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说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军队打的第一场胜仗,只能是喜峰口大捷。
如果说全面抗战国军打的第一场胜仗,非台儿庄战役莫属。
如果说到抗战牺牲的高级将领,佟麟阁、赵登禹、郝梦麟位于前列。
可是一说地方实力派抗战,现在言必称淞沪会战,以上这些真正的胜仗名将,都不见了。弄得好像从淞沪会战开始,各地杂牌军才开始参加抗战。那七七事变打响第一枪的29军,以及最先北上支援的孙连仲、高桂滋、庞炳勋部算什么?不是杂牌军,还是没有迎着日军上去拼杀?一些人有意识要淡化华北战场的抗战,连全面抗战第一枪都想给挪地方了,首当其冲的就是以冀鲁豫子弟为主、部分陕甘兵员为辅的原冯玉祥部西北军。
不过呢,喜峰口、台儿庄的胜利在抗战史中的地位太重要,西北军的贡献抹杀不掉,以喜峰口为例,当时《大公报》有论:“今日之中国,果何从得数十万精练敢死之卒如宋部者,为整个的抗日战争乎?”,企盼中国多一点29军这样能传来捷报的队伍。当时的民众太需要一场胜利了,《风报》感言:“彼在宋军旗下战死之无名斗士,犹为今日家家丝绣生佛,而每饭馨香,不能忘其舍生取义大德者也。“
大刀能战胜枪炮吗?看什么情况,更看什么样的部队。喜峰口大捷,因为极大鼓舞了全国的民心士气,平津沪各大报不乏喜极而歌的夸张,同时也有相当客观的评价。
如《北平导报》:“以肉躯御枪炮,实为天下最困难之事,世人勿以宋氏之成功,遂轻视枪炮,以为凡肉躯皆可以抵御枪炮,盖惟有宋氏久经训练之军队,始敢言肉躯御枪炮,否则未有不失败也。”
这是说到点子上了,29军能打赢鬼子,是打出了自己的全部长项,而不仅仅是使用大刀。西北军总结长城抗战,说的是三点:一、行军能力。二、夜战能力,三才是擅使大刀。这三点就归结为一个字:练。而且是真练,长期练。
在中原大战中,满身黄呢子军服的中央军两个教导师,被吉鸿昌、梁冠英的大刀队砍的狼狈不堪,陈诚把刘峙临阵脱逃的侄子都给毙了。西北军使用大刀,起于北洋时期,不是临时起意,更不是不会用刺刀,打拳、劈刀、刺枪是西北军几十年的必训科目,当时的各路军队,步兵没有能配齐刺刀的。西北军的大刀是人手一把,不是什么“特种部队“才配。
西北军的夜战能力更由苦练而就,冯玉祥练兵,夜间紧急集合急行军是家常便饭,更苦的是夜间在冻土上挖掩体。日常的器械体操人人必练,强调锻炼筋骨和身体灵活性,因此官兵的攀墙越障能力很强,这是在山地和复杂地形上战斗的基础。
西北军一般的行军训练标准是一昼夜160里,在喜峰口第一天就派上了大用场,1933年3月9日是西北军在喜峰口、中央军25师在古北口与日军接火的第一天,29军早上九点得报,日军已追着撤退的万福麟部向喜峰口窜犯。急令刚到遵化的王长海团,以战备急行军姿态赶到喜峰口。该团以半日一百一十里的速度,下午四点即赶到关口,立即与敌接战,而且迅速就进入白刃肉搏,伤亡虽大,但后续部队上来的很快,29军在喜峰口上立住了脚,这一点对以后极为重要。
国民党中央军的行军速度是多少?恰好,在1933年有个即时参照,蒋介石在《为闽变对讨逆军训话-讨逆剿匪致胜的要诀》中规定了:每日以三十里至四十里为原则。
这个速度,只相当于日军在长沙周围湖沼地区编有重炮兵的师团行军标准,而进犯热河的鬼子步骑炮装甲车机动支队,在雪地公路行军每天能前窜百里以上。速度就是战机,29军抢的就是日军的立足未稳。
喜峰口长城的地势很特殊,城墙北侧平缓而南侧坡陡,29军如果顶不住撤下来,再攻将极为困难,进攻喜峰口的日军是关东军混成十四旅团松野尾先遣队,由步兵、骑兵、工兵、装甲车和自动车(就是载重汽车)、野炮队编成。旅团长服部兵次郎是参加过日俄战争的老鬼子,在战迹回顾中记载了大量细节,在攻击城墙时,日军用掳获的中国军队野炮弹打破坏射击无效,只有使用日制炮弹,才炸开缺口,让步兵一拥而上,“断行白兵战。”
日军看见”城墙后方为百尺余之绝壁“,29军就是在这样的地形上与敌殊死搏杀。服部记载:猛烈炮击过后,城墙上工事坍塌,枪声止息,等日军走近,突然有中国士兵,三三两两从隐蔽处冲出,抡起“青龙刀”向日军砍杀,在战死的29军士兵身上,有张自忠的训话, 29军有两打两不打的军令,即夜打白不打,近打远不打,完全是根据自身的装备条件做的规定,就是要近战夜战。
听着怎么和八路有点像?像就对了,要不怎么八十年代统战对岸,拍的是《血战台儿庄》,不仅因为西北军一直是重要统战对象,且总要有实打实的胜仗才行。要是拍个中日双方史中片纸皆无、国军各级战报里一字不见的“石牌万人刺刀大战”之类,那不是把流量段子搬到银幕上糊弄观众么。
此时坐镇南昌亲自指挥的蒋介石,正集中蒋军精锐围剿红军,在南国,西北军二十六路军起义后正以“五军团的大刀”闻名中央苏区,在北地,军团长董振堂的胞兄董升堂,是第一拨杀到喜峰口的29军主力团长。
冲入对方阵地,日军解决战斗的最终方式历来是白刃战,其“断行白兵战”是操典的规定,不是防守方想打不想打的问题。直到长沙会战期间,“断行白兵战”还见于日军十三师团师团长的训令。日军投降时,第三、十三师团是中国大陆上仅有的两个常备师团(番号在17以前的主力师团)。关于近战能力,国军抗战期间的各类作战检讨、经验汇编能见到不少,对此关键问题都“婉拒了”。只有河南省主席刘茂恩等少数人说过“日军刺枪术精良”。
国军多少次是被日军突入阵地用刺刀冲垮的,少见国军将领谈起,但可以推断出来:中央军校1941年的作战经验集提到,国军的“阵内战”法则在操典中规定不确实,部队总是演习到冲锋阶段(最后150米)就停下来,实为重大弊病。要说即使不练拼刺刀,手榴弹投掷和步机枪抵近射击都属于近战练习,该冲锋咋就歇了呢。
国军造中正式步枪,根本没把白刃战考虑进去,因为枪械实用性的唯一标准是战场,一寸长、一寸强在强敌与训练严重不足的现状下,就是生死法则。
更有1944年的松山攻坚战为证,国军拥有制空权和压倒优势的炮火,步兵已换装美械,攻击1000多日军据守的松山阵地,伤亡惨重,耗时数月才打下来。一方面是日军工事坚固,筑城水平高超,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日军虽然兵员、弹药日渐耗尽,但有失必反,反必夜袭,全是白刃战,国军经惨重伤亡夺取的阵地,屡屡被小股日军以白刃战夺回,再攻再伤亡,日军以此战法尽力保持支撑点的完整,看看每次进攻兵力和日军逆袭人数的悬殊对比,可轻重武器都已经全面压倒鬼子了。
喜峰口的29军,伤亡非常惨重,29军自己的回忆也说过,比如手刃日军炮兵军官的过家芳营长,多场战斗均谈到己方伤亡大于日军,29军打的是勇气,也是经验,一天下来,前方总指挥、旅长赵登禹就和冯治安、张自忠讲,这种伤亡战咱们打不起,十个团要不了多少天就会打光,几人一合计,一致想法是必须主动出击,不能死守着简易工事挨炸,遂决定趁黑夜绕袭敌营。赵登禹下令,隐蔽接敌,全体一律不得开枪,只用大刀手榴弹近战。各路绕袭都是以整团出击,不是只带手枪队,以当地猎户和樵夫作向导,把日军的炮阵地和辎重部队砍了个痛快。日军战史里领认多少伤亡,现在脑补什么大刀对刺刀绝无胜算,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喜峰口从29军上去,日军就没有攻动,29军始终保持着已有阵地。而且日军的指挥所和炮阵地一直在往后退,转去攻击罗文峪,29军又派有力部队急行军支援刘汝明师,日军仍然碰的头破血流,直至冷口方面的晋军防线被突破,后方受到威胁,才奉命撤下长城线。
而左翼的古北口,中央军关麟征的25师,上去三天就被打残,关本人负伤后送北平,在古北口根本就没能立住脚。后来的战斗主要在古北口以南的南天门。古北口一开始就丢了。
长城防线上,日军如果能形成突破,哪会管中国军队是中央军还是杂牌军,喜峰口没有打动,才转而移兵他处关隘寻机进攻,“自明治大帝造兵以来,皇军赫赫声威尽丧于喜峰口外”,这句话是说的29军,没说古北口,也没说冷口。长城冀东各口均是辽东通河北的通衢要道,古北口是清朝皇家围猎避暑往来北京承德的必经关隘,喜峰口自古是卢龙塞所在。日军不是傻子,也一样要减少作战伤亡,29军的坚守防御战斗,是主动出击与阵地防御相结合,与西北军守台儿庄、守临沂一样,同为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为数不多的阵地战成功战例,真要说抗战,西北军这一块就绕不过去。
29军打喜峰口,全军只有山炮、迫击炮十几门,重机枪不到百挺,轻机枪更少,步枪三分之一是汉阳造、三八式,三分之一是自购的杂械,还有三分之一是清末用的老古董,已经没有造子弹的厂子了,背着是为了充数。唯一能保证随身带着的,是人手一把大刀,六颗手榴弹。
让不可一世的关东军越退越远,直至不敢来攻,把阵地最终守住,这才真正叫“尽力了”。以后评这名将那名将的时候,拿西北军的打仗榜样比比,特别是无命令就“自行转进”的,还没打到近战就“力竭转进”的,军令是向敌正面突围,却向后涌向江边抢船逃生的,尤其是扔下部队跑路,使部队失去指挥而失去抵抗能力,让日军大量屠杀的。
哪里的兵都是好兵,主要在官。赵登禹上前线即负枪伤,喜峰口大捷是拄着棍子带队夜袭的,七七事变战死在北平南苑,他的名言才是名将说的话:我就是要让日本人知道,中国还有不怕死的勇敢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