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8月，国民党的南京军事检讨会议上。各地带兵将领开始讨论内战以来蒋军损兵折将的原因， 九十三军军长盛家兴来了个实话实说:

“解放军军民一致。尊重人民利益。纪律严明，对我军情况明了。战术灵活巧妙，战斗力强，牺牲精神旺盛。国军应效法解放军，不妨碍人民利益，争取民众，才不会成为聋子，瞎子。要效法解放军经济公开，爱惜士卒，才能提高士气。要学解放军加强侦察，灵活运用战略战术，坚决进攻，军官们冲锋在前才能提高战斗力。。。”

蒋介石看完勃然大怒。说盛家兴在精神上已经被共产党俘虏了，斥责大会秘书处不负责任，随意印发盛家兴的讲话。

然后，蒋介石给每人发了一本辩证法，要求众人认真研习。

国民党此时已经丧师200万。赶紧研究怎么作战才是正事，他却让将领们学辩证法，弄得人人一头雾水。谁都不明白现学辩证法和挽救战局有什么关系。

事出自然有因，蒋介石在国防部第三厅上报的资料里，见到了三本解放军的小册子。

其中两本是华东野战军的《战斗手册》和《攻坚战斗》；一本是东北野战军的《目前的战役问题》，阐述的是毛主席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篇文章在毛泽东军事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出自1936年12月毛主席在红军大学的讲话，讲话全面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对红军的战略战术的论述极为客观而深刻，充满了辩证法，和《论持久战》是姊妹篇。解放军从建军到作战的传统、特点，越战越强的经验，尽可在其中寻根溯源。

郭汝瑰在抗战胜利前读了这篇文章。当时就感觉到，这样的文章，民国所有的军事家都写不出来。前陆军大学校长杨杰的《国防新论》，在民国军事学术界名噪一时。但和这篇文章一比就相形见拙了。

毛主席在这篇名作里，讲的就是以弱胜强的哲学：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

比如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战略的持久战与战役战斗的速决战，避免攻坚战发展到夺取大城市。在郭汝瑰这些国民党军队中的饱学之士眼里，蒋介石从抗战到内战一以贯之的“专守防御“，是一切失败之源。

郭汝瑰会下就和几个熟人说，校长给我们发的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只有辩证，没有唯物。而且他还奇怪，解放军的十大军事原则早已公开，却不见有人重视。

《十大军事原则》的主要思想，就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只是到了解放战争，经过两年多的战争实践，又得到了充实和发展，最后提炼总结成十条军事原则，原则就是战争经验的结晶，是用来指导全军作战的，《十大军事原则》，每个解放军战士一听就懂。

对于公开我军的作战指导原则是否会为敌所制，毛主席早就说过：我们打的是人民战争，反动派军队是学不了的。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里，毛主席指出，中国的革命战争既有战争的一般规律，又有特殊规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广阔的国土，敌人的强大，红军的弱小，以及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决定了战争必然是长期的、残酷的，虽然有成功的条件， 但“弄不好也会失败“。极为客观和警醒。

只学习战争的一般规律，不去学习、研究中国战争的特殊规律，任何人都不可能指导战争取得胜利，只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提出了这个真知灼见：

“有一种人的意见是不对的，我们早已批驳了这种意见了；他们说：只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就得了，具体地说，只要照着反动的中国政府或反动的中国军事学校出版的那些军事条令去做就得了。他们不知道：这些条令仅仅是一般战争的规律，并且全是抄了外国的，如果我们一模一样地照抄来用，丝毫也不变更其形式和内容，就一定是削足适履，要打败仗。他们的理由是：过去流过血得来的东西，为什么要不得？他们不知道：我们固然应该尊重过去流血的经验，但是还应该尊重自己流血的经验。“

“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没有进学校机会的人，仍然可以学习战争，就是从战争中学习。革命战争是民众的事，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从“老百姓”到军人之间有一个距离，但不是万里长城，而是可以迅速地消灭的，干革命，干战争，就是消灭这个距离的方法。说学习和使用不容易，是说学得彻底，用得纯熟不容易。说老百姓很快可以变成军人，是说此门并不难入。把二者总合起来，用得着中国一句老话：“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入门既不难，深造也是办得到的，只要有心，只要善于学习罢了。”

战争年代解放军的各级指挥员，绝大多数都不是军校出来的，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最终战胜了强敌，心胜就是必胜的信念，就像《英雄儿女》里王成拉响爆破筒前，最后一句报话喊的那句“胜利永远属于我们“。

国民党军队的历史，就是一部封建军队加模仿近代东西方数国军事制度的大杂烩。早年孙中山曾让蒋介石写太平天国战史，在接触曾、左、胡的奏章等资料后，蒋介石如获至宝，认为“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就能打胜仗。黄埔时期，蒋介石就用《曾胡治兵语录》训育学生。在郭汝瑰等陆大师生看来，“专守防御”是蒋的军事思想中最根深蒂固的东西，但是蒋的“以守为攻”战略，被前陆大校长杨杰称为胡闹。

郭汝瑰则说，古今中外只有以攻为守的战略，从没听说以守为攻战略。第五次反围剿，蒋军采取“三里五里一进，十里八里一推”的碉堡战术，虽然红军被迫长征，但那是因为苏区左倾机会主义“处处分兵”、“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指挥错误，落进对方拼消耗的陷阱，并不是碉堡战术有什么新奇之处。德国的军事顾问所具备的都是一战的经验，筑城理论很多都过时了，德国顾问撤走后，苏联军事顾问团来华帮助抗战，工兵顾问就指出国军的工事大多修在山头是不对的，一直到济南战役，郭汝瑰去视察城防，济南外围阵地仍这样修。

从三十年代开始，国民党军队编制和装备学德国，军制和兵役照搬日本，操典在日式、德式之间变来变去，重要的东西，你想学，先弄明白人家教不教。郭汝瑰黄埔五期毕业后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曾经在工兵联队实习，遇到重要的科目，日本人就让中国候补生离开。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目的是培养亲日派，不是训练战场上的对手。不让听课最集中的是炮兵和筑城，都是对中国最有用的部分。但日本从军校到部队对军官攻击精神的严酷训练，给了郭汝瑰极深的印象，对比之下，国军打来打去，一直是“专守防御加落后的筑城”。

学习国外经验，是学战争的一般规律，何况该学的都没学到位。国民党军依托碉堡战术打赢了第五次围剿，中央军按照战术规定，每天行军最多三四十里，当时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训练标准是，负重20公斤，每天六小时走24公里，这种差距总不能也归于中国是农业国，红军的行军就能超过。解放战争中，大量解放战士到了连队，不久就能跟上步伐不掉队。

汤恩伯也是日本陆士出来的，在台儿庄外围“寻机游动”时，他本人坐在担架上让卫队抬着行军。部队作战命令的最后一条，指挥官都要明确自己的指挥位置，汤军团的参谋处长在战斗中找不到司令官，是在山间小道上“偶遇”，才汇报了战况。

郭汝瑰不仅因地下工作闻名，他在国民党军中阅历可谓丰富，学历从黄埔、日本陆士、陆军大学到高级研究院非常完整。日本军制规定，军官要定期进行经历调职，队职（各级部队长）、参谋、军事机关，军校教官都干过，才被视为能力全面的军官，国民党军队学来了个框子，但派系林立人事复杂，根本推行不了，郭汝瑰却是不多的一个，当过陆大教官，出任过陈诚土木系14师参谋长，参加过淞沪、武汉会战，当过暂五师师长，参加第三次长沙会战，后来进入军队指挥中枢，任国民党国防部第三厅厅长，最后又出来带兵，在军长职位上率部起义，是民国军事资历深厚的见证者。

读过《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国民党将领，还有胡琏。网上有胡琏70年代的录音，专讲南麻战役，胡琏在说到国共双方的战术时，专门问台下（可能是采访者），你们看过这篇文章吧？他从红军时期讲起，对红军的大范围机动作战有个形象的比喻，叫做“你到我家来，一无所有，我到你家去，美不胜收。”用关中口音说出来别有风味。他提到红军本来是要冲出堡垒线，打到浙赣腹地调动敌军回援，只是“毛泽东那时靠边站了。”胡琏又举例抗战时，日本打过来，第十八集团军也是这种行动（迎着敌人走，到敌后发展），胡琏是认真读过文章的。

毛主席的原文在文章第八节（速决战）里：“除了战役战斗计划力争集中兵力和运动战等等条件、务期在内线（在根据地）消灭敌之有生力量、迅速解决“围剿”以外，当“围剿”已经证明无法在内线解决时，应该使用红军主力突破敌之围攻线，转入我之外线即敌之内线去解决这个问题。堡垒主义发达的今日，这种手段将要成为经常的作战手段。第五次反“围剿”进行两个月之后，当福建事变出现之时，红军主力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这种方法是必能确定地援助它的。此计不用，第五次“围剿”就不能打破，福建人民政府也只好倒台。到打了一年之久的时候，虽已不利于出浙江，但还可以向另一方向改取战略进攻，即以主力向湖南前进，不是经湖南向贵州，而是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此计又不用，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就最后断绝，剩下长征一条路了。”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精华、理论的高峰，毛主席用老百姓都看得懂的白话文，把一篇指导战争活剧的军事理论讲的如此生动易读，至今都能当最好的范文。全篇没有晦涩难读的语句，文风清新，逻辑严密，用词贴切。用现在照搬对面的那些什么“研判、解读、审视、模式、建构、解构、。。。”之类的“时髦”词，也来把同样的道理讲清楚，哪位有底气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