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编辑：nirvana
1951年10月，慈利溪口，清匪反霸斗争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各地的镇压行动都在紧张而有序地展开，监狱里更是戒备森严。
这天，一个看守民兵站在监狱门口，目光冰冷地盯着里面一个五十多岁、胡须齐胸的男子，大声喊道：“王育寅，你这个恶霸老实点！”
这个民国年间溪口的风云人物王育寅，面对民兵的喝斥，不怒反笑，冷冷地看着这个年轻人，淡然道：“你说我恶霸，我恶我倒是承认，但霸就霸不得。”
民兵被这话一怔，他原以为王育寅会慌乱或者求饶，但没想到对方竟然如此镇定自若，甚至还带着几分讥讽的意味。
民兵怒火中烧，喝道：“少装蒜！你祸害乡里，罪行累累，还敢狡辩？”
王育寅依旧不慌不忙，缓缓说道：“我王育寅自认有些手段，当年是做过不少离谱严厉的事，有些事确实是够杀我的头了。但说我霸，我占了谁的地，抢了谁的财？”
随着士兵的脚步声渐渐远去，牢房内的光线逐渐黯淡下来，王育寅站在阴影中还是一样的表情。究竟是怎样的秘密隐藏在他的心中？是那些严厉的手段背后的善意，还是他口中所谓的“承认的恶”？
壹
民国慈利旧照
王育寅，外号春胡子，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一月出生于湘西慈利县溪口镇。
他的父亲名叫王正雅，字子豳，从云南通判开始做官，一直做到蒙自道台，王正雅生了八个儿子，王育寅排行老大。
王育寅四岁的时候，因为王正雅在云南升了官，母子便都随同前往云南，直到12岁，回湖南到渔浦小学读书。
辛亥革命时期的王正雅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湖南随之响应反清，此时，王正雅受命担任湖南西北路安抚使，奉湖南都督谭延闿之命，率领湘武军一千七百人前往湖北援助。他同宜昌首义司令唐牺支的部队密切配合，最终成功打垮敌军，夺取荆州。
孙中山曾电称王正雅“奋勇能战”，对他的英勇表现给予了高度评价。
而王子豳打荆州的事迹，也成为灃水流域广为传颂的佳话。
攻克荆州后，王率部回湘，任湘西镇守十营统领，湖南第四区守备队司令，后改任常澧镇守使，“在镇九年，敬老劝学，和众丰财。” 受人称道。
杜心五（名慎愧） 青年照片
16岁时，王育寅转到北京读武城中学，17岁又由秦皇岛回湖南。20岁王育寅到日本留学，留学期间，结识了孙中山，并因其青帮关系，交好青帮武林高手、同为慈利老乡的杜心五。
王育寅于1914年加入中国革命党，孙中山任临时总统、林德轩任湖南总司令，王育寅回国任该部第三旅旅长，当值三个月后离职，又返回日本读书，就读于法政大学。
毕业之后，回国时王育寅在其父王正雅处任秘书。
结果1920年的驱张敬尧运动胜利后，各派军阀纷纷争夺地盘，王正雅在各军进逼之下，率部退保慈利，谁知常澧镇守副使卿衡扼险抗拒其入境。而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更加意外的事情，导致了王正雅竟然就此被杀。
而杀掉王正雅的竟然是他的继儿高仕魁，原来，这高仕魁的父亲为人不轨，被王正雅正法处决。
斯时高仕魁年方月余，后为姑母抚养成年，并随姑改姓张名仕魁，入伍于王正雅部，因年轻英俊，颇得王的重视和喜爱，收为继儿后任命他为连长之职，派往慈利猫儿峪驻防。
不料高长大后得知前情后，萌生了为父报仇的想法，于是他私自与常澧镇守副使卿衡商量，二人一合计，定下来一条毒计。
一方面卿衡拒绝了王正雅入境，王正雅就来找自己的继儿高仕魁，高假意设宴给继父接风洗尘，并请继父早点到来。
王正雅对此完全没有任何疑虑，一时高兴不已，仅仅只带一个卫士到猫儿峪，王正雅被高仕魁接进内堂，随从卫士和马夫在外室喝酒。
当王在房坐下时，见桌上仅摆一菜一箸一酒，问何原因，值时高仕魁凶声高叫：“我今天对你明言，我不姓张，我本姓高名叫高仕魁，我父亲是你杀害的你记得不？”
王正雅当时就愣在了原地，继而惨笑，只叫拿酒来，声称今天没什么要说的了，但这酒必须要喝好。
第一壶酒一饮而尽，第二壶酒只喝一半就醉倒在桌子边不省人事了，高仕魁命部下将王正雅抬出营门外即行枪杀。
贰王育寅得知其父被害时悲痛欲绝，领兵进剿，而高仕魁早已离开猫儿峪，前往慈利投靠卿衡部队去了。
王育寅组成常澧护国军，辖九团七千之众，自任司令兼代常澧镇守使，举起“倾家复仇”的大旗，经杉木桥、东岳观挺进垭门关，居高临下，向慈利县城驻军猛攻，卿衡的军队不支，向常德津澧溃退，后驻南县三仙湖、草尾一带，县知事谭焕章亦携印卷款逃走。
王育寅攻进县城后，一面委任雷运枢接替知事，做好安定商民，处理善后等工作，一面整训军队，准备进击。
谭延闿看到王育寅一举击败了卿衡，怕事态扩大，遂于八月初，派委员熊瑞林来慈利诱劝王育寅归降，王以严惩卿衡，洗雪父仇为条件。
此时，卿衡又带领所部营长由南县赴省晋谒谭延闿，谭许以“静待，军饷照发，卿衡仍以常澧镇守副使名义行使职权。”
王育寅见此迹象，意识到谭延闿不仅不会惩治卿衡，反而会责罪自己。而自己又声望不高，无力抵抗省军，便派人向孙中山求援，并表示愿率部攻桂援粤，孙立即派林修梅前来协助。
谭延闿感到事态的发展，将对自己十分不利，于是决心一举歼灭羽翼未丰的王育寅，以消除无穷的后患。
林修梅
林修梅来慈利后，积极主张进攻常德，认为“一克常德，声势即壮，即以讨桂大题，对于谭、赵发表宣言，便可与长沙平分湘局。”并派人联络湘西的张学济，湖北的黎天才等人以为后援。
王育寅深信不疑，乃于1920年10月13日出师东征，擎起写有“倾家复仇”字样的旗帜，向常德进攻。
18日王育寅亲率枪兵一营，梭镖队千余，由常德岗市进逼常德大西门、小西门等处。
常德方面的湖南军队五区司令刘叙彝遂下令，将大小西门，北门、上南门等处封闭，派兵布满全城迎击。
王部贺龙团长见此情势，乃率领枪兵百余，梭镖队千余，组成敢死队，向大西门猛攻，因地势不利，且众寡悬殊而撤退。
傍晚，王部在西门外、北门外一带纵火烧屋，刘军据城固守，仍未攻入。
19日上午，湖南军队宋鹤庚部李营长率一营援兵到，刘叙彝便指挥大开西门，冲锋而出，王部不支，向后退却，激战数次，死亡很大。
21日王育寅退回慈利，之后王育寅子承父职，几次复仇未成。
赵恒悌
到了1921年，所率部队被湖南督军赵恒悌打垮，全军溃散。王育寅饮恨解甲归田，到北京私人建了一栋小平房居住，常记其父仇。
叁贺龙任常澧镇守使时，王育瑛(号季雄)任贺部团长，驻常德与高仕魁同是属僚，在桌上打麻将时趁其不备，为伯父王正雅报仇，把高仕魁打死。
之后王育瑛得到贺龙为之斡旋庇护，没受到上级处分。
1926年，王育寅回到湖南，受贺耀祖委派，任慈庸桑三县清乡司令，做了两个多月后。北伐时，又离职到北京居住，当时正在北京的杜心五和王是清帮同参弟兄，经常有往来寒暄。
1937年王育寅又回湖南，居住在长沙，其妻孙探丽抱病临危，孙探丽希望她死后，继配佣女“文牙子”填房。王育寅秉遵夫人遗言， 乃与文牙子同居一生。
1938年，王育寅由长沙回到溪口故乡，他不住自己老屋而寄住在溪口街上商号“胡少记”家。
他的官场风格犹存，私人有两支短枪，卫士王家学时刻侍从左右。
王育寅的文学知识渊博，天才超群。
当时溪口商贾们的流水账，经他一看，即时能够按顺序记下来，在街上走路看见有什么布告或广告，经他过目即时成诵。他这中才智在当时的乡间是很罕见的，所以溪口各界都非常钦仰。
虽说他是天才，但他性格古怪，一身装束标新立异，与众不同，他既不穿西装，又不穿中山服，通常是上身穿青色开胸式便服，下身穿一根长不长、短不短的七分裤子，他自称为春装，头戴青色礼帽，行坐都是挺胸亮腹。
那时他已经是年届五十多岁，胡须齐胸，目光炯炯，俨然一位大将风貌。
王虽然接受过很多现代教育，但是为人好讲古礼，他对长辈或兄长们非常尊敬，有所请时唯命是从。
而晚辈们遇着他，必须立正道旁行鞠躬礼，这样才引起他的好感和赞美，不然他怪起来也很无情的。
肆1939年，慈利县府派一位姓杨的乡长到接溪口接任乡长之职，这杨乡长还是懂礼数，头天晚上才到溪口乡公所下马，第二天一早就来王育寅司令官寓所拿谒请安。
当见面时杨乡长自我介绍，说明出任溪口乡政事宜，不料王育寅大发雷霆，对着杨乡长是一顿臭骂：“么子乡长，不懂礼，哪个派你的，我不知道，你就是冒充政客！”
于是立即喊卫士王家学，把他双手反背捆起来，杨乡长被吊在房梁上喊天叫地：“我错了，请司令官恕罪。”
经过好几小时，无人讨保说情，王育寅才消火气说：“你既认错，那就算了，放他下来回去吧！”
当杨乡长被释放后，骑上马，不辞而归跑回老家去了。
1941年，大庸警察局中队长龙国卿，带人枪二十有余，因公由慈利返回，路经溪口镇投宿，未派员向王育寅通报。
当天被人发觉有不明枪兵在街上驻宿，即向他报知情况。他得悉后，派员将该部队长龙国卿请去，一见面就喊卫土们把龙队长捆绑起来，鸭子扑水吊在梁上，又派学生队将其枪弹全部缴获，说他是冒充警察，没有公出护照要以匪论。
幸得溪口乡长朱熙候与龙国卿有交情，为其说情才被释放，枪弹完壁归赵，让他返回大庸。
从此以后，春胡子的恶名远传县乡。
当时王育寅之所以恶，乃恃其堂弟王育瑛是现职副军长兼一九八师师长、系慈庸两县头等势力人物，再加上有溪口朱国民自卫武力拥护，故此大胆，对地方上不三不四来路不明的人不客气。
还有一次，大庸的巨商龙达仁经营大批木材，从溪口街上通过，王育寅知道后，令他给街上做50个垃圾箱、50个太平缸，然后才放他回去。
当时，慈、庸两县政客们也把他无可奈何。但是王育寅对老百姓那是正人君子，非常和蔼亲切，不论什么老百姓请他写对联，他是百求百应的。
1930年，溪口自卫队长王恩灼，拥有人枪半百，部队驻在溪口月亮凸上碉堡内。
因王恩灼的妻子田氏，原是其族叔、溪口区第一任区总王槐初的小老婆，王槐初在长沙病故后，王恩灼私通而后结婚。
王育寅对家族规矩很重视，见王恩灼是王槐初的下级排长，又是族侄，哪有婶母配侄儿规章，虽然田氏由娘家续回再改嫁的，究竟匹配王姓两代，不伦不类，实感不当。
但是当时婚姻法已经开始普及，提倡男女婚姻自由，王育寅又无权干涉，心中有一百个不满，他就借故说王恩灼不应该在关门垭上设盘查哨，九渡溪有些什么坏人需防备？
于是写个条子派人喊朱国民、唐厚卿(九渡自卫队长)速来溪口把王恩灼几支枪拿下并消灭。
朱国民得到王育寅师叔（青帮中人的称呼）的命令，当然唯命是从，就约慈利朱春吾、姜斌等人枪百余，趁夜来到溪口把碉堡包围得水泄不通。
王恩灼正处在危险之时，王正殿（房叔）、王镇宇(堂兄)二入来到溪口向王育寅说情宽恕，要求放王恩灼一条生路。
王育寅见长辈说情，不敢违命，于是又传令叫朱国民停战，放王恩灼出来让他回了其阳和老家，这件事就罢了。
这次捉鬼放鬼的把戏演得非常惊人，在战斗时王育寅独坐高楼，开怀畅饮，而街邻不知底细，闭门毛骨悚然。
伍
1934年，王育寅为了尽一点桑梓义务，私人在溪口镇创办了澧西中学。他将王氏祖祠、父亲生前的公馆以及万寿宫庙宇共三栋房屋作为校舍。
王育寅还自愿拿出他兄弟们共有的安乡槐园垸田产，每年实收8000担租作抵押，向湖南省教育厅立案，成立了学校董事会。
王育寅任董事长兼校长，每年抽他安乡应分得租谷1300担作为校中教职员丁薪俸开支，将溪口兄弟们的130担公有租谷，他从中分得30担作为在校吃酒之用。
对学生每人每期收俸谷5斗作老师口粮，再收学杂费谷三四担，对家庭贫困学业优秀子弟免费收录。
当时有个叫朱和清的学生，母吴氏靠给外人洗衣度日，王育寅见朱和清在小学成绩优异，让他进澧西读书毕业，没收他一点学费，只要他在上下课时负责打铃。
诸如此类免费收录的工读生，每班都有四、五人，或者吹号，或帮校丁从事一点杂务。
这证实王育寅对可造优秀子弟，愿尽心尽力培育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术。
为了解决学费问题，1941年在植树节（即孙中山逝世纪念日），王育寅发动全校师生在溪口镇周围的山上种植了1000多亩桐树，三年后树木收益，无代价退还给各山主。
此外，他的教学方针与其他学校不同。他根据抗战时期的需要，将军训作为主要课程，每期聘请六七名军训教官，任教的教官都是黄埔军校毕业生或有军籍的退伍军官。所聘请的课程教员也都是大学生或有留洋背景的人才。
王育寅不仅担任毕业班的语文和作文老师，还全心投入军训。虽然学习重要，但军训显然更能提振他的精神。每天早操成了学生们的必修课，每人发一根童子军木棒代替枪支。出操时，学生们分成四路纵队，前排的号兵吹着行军号谱，浩浩荡荡地穿过街道，直奔操坪，除了没有真枪，看起来怎么都像一支正规军队。
军训项目则一应俱全，每逢整队检阅时，王育寅总是亲自披挂上阵，穿着非主流的春装，绑上泥子绑腿，带着一大队教员和教官，颇有几分威风。进入操场时，执行官一声立正口令，向他行军礼，报告到操受检人数，然后退到队列前听候检阅。
王育寅曾说，这套做法一方面是为了培养文武双全的人才，另一方面则是他自己的小癖好。毕竟，每天看着学生们挥舞木棒，装模作样地排队行进，他总能在脑海中幻想自己指挥一支英雄部队，那感觉，简直妙不可言。显然，对于他来说，这也是一份别样的“官瘾”满足。
尽管对军训严格，但王育寅对学生非常关爱。
每天晚上，他都会手提马灯亲自查铺，他对老师们说：“学生就是儿女，可不能怠慢。”
有一次，一位叫杨荣华的老师体罚学生，王育寅毫不犹豫地将他辞退了。
1942年，抗日战争期间，王育寅自愿向当时的国民政府捐献500担稻谷，以支援抗战军需。为此，他受到了当时军政部长陈诚的表扬，并获赠一面锦旗作为奖励。
1943年，东北难民小学生400多名在几位男女老师的带领下，逃亡到溪口，在那里住宿了四天。王育寅私人承担了三天的生活费用，街坊邻居们则供给了另外一天的食物。
当学生们整队准备离开溪口前往大庸时，请王育寅出来训话。他走到孩子们面前，看到这些小学生们万里迢迢来到溪口，有的脚已经走肿了，疲惫不堪地站在街上唱着凄凉的流亡曲。他的心一下子被深深触动了。
这些孩子们，原本应该在温暖的家中享受童年的快乐，却因战乱流离失所，跟随老师饱受风霜之苦，无家可归。
看到这一幕，王育寅心中充满了悲伤和愧疚。他想着国难当头，儿童们承受着如此沉重的负担，心里感到无比沉重。
他努力平复自己的情绪，想要说几句鼓励的话，但喉咙却被哽住了，眼眶中的泪水再也忍不住。他站在那里，眼泪顺着脸颊滑落，无声地表达着心中的痛楚与无奈。
最终，他只能含着泪与孩子们告别。
王育寅自从创办澧西中学后，就搬到学校内居住。他和教职员工们同餐，共同生活，一切用具都是学校的，自己原有的一小部分碗碟也都献给学校。他以学校为家，把个人生活简单到极致，仅有几套冷热衣服和一床铺盖。
他每天早起晚睡，操心着学校的每一个细节。从课程设置到学生的生活，他都亲力亲为，力求做到最好。而且他对每一个学生都关爱有加，经常亲自检查宿舍，确保他们的生活条件尽可能地好。
陆1945年1月，溪口镇悔晦堂药店的主人李崇伯正在接待年客，王育寅与街上的士绅们也在一起畅饮，气氛热闹非凡。
正当大家酒兴正酣之时，在坐的朱纯源的大儿子朱熙焕，也在家中喝酒，谁知这一喝就喝醉了，跑上街头，当见到王育寅和文牙子夫妇不在家，朱熙焕便趁机跑到王育寅的寝室，从床上摸到了王育寅的一支短枪，然后飞快地跑了出来。
朱熙焕一路狂奔，来到了李崇伯的大门口。
他停下来，大声喊叫：“春胡子，我是程咬金。明人不做暗事，你的短枪我拿来用，人家怕你我不怕你！”
他声音洪亮，引得周围的人纷纷侧目。
话音未落，朱熙焕便一边喊，一边冲进药店，目光扫视了一圈，拿起药柜台上的药舀，向王育寅打去。
当王育寅见机不对，身一斜没被打中，朱纯源吓得起身离坐来制止儿子胡闹。
朱熙焕见父亲站身出来，便回头跑了，在座乡长王仁元同时起身把朱纯源拉住，顺势追赶朱熙焕去了。
朱纯源见王仁元去追，回身跪在王育寅面前大哭认罪。王育寅双手扯起朱纯源对他说:“我是相如，你是廉颇，熙焕傻瓜不知天命。纯源，我不会怪罪你的。”
事后王乡长把枪拿回来，放回王育寅的床上，从此朱纯源更加钦敬青帮的师叔王育寅。 1941年，慈利县政府派任王育寅为溪口乡戒烟所长。他接到派令后，迅速展开行动，任命学生为戒烟纠察队员。
首先，他在街上采取强硬措施，将街上一些知名的吸毒男女，不论他们的亲缘关系或社会地位，全都抓进学校关押起来，日夜派学生看守，逼迫他们戒烟。
这些吸毒者的生活由各自家庭负责，学校只提供茶水。
遇到晴天的早晨，王育寅就会亲自指挥，将这些烟犯一棍赶到虎形凸山顶上，跪倒在地向太阳磕头礼拜。
他还要求所有人动作必须一致，不准有先后混乱。如果有人不服从，回到屋里后，他们面临的惩罚不是上吊就是铜棒伺候。王育寅对这些烟犯毫不留情，坚决执行严格的惩戒措施。
他态度相当强硬，即使面对的是熟人或有权势的人，他也毫不手软。这种严厉的戒烟方法虽然引起了一些争议，但却有效震慑了那些试图继续吸毒的人，使得溪口乡的毒品问题得到了显著遏制。
经过一段时间，多数烟犯心服口服地戒了烟毒，但也有口是心非者，后来成了埋葬他的隐患。
1946年溪口乡公所聘请王育寅为溪口乡调解委员，专处理一乡民事诉讼问题。
当时由乡公所定期邀请各调解委员到场评议调解，王育寅从不缺席，并细心分析问题，秉公处理，毫无偏见。
倘若遇到横蛮无理，不服调解者，休怪他做事绝情，他就用大人教小儿的办法来个蛮打，直到告饶认错为止。
当时溪口乡的治安搞得很好，既少人打官司，又没有偷摸盗窃的事情。他还提倡打锣巡更制度，深受人民欢迎，至今还保持这个良好传统。
王育寅对有才的人十分喜爱，同样要别人一样喜爱。
溪口小学一位青年教师，名叫汪清云，因为任教尽职、尽心、尽责，讲课务求学生得到深解，为人也正直，可以说是一位少年老成，引起王育寅对这位青年教师发生好感，并很重视和喜爱他。
溪口街上有时请酒设宴，王育寅在请帖上一看没有汪的名字，他就在自己名下批个谢字，表示不列席；若帖子上有汪清云名字在列，他就批个知字，不用再催请，到时他邀约汪清云尾随到席，这是溪口街邻家喻户晓王育寅的脾气。
1950年正月，王育寅主动把私人两支短枪向溪口区政府缴上后，10月被扣押在班房内，1951年1月11日上午在溪口伏法。
在押期间看守士兵叫他恶霸，他答复说，我恶倒是承认，霸就霸不得。
在土改时他家除没收儿套冷热衣服，一铺被盖外，其他的什么也没有，一无房屋，二无蓄积，没霸占外人一草一本、一针一线。
他一生不贪钱财，恶而不霸也是名副其实的。千秋功过都由后人评说去吧。
结语就像我们这些日子以来写过的许许多多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治理乡村的士绅阶层一样，王育寅的一生，同样是旧中国乡村社会的一个缩影，他的行事作风和性格特点，都深深地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
在这一类人物身上，我们通常都可以看到刚烈和强硬的个性，这在他的行为处事上就能可见其端倪，不论是对待来上任的乡长还是经过溪口的警察小队以及惩罚抽大烟的人，他的行为都体现出了其霸道的一面，这个性格同样反映到了他对待家族内部的传统道德和封建礼教的坚持上，所以你有时真的很难想象他是一个海归法政专业毕业的大学生。
如果在他身上还能看到他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的样子，那就是他对待教育的执着态度，我一直很欣赏在那个年代乡村办学、启迪民智的人，毕竟一个对待教育有责任感的人，应该是深知教育对民族复兴意味着什么的人。
在整个办学中，他亲力亲为，从学校的筹建到课程安排、教师聘用，再到学生的日常管理，无不倾注了大量心血。
这种责任感不仅体现在物质支持上，还体现在他对学生未来的深切关注上，希望通过教育为国家培养更多栋梁之才。
所谓性格决定命运，他的一生正是性格与环境交织的产物，所以也做出了那么多备受争议的行为，这也为后人留下了深刻的思考和反省的空间。
参考文献：
朱治平：王育寅记略
唐庆：王育寅复仇始末
慈利县志：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