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山西盂县的一个小山村，18岁的侯冬娥正忙着给地里干活的家人准备午饭，村口突然传来密集的枪声。 铁锅里的玉米糊糊噗噗响着，侯冬娥撂下勺子就往院门口冲。土墙外，人影乱晃，哭喊声和日本话混在一起，越来越近。她回头看了眼灶台，火还没熄，烟囱冒着细细的烟。 她本来该往村后山洞跑的，可脚却钉在地上。隔壁刘奶奶家静悄悄的——刘奶奶瘫在炕上大半年了，儿子前几天刚被拉去修炮楼。枪声这会儿已经到了巷子口。 侯冬娥咬了咬嘴唇，扭头就冲进了刘奶奶家。屋里黑乎乎的，刘奶奶正撑着身子想往炕下挪，见着她，眼泪就下来了：“娥子，你快跑，别管我……” “别说话！”侯冬娥瘦，力气却不小，连拖带拽地把老人弄下炕，搀着她往自家后院挪。后院墙角堆着高高的玉米秆，她扒开一个窟窿，把刘奶奶塞进去，又飞快地把秆子复原。刚弄完，前院门就被踹开了。 两个日本兵端着枪进来，刺刀明晃晃的。侯冬娥站在院子当中，手在围裙上擦了擦。“你的，看见八路没有？”一个兵问。 侯冬娥摇摇头，指指灶房：“做饭呢，太君。”她心跳得像打鼓，脸上却木木的。另一个兵用刺刀挑开屋门帘，往里瞅了瞅。炕上被子凌乱，灶台的火还温着，案板上放着半个没切完的南瓜。屋里确实不像藏人的样子。 日本兵又转到后院，刺刀在玉米秆堆里捅了两下。侯冬娥觉得嗓子眼发干。就在刀尖快要捅到深处时，村东头突然传来爆炸声，两个兵对视一眼，骂咧咧地转身跑了。 侯冬娥腿一软，扶着水缸才站稳。等脚步声彻底消失，她才跑到玉米秆堆前，轻轻扒开秆子。刘奶奶蜷在里面，脸煞白，手里紧紧攥着个小布包。 “没事了，奶奶。”侯冬娥把她扶出来，发现那布包是个褪了色的荷包，里面装着几张发黄的纸，隐约能看见“地契”两个字。刘奶奶把荷包按在侯冬娥手里，手抖得厉害：“娥子，这个……这个你替我收着。我要是没了，你交给我儿……” 侯冬娥没接，她把荷包仔细塞回刘奶奶怀里，搀着老人往屋里走：“您好好活着，自己交给儿子。”灶上的玉米糊糊已经糊了底，她刮了刮锅，盛出两碗稠的。 那天傍晚，侯冬娥的父母从山里回来，听说村里被抓走了三个人。刘奶奶的儿子后来逃了回来，看见老娘完好无损，这个三十多岁的汉子，蹲在侯冬娥家院门口哭了一场。 很多年后，侯冬娥还记得那锅糊了的玉米糊，记得刘奶奶塞过来的荷包。她说那天自己根本没想太多，就是觉得，不能让一个动不了的老人在自家炕上等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