药的骡马从这条路上坠入山谷而死。帮摄制组驮装备的两匹健硕的大青骡子，在许多狭窄陡峭的台阶前，都要卸了装备，靠人的肩膀扛着它们的屁股，才上得去。

上山前，邓康延在怒江的一座桥上遇见了一位老人。问及当年的战事，老人沉默了许久，只说了一句话：“那个时候，顺着山沟淌下来的，都是旺子（当地方言，意为血）。”

史料记载，在攻打高黎贡山时，每天都有数百名中国远征军战死，他们被就地掩埋于山涧沟壑中，许多阵亡者没有墓碑，甚至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字。

那一路，摄制组每个人心里都沉甸甸的。有一次，章东磐指着路旁沟壕上的茂盛野花，对邓康延说：“这土肥啊。”

邓康延突然大喊一声，跳入还剩约半米深的沟壕，俯身十指刨土，几十秒间，他突然刨出一颗日军的三八大盖子弹。

他举起子弹，在太阳下凝视斑驳的绿锈，心想着“这颗子弹幸好没打出去，原本，它可能会击中一个远征军战士的身体”。

那一刻，他觉得手上的子弹“开始发烫”。

邓康延在高黎贡山战壕挖出子弹

在山上每个露营的夜晚，赶马人都会和他们讲起战后几十年闹鬼的传说。每一个故事，赶马人都发誓说，是真的。

据说，每年夏季，当雷电交加、大雨倾盆之际，高黎贡山许多人能听见山里发出“杀———杀———”的吼声，还夹杂有“轰、轰”的枪炮声。每到此时，山下的村民会把家里的八仙桌抬出来，供上酒食和香烛，对着高黎贡山念叨着：远征军的英雄，请你们各安圣位，现在国家有解放军把守着，请你们放心。

某个晚上，摄制组在高黎贡山一个叫老坪子的地方安营。这正是当年远征军198师师长叶佩高将军的宿营地。

叶佩高是第一位渡过怒江的中国将军，1944年5月11日那一天，他指挥着百年来中国军队首次对侵略者的战略反攻。远征军立足未稳，就遭遇准备了整整两年的日军的逆袭。

他为历史留下了这样一幕荡气回肠的场景——叶将军对士兵训话时大声问道：“弟兄们，你们怕不怕死？”数千名战士齐声回答：“怕死，不怕日本鬼子！”日军机枪打点射，都是三发“叭叭叭”。将军说这是威胁：“怕不怕？”而作为回敬，远征军则两发两发打，“叭叭，叭叭”。就是：“不怕！不怕！”

即便是这样勇武的将军，在高黎贡山一役，望着成营编制的士兵，密密麻麻地牺牲在山坡上，几乎要拔枪自尽谢罪，幸亏被属下死死拦住。

那天晚上，摄制组的人们燃起了一堆篝火，驱散了夜晚的黑暗湿冷。他们打开了自带的当地白酒。邓康延“咕咚咚”地满满倒上一碗，闭目默祷，然后往火里一泼，作为对远征军英灵的祭奠。

可梅姆瑞少校究竟在哪里？

高黎贡山遍地都是榕树，面对摄制组的询问，这儿的人们对照着照片上的榕树，看看，想想，然后摇头。这里也有无数的大塘子，在当地，稍微大一点的水塘都叫这个名字。

在军队的战报里，大塘子是范围颇大的一片战区，阵地海拔在1400米至1600米之间，而江边海拔是800米。从5月14日渡江以后，在这几百米的距离内，远征军4个师数万人，血战了10余日。许多当地老百姓躲在山下，远远地看着战场，只知道每天都要抬下几百名伤员，阵亡者不计其数。

在这场战役里，阵亡者成千上万，要打听其中一个人死于何地，几乎是不可能的。数十天过去了，他们没有找到任何关于梅姆瑞少校的线索。

他们心里满是遗憾的决定放弃了。

临行前，章东磐去看望了离宿营地不远的一位老朋友。出于对历史的挚爱，这个叫吴朝明的农民，办了一个小型远征军博物馆，它全部的藏品——一个钢盔、一把战刀、几枚生锈的炮弹，只够填满一个草绿色的旧子弹箱。

除此之外，老人有一份手稿，写在学生用的算术本上，记载着他从长辈和流落当地的老兵那里听到的战事以及他的感想。由于大多数是道听途说，可信度不大，所以，每次来，章东磐都只会草草地翻阅一下。

在小院里暖暖的冬日下，章东磐这次却慢慢地翻阅着这部他无数次看过的书稿，一行字突然映入眼帘，他“仿佛被火烧一样”跳了起来。在那张已经卷了边的纸上，老人用不太流畅的字体写着：“远征军攻打锅底塘，一个受伤的日军扔出最后一颗手榴弹，炸死了3名中国军官和一名美国军官。他们埋在田头寨寺院门前。”

锅底塘，便是吴朝明所在村子的旧名。

几个小时后，村里一位亲历过葬礼的八旬老人，带着一行人踏上了信中所说的那个美丽的山间台地。

但眼前的一切令人失望，墓地附近没有榕树和庙宇，也没有坟茔的痕迹，只是一片光溜溜的耕作经年的山地。榕树和庙宇，都毁于战后的一次火灾，残存的树干和寺庙的梁柱，变成了村民家的柴火。

战争结束后，1946年，美国军方派出专门小组来寻找梅姆瑞的墓地。据当时在场的人说：当棺木从土中挖出来，打开，人们惊呆了，怒江峡谷多雨且炎热，可躺在棺材里的梅姆瑞少校相当完好，就像睡着了一样，连制服都整整齐齐。

美国人带回了梅姆瑞少校的一部分遗骨，在家乡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军人葬礼，而他遗体的另一部分，仍又装回了那口中国人赠送的棺材，重新埋进了他为之牺牲的土地，并且永远留在了这里。

摄制组一行人站在梅姆瑞少校的墓地前，大多数人鞠躬敬礼。退伍兵章东磐则扣好衣领，扶正军帽，举起右手，行了一个标准的中国军礼。

在此后的一篇回忆文章里，他这样写道：“梅姆瑞少校在天堂看得见我们。60年之后，在他阵亡的地点，仍有中国人向他行军礼，他的灵魂会感到欣慰的。

他一定也还了礼，不过，是美国式的。他还像离家时的照片上那样年轻，那样英俊。他永远都会年轻下去，因为他的生命为了中国，停止在了那么年轻的时候。”

美军少校梅姆瑞

在这块墓地旁，还有一大片无比茂盛的、长满鲜红叶子的灌木，章东磐特意摘下了3片树叶，夹在了一个笔记本里。

在接下来的数个月里，这3片红色树叶，跟随一行人走完了中国远征军反攻的全部路程，这也是梅姆瑞少校希望走完，却未能走完的路。

当人们再一次打开笔记本，红叶已经由初摘时的鲜红色变成了暗红，就像凝固的血液。后来，这3片红叶被镶进玻璃镜框，寄到美国，由江汶转交到了梅姆瑞少校的女儿手中。

2005年夏天，在邓康延和章东磐的资助下，江汶陪同梅姆瑞少校的两个女儿来到了云南。临行前，她们还约上了当年为父亲主持葬礼的斯多德上校的女儿珊。

斯多德上校已经去世数年了，珊愿意一同来中国，她要替已经去世的父亲再看中国一眼。

摄制组采访少校女儿 摄制组采访少校女儿

在梅姆瑞少校牺牲61年后，在这块美丽的山间台地上，斯多德上校的女儿珊，站在父亲当年站过的地方，又主持了这场祭奠仪式。一同参加的，除了摄制组的一行人，还有许多当地的居民，每个人手中，都捧着一束摄制组带来的康乃馨。

珊穿着白T恤，哽咽着轻声说道：“今天，孩子们来到这里，纪念埋葬在这里的父亲，他曾为这个美丽的国家和她美丽的人民而战。请求你从天堂注视我们，让我们感受到你的爱，并将我们在这里结成的友谊，持续到永远。”

她顿了顿，又说道：“我们为这些人的感恩而深深感动，在那么多战死的人中，虽然我们只纪念这一个人，但是他对我们所有人都意义非凡，我们知道他为了什么而死，为了什么而生，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今天把我们带到这里，感谢你在这里点燃的爱，并保佑这爱永生永世。阿门。”

在沉默了60年后，照片中那个年轻英俊的军人，终于等到了他的女儿们。

把梅姆瑞少校的女儿们送回国之后，完成了心愿的摄制组一行人，又来到了腾冲国殇墓园。

他们沿着长长的山道，走到山顶的远征军攻克腾冲阵亡将士纪念塔前，拿出自带的白酒，往塔前倒了半瓶。随后，每个人都跪下，在塔前恭敬地磕了个头。

在纪念塔周围的山坡上，9000多块墓碑环绕、纵列。最底下的是一等兵、二等兵，最上面的是中尉、上尉，四周还有校官、将官的合碑。四周一片静寂，他们像生前一样，成班、连、营、团、师布阵，保持着向山顶冲锋的阵型。

这些用腾冲火山岩制成的碑石，被风雨剥蚀，青苔滋生，已经字迹模糊。邓康延抚摸着一块块碑，泪水突然溢出来。

梅姆瑞少校已经找到了，可这些墓碑下，埋葬的是我们自己的同胞，它们背后的故事，又有谁会知道？

摄制组在保山机场

曾有许多人问过邓康延：“为什么那么多中国远征军将士背后的故事，你们不去找，却去找一个美国人？”

邓康延的回答很简单：“我会的，我会继续寻找。”如今，他在深圳组建了一家纪录片机构，正在制作《寻找少校》的兄弟篇《发现少校》，讲述一个92岁的中国远征军军官的往事悲欢。章东磐等许多朋友，则一如既往地参与其中。

“我一直相信，即使是那些已经死去的远征军，当我们找他们时，他们也在找我们。”邓康延说，“他们其实离我们很近，只要我们有一颗对历史有良知的心。”

梅姆瑞少校是被找到了，可那些同样战死沙场的，我们自己的同胞，又该怎么开始呢？

这个问题不仅是问邓康延的，也是问我们每一个人的。

也正是有了这样的追问，才有了后来的纪录片“发现少校赵振英”，这个国民党新六军十四师四十团第一营少校营长，曾是日本投降签字仪式警戒工作的负责人。

这个秘密尘封了65年，甚至赵老的孩子都不知道这份荣耀。

因为被记录，赵振英少校的故事得以广泛流传，他受邀参加阅兵仪式，受到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主席的亲切接见。

致敬虽然迟到，但好在没有缺席。2021年的3月4日，老兵赵振英在北京逝世，享年104岁。

也因为没有被记录，无数少校老兵们沉浸在永远的不为人知中，独自直面惨淡的人生和历史的断层。

本文选自《中国青年报》

获林天宏、邓康延转载授权

图片均由邓康延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