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爆发，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全民抗战，国共两党和各地方实力派军队，是在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全部投入了这场民族解放之战。以国民党军队为主导的正面战场，不是靠黄埔系在支撑着战局，尤其从将领的牺牲数量来看，一向被蒋介石作为嫡系的黄埔将领，不仅排名在“杂牌”军之后，而且数量差距相当大。
抗战末期国民政府在湖南衡山建立的南岳忠烈祠，是最大的抗战阵亡将士纪念陵园，当时入祀的37位抗战殉难将领，黄埔出身的共七人。由于南岳忠烈祠以一、三、九三个战区为主，而其他战区只以一个“抗战阵亡将士总神位”概括，因此，远不能反映抗战正面战场的将领殉国情况。
按照《中华民国职官年表》等历史档案的统计，八年抗战期间正面战场牺牲的高级将领，绝大部分是非嫡系。统计标准为军衔少将以上军官（含追赠）。
殉职将领总数
在统计的114位（不完全）牺牲将领中，黄埔出身（包括中央军）的有37人，占32.4%，其余皆为杂牌军将领，排名前五位的是西北军（11）、东北军（10）、川军（10）、晋军（9）、桂军（7）、湘军（5）。可以看到，在抗日战场上，牺牲的将领中杂牌军占绝大多数，其中即包括武汉失守前战事激烈时期，也包括战略相持到抗战胜利阶段，更与各杂牌军的实力及使用于第一线的情况相符。
抗战阵亡将领，年龄最大的是行伍出身（行伍出身就是杂牌）的中将马玉仁，以65岁的高龄殉职，最年轻的是东北军出身的高志航，时年30岁。
殉职上将
抗战牺牲的上将共7人。依牺牲顺序为佟麟阁、赵登禹、郝梦龄、饶国华、张自忠、唐淮源、李家钰。其中西北军4人，川军2人，滇军1人，全部为杂牌军将领。
战死的军长
八年抗战中直接带兵作战的军长，牺牲的共有9人：佟麟阁、郝梦龄、吴克仁、冯安邦、陈安宝、郑作民、唐淮源、武士敏、王甲本。黄埔出身的一位是郑作民，其余8人俱为杂牌军将领。
自杀殉国将领
最能体现军人血性的是战场上的自杀殉国，抗战中临难不苟舍生取义的有12人：饶国华（川）、王铭章（川）、李必蕃（湘）、黄启东（湘）、范筑先（西北军）、钟毅（桂）、梁希贤（黄埔）、唐淮源（滇）、寸性奇（滇）、许国璋（川）、阚维雍（桂）、陈济恒（桂）。蒋介石从北伐一直讲到去台的“黄埔魂”、“军人魂”和“杀身成仁”精神，除梁希贤外，以身殉职的全部是杂牌军将领。
所谓黄埔系将领，不是单指黄埔学生，还有黄埔教官、队官，抗战初期黄埔生做到集团军司令以上的不多，但黄埔教官很多，比如八大金刚。随着军队退守西南，黄埔生担任军、师长的越来越多。说到战死的将领，必须给杂牌将领一个最起码的公道，国民党当年祭祀抗战烈士也不能写错神位，正所谓: 抗日御侮，阵前长溅杂牌血；临难死节，将军多是行伍身。
无论是认为行伍军官缺乏军事教育也好，还是指挥能力不如黄埔出身也罢，都不能无视抗战中的这些数字。杂牌军将领连同他们所带的部队，在正面战场上所付出的牺牲最大。只是除了高级将领，杂牌军基层官兵的伤亡数字，只存在于国民党军政部的伤亡总计之内，难以单独计算。
数字很说明问题，在战场上维护民族尊严和军人荣誉，牺牲的将士们依靠的是中国人纯朴的传统道德和血性，而不是什么军校的“军官养成教育“。血性这东西，和上学多少、学历高低没有必然联系，有时甚至成反比，这是抗战给后世留下的一条真理。
有名人说战争死的都是农民子弟，这是一句不折不扣的废话，中国自古至今千百场战争，去当兵的哪个年代不是以农民为主？民国更典型，抗战期间因国民党兵役机构的腐败无能，补充兵员全靠抓壮丁，被抓的壮丁数量保守估计也在1400万以上，壮丁被军官残酷虐待，肆意杀戮，倒毙无数兼逃亡不断，实际送到部队的仅及半数。兵役黑幕祸害的是整个大后方，打着抗日名义的官商士绅，此际对底层民众可有丝毫的怜悯，这是赤裸裸的阶级压迫。
壮丁都是贫困的农民子弟，有钱人可以满足保甲长之欲，用钱逃避兵役，而民国知识阶层则是合法免除兵役。青年学生除了上街宣传，唱歌讲演刷标语，1943年以前真正上战场的是极少数。卢沟桥事变前的二十九军，当时召集学生成立的一个学兵团，在被调查是否愿意上一线战斗或做战地服务时，数千人仅有30人同意。这和英美无论贵族平民、教授学生普遍服役二战形成鲜明对比，而对手日本也早已征召文科生、师范生从军，竭力鼓动“学生出阵“。对中国社会来说，读书人有天生的特殊地位，如果上边不带头，这事不好发动，向国民政府提出军政要人的子弟应率先为知识青年从军做出表率的，国民党里只有一个王世杰，在应者如云、过场走完之后，让儿子在青年军里确实服完兵役的高官，只有一个陕西省主席祝绍周。
青年军的征集有特点，中学生的积极程度远高于大学生，蒋介石承诺入营学生兵，既不会让他们去缅甸，也不会随便派到前线，青年军加上远征二字，是便于执行远征军的待遇标准，以免其他部队有意见。于是，”十万青年十万军“没有向日军开过一枪，日本人都没见怎么开枪，九个师的二期兵全用来打内战了，部队听起来整齐，官俱黄埔，兵皆学生，除了具备国民党军通病，不擅夜战，不敢近战，行军力低下外，还加上一个不打野战，就会在大城市缩着，最后也是在城防工事里挑的白旗。
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对国民党嫡系部队的评价相当直接：中国的士兵很好，军官是越往上越差，“应该立即清洗“。他组织美军观察团访问延安后，提出了一个让蒋介石极为恼怒的建议，说要考虑把美援武器分配给中共军队一部分，史迪威当然知道八路的军官绝大多数都是“行伍出身“，也了解八路的军校都办在前方的山沟里，出于美国的自身利益，只是要找有能力的部队来对日反攻，豫湘桂对盟军的刺激太大，全球战场都在反攻，只有国民党军队还在一溃千里，对以黄埔军官为基础的这支军队，罗斯福也产生了疑虑。
杂牌军没有机会空运印度接受美械美训，并在美军水平的空中优势和后勤保障下围攻缅甸日军的孤立据点的，即使是一向优先补给的桂系部队，杂牌也分三六九等，头等也不行。真要把这个条件给杂牌军，谁能说就一定比驻印军差。至少在战斗精神上更有保证。
长期的待遇歧视，补充限制，渗透监视，分割使用，在抗战中付出巨大牺牲的杂牌部队，在八年抗战中遭到了大规模的撤编、兼并和分化，川军到1940年总共有十一个军出川参战，抗战胜利时只剩六个军；抗战从卢沟桥、娘子关、台儿庄到华中，一直和日军死缠烂打的西北军，至1947年只剩六个师；其他的杂牌军也大多境遇相似，有的干脆消失了。至于黄埔系到底有多大本事，知根知底的大有人在，民国兵学名宿、陆军大学校长杨杰在解放战争开始时公开在陆大讲台上说：陈诚要六个月消灭共军，我看六十年也消灭不了。
全民抗战的涵义，首先就在于各系军队共同抗日。蒋政权赏罚不明，排斥异己是老毛病，后人说到抗战，是谁的功劳必须物归原主，靠杜撰编造拔高不了某一派系，所谓抗战20万黄埔生战死了19万，是要把别人的牺牲都算在蒋记黄埔身上，这种吆喝卖家，秤是歪的。嫡系与杂牌将级军官牺牲的数量差距如此之大，岂能视而不见？校尉级军官虽然无统计，但黄埔生阵亡数量有总数。主管军队编制、阵亡军人抚恤的最高机关是国民党军政部，军政部长何应钦是曾经的黄埔军校总教官，1944年黄埔校庆二十周年纪念会上，何应钦发表过这个数字：
“自第一期至第十八期，以及附属各班队，先后毕业同学达二十五万四千六百零九人，各战役阵亡，经呈报有案者，一万零四百六十二人，而负伤者，不计其数。”
这里的战役阵亡，是从北伐到抗战的总数，包括中原大战和历次围剿红军的阵亡数字，如果减掉这些，黄埔生抗战伤亡肯定不到一万。
牺牲一个人也是抗战烈士，但一万说成十九万，揽功自誉，不厚道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