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瞑庵杂记》记载：“曹文正公（指曹振镛）晚年恩遇之隆，名声俱泰。门生某请其故，曹曰：‘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在这里，“多磕头”是肢体语言，表示顺从、谦恭；“少说话”就是不轻易表态或言简意赅。在“伴君如伴虎”的年代，能历侍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并能让一向以挑剔著称的道光帝15年如一日地满意，这份功夫绝对高深。笔者认为“多磕头，少说话”是曹振镛在他那个时代为官几十年切身体悟的智慧结晶。 曹振镛（1755年-1835年），字俪生，号怿嘉，徽州歙县雄村人。乾隆46年，27岁的他考取进士，入选庶吉士，任翰林院编修，后升为侍读学士。到了嘉庆朝，他得到重用，先后任工部、吏部侍郎，工部、吏部、户部尚书，军机大臣兼大学士。道光年间，他成了道光帝的心腹重臣，晋升为首席军机大臣，兼上书房总师傅，封为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并赐画像入紫光阁，列为功臣之首，甚至还当过三个月的“代理皇帝”。他的仕途一马平川、步步高升、无灾无难，快到80岁才退休，当官长达52年之久。道光十五年（1835年）。曹振镛病死。道光十分伤心，亲临吊丧，下诏褒恤，赐谥“文正”，入祀贤良祠。其官宦岁月之长，所受宠遇之隆，在清一代几乎无人所能及。 有人说身为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宰相的曹振镛一生唯唯诺诺，小心谨慎，“多磕头，少说话”，琐鄙无能，养成了道光一朝政风柔靡泄沓。笔者认为，这种说法过于尖酸刻薄，也不符合实际情况。曹振镛作为首席军机大臣，从政52年的京官，政绩颇多，且没有贪污受贿的记录，能做到这一条就很难得；他一生小心谨慎，言行得体，“克勤克慎”，52年没有大的过失，可见官宦文化修炼之深。 据清史稿·卷三百六十三·列传一百五十记载：“二十五年，仁宗崩，枢臣撰遗诏，称高宗诞生於避暑山庄，编修刘凤诰知其误，告振镛，振镛召对陈之，宣宗怒，谴罢枢臣。寻命振镛为军机大臣。宣宗治尚恭俭，振镛小心谨慎，一守文法，最被倚任。” 道光七年，清廷平定新疆张格尔叛乱并活捉张格尔回北京，这是道光朝平定叛乱势力的一次重大胜利，曹振镛作为决策人员赞襄有功，支持有力，是功臣之一。道光帝为他写下：“亲政之始，先进正人。密勿之地，心腹之臣。问学渊博，献替精醇。克勤克慎，首掌丝纶。”亲书以赐之。 曹振镛三次当学政，主持乡试、会试各四次，都能尽心尽力；阅评考卷能守法遵纪，不淹没博学有才之士；对到金殿面试的考生，必预先一一校阅考卷，工作一丝不苟，不出差错。潘世恩、林则徐等皆为其门生。 曹振镛是盐商子弟，祖上以盐业起家，有一批亲属是扬州盐商。清代盐政弊病丛生，两江总督陶澍锐意整顿两淮盐政，取消商盐垄断权，但遭盐商群起反对，政策一时难以为继。双方致信曹振镛，曹振镛说：“焉有饿死之宰相家？”把祖传利益、家族利益撇在一边，支持盐政改革，这是清代一次难得成功的盐务政策。 上述种种，足以说明曹振镛并非“庸碌无为”，更不是“琐鄙无能”的。 “多磕头，少说话”，也许是曹振镛的自谦语，甚至不乏调侃和戏谑。对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和特殊的官场文化现象，是要综合各种历史因素来研究评判的，否则难免失之片面。应该说明的是，曹振镛所处的道光时期是一个特殊的历史转折时期：大清王朝正在由盛转衰；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皇权国家体制正在走向尽头，即将分崩离析；东方文明正在与西方文明进行大碰撞。面对这个“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道光帝作为东方文明古老大船上的船老大显然是不合格的，虽然他也想治理好国家，但他缺乏进行变革的魄力和能力，往往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到最后，连他自己对朝政失去了信心，心灰意冷。在高度集权的皇权国家体制下，作为宰相的曹振镛是必须跟紧道光的。面对由盛转衰国事如麻的政局始终保持与皇帝高度的一致只能是曹振镛不二的选择，“多磕头，少说话”从另一个侧面也是他的政治智慧。 作者:韵 之 2023年11月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