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11月16日中午，上海虹口西体育会路的工商银行储蓄所传出两声枪响，女营业员朱亚娣倒在后门边的血泊里。
在附近吃午饭的同事听到喊声和枪声赶回来时，凶手已经钻进弄堂消失得无影无踪，储蓄所的钱箱完好无损，柜面上的现金分文未动，地上只留下两枚五四式手枪弹壳。
三天前，“茂新”号客轮乘警值班室刚发生失窃案，两支五四式手枪、一支六四式手枪和两百六十八发子弹不翼而飞，坊间已经有了不少流言，储蓄所持枪杀人的消息传开后，整个上海的街头笼罩着不安的气氛。
公安部的督办电话当天就打到了上海市公安局，六十岁的刑事侦察处处长端木宏峪临危受命担任专案组总指挥，并且立下了十天破案的军令状。

端木宏峪收拾了三条香烟、一斤茶叶直接住进了专案组办公室。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原八支队支队长袁坤一后来回忆，老端木那阵子总坐在办公室的藤椅上闭目思索，外人看着像是在打盹，其实脑子里一刻不停地梳理着线索。有时候他会忽然惊醒，摸出香烟点上，喝一口浓茶，立刻就能指出哪个排查方向有疏漏，哪条线索还能继续深挖。
现场勘查和弹道鉴定的结果很快出来，储蓄所现场的子弹批号，与“茂新”号被盗子弹完全一致。没等侦查员们充分讨论，端木宏峪当场拍板两案并查——盗枪是为实施犯罪准备工具，持枪抢劫是盗枪的直接目的，两案嫌疑人高度重合。这个决断直接收拢了分散的侦查力量，为快速破案抢出了最宝贵的时间。

就在并案侦查的同一天下午，一线摸排出现了关键突破。
案发当晚下过一场小雨，案发次日，上海外国语学院的群众向走访的侦查员反映，储蓄所旁的路边停着一辆七八成新的黑色永久牌自行车，从案发前停在那里后，整整一天一夜没人挪动，座垫上还沾着未干的雨水。
在八十年代的上海，永久牌自行车是普通家庭的大件资产，几乎没人会把价值近半年工资的车子随意丢在街头过夜，这个反常细节立刻引起了侦查员蔡海星、钱梁的注意。端木宏峪接到汇报后当即判断，这极有可能是案犯作案后仓皇逃窜、来不及骑走的代步工具，他要求技术队立刻提取车上的指纹，同时通过车辆钢印和牌照核查车主信息，全程只用了三十分钟就查到了车主——退休工人单师傅。单师傅证实，案发当天早上八点多，儿子单志龙的同学于双戈上门借走了这辆车，说要去办点事，说好下午还，却一直没见人回来。

这条线索瞬间把原本宽泛的人海排查收窄到了具体的人身上，刚好与“茂新”号盗枪案的重点排查名单对上了——曾在船上担任乘警、后因违纪被调到公交一场当售票员的于双戈，本就因熟悉船上环境、有盗窃前科被纳入视线，自行车物证的出现，直接将他的嫌疑拉到了顶点。
端木宏峪没有丝毫犹豫，立刻带队登门找到于家，于父起初神色镇定，称儿子许久未归，可谈话间目光总下意识瞟向茶几上的铁皮盒子。端木宏峪没有绕弯，直接指着铁盒子发问，于父的手瞬间抖了起来，掀开盒盖，里面整整齐齐码着数十发手枪子弹，批号与被盗子弹完全吻合。心理防线被突破后，于父如实交代，案发当天清晨于双戈曾短暂回家，腰间别着枪，没说去向只说要出去避风头。
于双戈有过乘警经历，具备一定反侦察能力。他没有按常理逃往山东莱阳老家，也没有直奔南方试图出境，而是先在市区多次换乘出租车绕圈，从老西门到曹家渡，再辗转到莘庄搭乘长途汽车南下。一路上他涂改工作证，将名字改成“王双划”，几经辗转最终躲到了宁波的远房姑妈家。
专案组最初将排查重点放在山东和广东方向，不少侦查员认为于双戈要么回乡藏匿，要么南下外逃。端木宏峪没有局限于这两个方向，他逐一审视于双戈的社会关系，最终决定从其女友蒋佩玲身上寻找突破口。经过政策攻心，蒋佩玲最终交代，于双戈曾提过宁波有位姑妈，走投无路时可能会前去投奔。消息传到专案组时已是后半夜，端木宏峪立刻致电大案队队长谷在坤，命他带队乘最早的班车赶赴宁波，再三叮嘱务必生擒嫌疑人，避免出现伤亡。

在宁波当地警方配合下，侦查人员在姑妈家周边布控蹲守两天，最终在一个清晨将出门买东西的于双戈当场抓获，从他随身包中搜出剩余的两支手枪和百余发子弹，人赃并获。捷报传回上海专案组时，距离案发仅过去七天八夜，比端木宏峪立下的十天期限提前了两天多。
后来不少人将这起案件视作端木宏峪“江南名探”的代表作，称他为东方福尔摩斯，可他本人始终不认可“神探”的说法。他生前在接受采访时说：“天下哪有什么神探，有的只是有案必破的决心，不断思索破案路径、不断积累经验、不断挑战自我的刑警。”
这桩案子的精彩，并不在于离奇的作案手法或者玄妙的推理，而是一位老刑侦从业者，将数十年的办案经验、对人性的洞察和沉稳的决断力，贯穿在办案的每一个环节里。
他果断拍板并案，源于对同类案件作案逻辑的熟稔；他抓住一辆无人认领的自行车顺藤摸瓜，是深知反常之处必有蹊跷的办案直觉；他一眼识破于父的掩饰，来自无数次走访审讯练出的观察力；他能从繁杂的社会关系中精准定位宁波这条线索，是因为摸透了人在绝境下的行为逻辑。